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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洁平:清华蒋方舟拒绝装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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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让她觉得很悲哀,“他们对体制那么顺从,那么主动地去接受,那么不抵抗。顺应各种潜规则,很轻易地去与体制共舞,而且舞得很漂亮。我真的很害怕这个。他明知不好,但抢到了算自己的。装糊涂的人太多。”

如果你在清华大学念书,是学生会的成员,或者加入了哪个风生水起的学生社团,也许在某个活动或者某场饭局,你会遇到一个肤白貌美的姑娘……

她和其他姑娘不一样。她会很直接地盯着你的眼睛,不打底稿地问:同学,你怎么看艾未未?你相信温总理说的话吗?你,怎么看政治改革?

没有时间打腹稿。不要躲闪她的眼神。如果你躲了,她知道你害怕这类问题,她会对你失望;当然,如果你讲些阳奉阴违、不咸不淡的说辞,她也会对你失望。你很紧张,觉得她在观察你。是的,她也毫不讳言这一点,她就在观察你。而且是系统的、目的性很强的观察。她自己都承认:“非常刻意、非常做作”,“没办法,天生是个做作的人啊”。

这姑娘是蒋方舟。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大三的学生,出生于一九八九年末,游离在八零后和九零后的交界地带,少年早慧,九岁出书,十一岁出长篇小说,在进入清华大学之前,一直走“小清新”路线,“把自己洗脑成一个应试教育最和顺的对象”,觉得“上清华已经是最牛逼的事情”。

她自己也没想到,在大学过了三年,她已经无法不谈艾未未,无法不讲李庄、钱云会,无法不关心温家宝和薄熙来了。这个转变发生在大学一年级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课程上。“完全是反弹。我真是被意识形态围追堵截之后,开始找一条生路,我又不想说我听过就算了,我想证明你是错的,想证明你不能这样教下去。你不能在课上堂而皇之就来骗我。”

她觉得现在,自己是“明白”了。她说自己目前最困惑的问题,不是中国往何处去,而是“对方会打什么牌”。语态之成熟,俨然是混迹政论界多年的模样。

但是身边很多同学还“糊涂”着,或者是在“装糊涂”。这让她一度觉得非常非常焦虑。

“去年学校里开始张罗百年校庆的事儿,把领导人的像一一搬出来,我就意识到,我在清华,我身边,我周围的同学,以后是会成为中国真正的精英阶层的人。”蒋方舟说:“我开始有意识地观察他们,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以后会成为谁。”

香港作家陈冠中的寓言小说《盛世》里提到的那个一心要进中宣部的大学生“韦国”,也给了蒋方舟很大的启发。她说自己身边就有这样的同学。她于是会更刻意地混进学生会之类的学生“官僚机构”,混进去和他们搭讪,聊天,“非常刻意且做作地去调查他们怎么想,会怎么样”。

于是这是一幅很奇怪的图景:一个作家的敏感成熟,一个青年的拒绝妥协,一个女生的八卦天性,奇异地组合在蒋方舟姑娘身上,她观察同龄人,认真地得出结论,“有时候会失望,有时候会看到希望”。

许多人让她觉得很悲哀,“他们对体制那么顺从,那么主动地去接受,那么不抵抗。顺应各种潜规则,很轻易地去与体制共舞,而且舞得很漂亮。我真的很害怕这个。他明知不好,但抢到了算自己的。装糊涂的人太多。”

“糊涂”与“明白”,是她给观察结果划分的坐标,以这两条坐标轴划分出象限,她大概把自己观察的人分为明白的、真糊涂的、装糊涂的、不能明白也不能糊涂的(明白了做不下去,糊涂了也做不下去)等几种。

“左右派的政治光谱不在我的考察范围之内”,她说,所谓糊涂与明白,“也不是按照对执政者的愤怒程度去划分的,并不是越愤怒越明白”。“比如也有那种茉莉花革命的时候,整天傻了吧唧在宿舍楼下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拿个茉莉花茶的瓶子甩来甩去什么的,我觉得这也是个糊涂脑子。”她又补充了一句:“还是很直觉的判断,是一种审美”。

“多数人其实很难划分,他们完全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完全是个混沌的状态。”蒋方舟说。

那会试图把他们变“明白”吗?(和她对话仿佛在地下党接头)

这姑娘犹豫了一下,说:“不会”。再犹豫了一下:“因为……太麻烦了……你还要去修改他们之前的设置……”然后,她哈哈地开玩笑:“我觉得这种工作让韩寒老师去做就可以了,韩老师有一呼百应的群体性号召力。”

到此刻,你会明白她为什么要写那封《给清华大学的一封信》了。在清华百年校庆的时刻,被许多校友称赞,也被另外许多校友认为“非常不合适”的一盆冷水。

她写:“清华,你好!”,然后毫不客气地说:“百年校庆快到了,逢此盛世,锦上添花的话也不缺我一个人来说,泼冷水却是我所擅长的。”

“清华人是可爱的,愤青少,领导多,内心大概还是有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悲壮,表现出来却是高屋建瓴,虚头八脑的老干部摸样。……我曾经旁观过学校的干部们做事,与教育和世俗标准下少年得志的成功者打过交道,他们毫无障碍地接受学校给予的一切价值观,自诩主流,一百年不动摇、一百年不怀疑;他们青出于蓝地运用官场技巧与规则,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有时,我看着他们滔滔不绝地在课堂、在会场说些‘主流价值观’的话,心想:‘他们真相信这些,真可怕。’过了一会儿,又打了个寒战:‘他们其实并不相信这些,那就更可怕了。’”

有校友反驳,她并不太应答,“没什么太新鲜的”,而且,“他们的姿势不好看”。在她看来,审美最重要,“我对姿势有洁癖”,不管是倒地还是起飞,“拜托你的姿势好看一点……”

她信任自己的判断,但也会调适和修正对许多事情的看法。

如果说她前半年热衷干的事情是,“把真相摆给一些价值观顽固的人看,虽然他们仍不承认,依然嘴硬,但会出现大概几十秒钟的沉默,你可以听到他们价值观破碎的声音。”后半年,她觉得自己缓和了一些。

“我觉得人是会变的。我开始想我对人性最底线的信任是什么——我相信人都是会自省的,我也相信人对同类有天然的、动物性的同情。”蒋方舟说:“原来很锋利,一定要红刀子进白刀子出,要不然就是犬儒,就是找借口。现在我不这么看了。所以前半年我忙着贴标签,后半年,我忙着把各种标签摘下来。当然,除了我真的很讨厌的那些人。”

变化的源头,其实是因为爱情。

这一年,二十二岁的蒋方舟第一次谈恋爱了。一说起这事,这姑娘突然眉头开了,笑得甜蜜舒展,仿佛刚刚有过的焦虑、紧绷、无奈、愤怒都不存在了似的。

“我没有信任过其他人,我只信任自己的判断。现在我有可以信任的人了,我很珍惜这种外来的部分,原来我只活在自己的视角里,我很珍惜他的目光。他会对我说,那些看法其实是不太对的。”

当然,她和男友的恋爱,还是谈得相当泛政治化。她说他们之间的话题,“一半是情话,剩下的一半,都在讨论公共议题”。他们大致没有分歧,除了为微博上救狗的事儿吵了两天架,“他是救狗派的,我说救什么狗啊,人都不救还救狗,我是这个派的。吵了两天,最后我妥协了。我还是被说服了。”

“谈恋爱之后,人变得积极,戾气没有那么重,会发现周围人好的地方。”在作家、青年、女性三重观察视角之外,蒋方舟又多了一重,带着爱意的观察。

当然在清华大学,蒋方舟这样的学生绝对算不上主流,即使在新闻系,也只有少数人愿意和老师争论“鸿忠抢笔”之类的事情。清华新闻系有一份自己的报纸《清新时报》,用她的话讲,话题的确很小清新,“菜价涨了多少钱,哪个老师来讲座”,即使老师布置课题让大家研究,“选的也都是学校里的事儿:留学生适应中国适应的好不好啊。”“这里不关心外面的事情,不关心自己以外的事儿。

她也不能和室友谈论公共事件。她和她们讲艾未未、讲钱云会,她们会说:“咦~~怎么这样啊”,然后也没有什么。蒋方舟说:“我一直在想,她们心目中的中国可能比真正的中国还要糟糕,她们可能会觉得,哦,这种事情,也很正常嘛。她们默认中国是没有底线的。我害怕这种东西。”

蒋方舟说,清华的校园文化是温拿(WINNER)文化。所谓WINNER,出国、进投行,连追女生也是,“WINNER泡妞法百试不爽:OFFER在手,跟我走。”

非主流的蒋方舟遭遇过非主流的“泡妞绝技”:“535泡妞法”。对方是个535爱好者——在今天的大学校园当然就更稀有了——“他四月开始追我,就每天给我发一条信息,八九年的四月多少号,发生了什么。六月三日,我们从公主坟走到天安门,‘重走长征路’,他还带我去找弹孔,外交公寓的墙壁上什么的。”

当然对方没有成功,“他以为我是一个和他一样,很抑郁很苦兮兮的小孩,结果发现我还挺欢乐的,很能不那么义愤填膺。我愿意知识性地去看这些事,而不是把它们变成加强你立场的东西。不能有受害者倾向,很容易你就会用敌人的方式对抗敌人,你会用谎言、欺骗。这些我不喜欢。”

对中国精英阶层的观察……当然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工作,绝非在学生会吃几顿饭就能完成的,蒋方舟明年毕业,她还没有完全想清楚自己该干什么。

“给清华写信,算是我亮出底牌了。”她说:“我无法退回去做一个作家,现行的体制下,人性都不正常,人对社会、对人、对动物,整个体系都不正常。我无法写一个人性正常、价值观正常的故事,我退不回去。更何况,作家不关注政治本身就是犯罪。”

“是旁观者还是参与者,我说不好,不会参与太多,但我一定会‘在场’。”

在蒋方舟时而调侃、时而撒娇,又时而被一种超出她年纪的成熟冷静附体的时候,你会认真期待她的可能性。正如她对她“精英同学们”的期待。

(亚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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