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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仁尼琴:十月革命不是“革命”而是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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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翁不赞同十月革命,一直将之视为十月政变。他不喜欢列宁,但也承认列宁不是魔鬼,而是个能力和勇气非凡的人,不轻易放过任何一个机会,“这便是天才与非天才的区别”。

有时候,文学的盛事并非多少名流权贵济济一堂,它更可能是文学乃至思想层面上一次沉默的沸腾。某种意义上,《红轮》第二部的国内首发属于后者:一次沉默的沸腾——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苦心孤诣70载写就的史诗式巨著《红轮》,其第二卷《1916年10月》的中文版,历经磨难,终于在近日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和时代华语图书重磅推出。

2008年,89岁的索翁辞世,此前他就曾多次表示,自己最重要的作品并非是令他名扬全球的《古拉格群岛》,亦非将他推上诺贝尔文学奖宝座的《癌病房》、《第一圈》,而是这部卷帙浩繁的里程碑式作品——《红轮》。

因为这是他耕耘了一生的书、背负了一生的十字架。早在1936年11月18日,就读于罗斯托夫大学数学物理系、酷爱历史及文学的18岁少年索尔仁尼琴便立下志向:“我要创作一部有关俄罗斯革命的长篇小说。”

2006年11月18日,《红轮》完整版作为《索尔仁尼琴全集》(共30卷)的7-16卷,终于得以在莫斯科出版,虽然印数仅有区区3000册,但他仍然老怀大慰。毕竟,这是他70年人生起伏、心路历程之集大成者。

古来好书皆寂寞。《红轮》中文版的问世,同样相当曲折。第一部是从1996年便由9位俄语界权威开始翻译,历时两年,但由于种种原因,其真正问世也是在今年。而其中的两位译者已经撒手人寰,令人不胜唏嘘。

60年来,独缺二月革命的小说

他不放弃任何收集素材的机会,在集中营里一边忍受苦役和冷眼,一边主动与二月革命的目击者攀谈、记录

《古拉格群岛》将索翁送上了文学的神坛,但较之于《红轮》,其创作并不复杂。诚如他本人所说,身处集中营多年,耳濡目染,积累的一手资料太多,囚犯的命运太多舛,只需将之忠实而勇敢地记录下来,就能成为振聋发聩的传世之作。

反之,困扰他一生的,却是如何理解1917年席卷俄罗斯大地的革命风烟:二月革命的前因后果如何?现实是否会重蹈历史的覆辙?革命是不是俄罗斯的宿命?

1970年,收获诺贝尔奖的索翁更是坚定了继续创作《红轮》的决心:“令人倍感惊讶的是,近60年来,竟然没有一部小说反映过二月革命这样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回忆录、学术著作如汗牛充栋,但独缺小说……就像是专等着我来弥补缺憾一样。”

《红轮》的俄文版共有6246页,外加134页没有完成的内容提要,占了作家全集的1/3篇幅。数学专业出身的索翁,摒弃了传统小说中“章”的概念,第一次引入了“节”的概念,按他的说法,每个节点都是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有无数的可能。全本共四个节点,从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东普鲁士战场开篇,直到1917年4月二月革命失败、布尔什维克夺权已成定局终了。其实,这只是作家先前设想内容的1/5,他原本打算写20节、五部曲,一直到1922年春,他甚至给其他的16节都作了概要,还缀了五个尾声……

有人说,索尔仁尼琴所完成的历史考证工作,放在今天需要一个历史学者团队才能胜任。

索翁自立志为俄罗斯历史上这场最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写书立传后,就不放弃任何收集素材的机会,他在集中营里忍受苦役和冷眼,同时主动与二月革命的目击者攀谈,并将内容详细记录下来。

后来,因政治原因流亡国外,他也抓住一切条件同第一拨白俄移民接触。造访瑞士期间,仍然惦记着考察列宁当年在此的活动。在美国佛蒙特州的小镇上,他和妻子一住就是近20年。他不学英语,一直坚持用俄语创作《红轮》,他说:“知识分子最担心的,就是被迫离开祖国,离开自己的语言。”

有趣的是,《红轮》各节最早是在海外出版,直到1990年索翁恢复苏联国籍,这些作品才出现在俄罗斯,被零散地刊在《星星》、《我们的同代人》、《涅瓦河》等著名杂志上。

史诗与文艺

他认为治国如烹小鲜的铁腕普京,是俄罗斯最伟大的改革家之一

索翁曾说,《红轮》不是对历史的宣判,而只是给人们评判这段历史提供了一个机会。其中90%的内容都是真实的,10%属于文学虚构。

借着贵族军人沃罗滕采夫的目光,我们窥见了20世纪上半叶俄罗斯的众生百态,这里有重大的历史事件,亦有对革命的反思。

索翁不赞同十月革命,一直将之视为十月政变。他不喜欢列宁,但也承认列宁不是魔鬼,而是个能力和勇气非凡的人,不轻易放过任何一个机会,“这便是天才与非天才的区别”。

无论是舒尔金、科尔尼洛夫,还是杜撰出的沃罗滕采夫,都寄望于领袖、强权者的出现,但一直失望。舒尔金感叹说:“没有人具备身为独裁者的能力,不管怎样,如果今天出现一个强大的政权,或许俄罗斯会被救赎……”

换言之,他们都明白,惟有铁的意志才能拯救俄罗斯,但一切都陷入瘫痪,无论是个人的命运,还是国家的未来,所有人都必须承认失败。沃罗滕采夫的话便是最好的总结:“我的上帝,周围发生的是什么!大家都神智不清!”从中也可以窥见索尔仁尼琴认同普京主义的原因,他认为治国如烹小鲜的铁腕普京是俄罗斯最伟大的改革家之一。

小说中描写的历史是悲壮的,其对题材精神价值的追求难免会影响作品的文学性,而历史的乱世也带来了作家叙事的芜杂。索翁跟托尔斯泰很相似,在创作小说时,他总是迫不及待地想要额外赋予小说之外精神层面的东西,如对人生意义的探究,对社会救赎的追寻。

孤独与幸运

西方最初认为他是苏联民主斗士,发现自己失算后便抛弃了他

索尔仁尼琴的一生注定孤独。

作为遗腹子,他从小就与母亲相依为命,低年级时,因坚持佩戴十字架,不愿意加入少先队而被视为异类,还因定期前往教堂而受到过警告。

8年的劳改及流放生涯令他健康状况恶化、1953年罹患癌症,而前妻子迫于压力,一度跟他分道扬镳。然而,他不但奇迹般地战胜了癌症,还将这段经历写成了著名的小说《癌病房》,并为《红轮》积累了素材。

妻子的离弃更让他邂逅了一生的最爱——纳塔利娅,两人鹣鲽情深,共同养育了3个儿子,相伴走过了30多年艰难而美好的家庭岁月,这也是《红轮》创作的黄金时代。

西方最初认为他是苏联民主斗士,发现自己失算后便抛弃了他——他信仰的是宗教爱国主义而非民主。他抨击西方社会的享乐主义、惟利是图,所以,流放海外后,他不再是西方眼中的异见英雄,而是个利用价值一落千丈的偏执狂。

而在俄罗斯国内,他同样为政权甚至民权斗士所不容。有人讥他保守、不合时宜,有人讽他有大国沙文主义情结,还有人给他泼脏水,说他与克格勃有染。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萨哈罗夫就尖锐地批评他的思想堪比斯大林的极权主义,是反民主。

人生暮年,他荣归故里,但其理念在国内外都已不入时。他在电视台开的谈话节目因收视率低,播了几次就草草收场,于是他把自己关在别墅中,不接受采访,不参加任何活动,蛰伏十多年,直至辞世。

他又是幸运的。

很早就开始创作小说,但都是揭时代伤疤,没有任何文学杂志愿意发表,直到1961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生》得到《新时代》总编、著名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赏识,被邀到莫斯科彻夜长谈。他还要感谢赫鲁晓夫,这位时常被人讥讽为“玉米总书记”的乌克兰人虽然文化不高,但却在政治局会议上不遗余力地为他争取出版权。小说终于在1962年问世,轰动全球,他也因此加入了苏联作协。

他创造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奇迹,第一部小说出版8年后,他便摘下这顶文坛桂冠,在该奖历史上,这是绝无仅有的。

他与杰出的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惺惺相惜,音乐家让生活捉襟见肘的索氏一家到自家别墅居住,并试图帮他将手稿带到国外出版,在索氏获得诺贝尔奖、处境艰难之时,音乐家给包括《真理报》在内的四大报纸发公开信为其辩护。

当年,苏共中央政治局曾经对他的命运进行过讨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都主张逮捕并流放他,还是安德罗波夫力排众议,坚持只是流放,他才有机会潜心收集素材,创作《红轮》。

信仰的十字架

虽然叶利钦访美后第一个电话就打给他,后来又授勋于他,但他拒领奖章,甚至后来欲将叶利钦告上法庭

索翁将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称为“黄轮”。他虽未亲历1991年的变革,但却认为叶利钦时代的民主是一场闹剧,偶像、价值观顷刻间发生巨变,人人都想一夜暴富,但没有人敢于拍胸脯说“不要去偷”。

虽然叶利钦抵美访问后第一个电话就打给索翁,后来又隆重欢迎其回国并授勋于他,但他拒领奖章,甚至后来欲将叶利钦告上法庭。

在《红轮》中,索翁感叹美德的消失。正义、理性、节欲和勇敢,这是农耕时代俄罗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失去这一切的红轮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空转。他更认为在黄轮时代生活不比红轮时代轻松,红轮是无需隐藏的,但黄轮是打着虚假的口号出现的,它同样从精神上戕害了很多人。黄轮的滚滚向前令索氏深感忧虑。

妻子纳塔利娅如此解读《红轮》的价值:“这是作家给大家提供的一面镜子……倘若您勇敢地进行自我认知,有能力接受最终的结果,那么他的努力就没有白费……重要的不是谁对了。重要的是弄清楚,在所发生的一切中,究竟有什么东西可以弘扬,为今日所用。这才是重要的!”

阅读《红轮》不啻为一种考验。毕竟70年来,无论是作者、读者、俄罗斯,还是整个世界,都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俄罗斯人崇拜天才、景仰殉道的先知,集此特质及人生经历于一身的索翁,对此却难得的清醒,他多次表示:“我不是持不同政见者,我只是个作家。”

当新时代的“黄轮”碾过旧时代的青苔,昔日“红轮”在悲情俄罗斯土地上留下的痕迹已渐渐模糊。然而,踽踽独行的索翁,独自叩响了俄罗斯命运的大门,将足印留在人迹罕至的青苔上,更将思索留给后人……他说:“我只希望成为一段记忆。一个经受了最多苦难民族的记忆。”

(童师群/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