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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友爱的滕彪和他的诗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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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维权人士滕彪律师。

在滕彪两次被拘禁期间,他和他的太太王玲写诗唱和。在《狱中致爱人》中,滕彪怀着款款深情吟诵:“我正行走在一条崎岖颠簸的路上/ 但我未曾停止过歌唱,我的爱人/ 路边的柳叶缓缓地变换着颜色/ 风中隐隐传来远方化雪的声音。”王玲在《致爱人滕彪》一诗中回应:“你正行走在一条崎岖颠簸的路上,/ 你在不停地歌唱,/ 你梦中的炊烟还在袅袅升起,/ 人们都已渐渐远去。”

这些诗句,道出了维权先驱者的艰难经历以及他们孤绝的处境。这些年来,滕彪的基本人权一步步被当局剥夺,先是被剥夺了律师资格,不准出国,学校停课,而后又是被强行“失踪”,被噤声,……。但人心中的诗情是无法被剥夺的,滕彪不但有当下关怀,也有终极关怀,他相信美能够拯救世界,他希望自己能够“用诗与歌来唤醒这沉睡的世界”。

打开滕彪的博客,一阵音乐传来,那是浑厚、优美而深情的男中音。在滕彪“被失踪”的七十天里,我常常怀着心里的痛,听着飘荡的乐音,思考这位年轻的法律学者。

当代中国出现了一批奇特的人。他们本来拥有较为优越的社会地位,但他们深入民间,深入社会底层,以自己的法律知识,为那些被剥夺受欺压的人伸张正义。他们是幸运者,因为他们走在历史变革的最前面,影响了中国;他们又是不幸者,伴随他们的经常是恐吓、监禁和酷刑。滕彪就是这群奇特的人中的一个。

除了心怀法治理想为民维权之外,滕彪给人留下的印象,还有他对人诚挚的友爱,他不同凡响的哲学思辨,以及他那温柔浓郁的诗情。

◎ 为自己受到区别待遇而羞愧

一位关心中国的外国友人对我说,她难忘滕彪在《打死挖个坑埋了!》一文中所表达的耻辱感。那是2010年12月,滕彪等人去探望被软禁的友人的母亲,遭到警察暴力传唤。因为翻出了身份证,滕彪所拥有的“北大毕业,法学博士,大学教师,著名人权律师,耶鲁访问学者、十大法治人物”的身份,使他少受到一些伤害。事后,滕彪为自己所获得的区别对待深感耻辱。

“没有这些头衔和身份,我还能表现出同样的勇敢吗?”“我被打死和一个农民工或乞丐被打死是一样的吗?”想到那些更无助的弱者、无辜的同胞,滕彪的心在流泪。正如法国作家纪德所说:“世上存在着贫困、绝望、痛苦和恐惧,致使一位幸福的人想到自己已经拥有了幸福而羞愧。……”

2003年“三博士”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废除暂住证制度,滕彪等人为被打死的大学生孙志刚鸣冤。此后,在政法大学教书的滕彪介入了数十件不同的维权个案。每一次介入,除了带着法律和勇气之外,滕彪还带着他天性中的爱与善良。

2005年4月滕彪的父亲癌症病重时,正是师涛一审被判十年。在吉林乡下照顾父亲的同时,滕彪想办法上网了解师涛案情,打电话给师涛母亲表示支持,并托人送钱资助。他心里不停地叨念着:“被囚禁的诗人 / 请相信/ 审判审判者的时刻就要到来。”在为去世的父亲守灵之时,滕彪还关心村里维权的事情。他悲愤地质问:“我的乡亲们,你们的苦日子什么时候才到尽头?你们是否知道,为什么终日的辛劳换来的却是在贫困线上的挣扎?”

国内学者萧瀚将滕彪比喻为“茶人”,“初识印象不深,甚至几近于无,但越交往越觉可爱,像茶,容得细嚼慢品。”萧瀚还评价滕彪在所参与的一系列重大社会公共事件中,“表现几乎是完美的。”不少维权人士都说,交友就要交滕彪这样的朋友。

◎ 友爱是对苦难的共同承担

陈独秀先生曾这样评论中国人:“外饰厚情,内恒愤忌。”中国社会忽视人的价值,人际之间也就缺乏真正的爱。但中国人不是完全没有真诚的友情,只是中国传统的友情大都是私人之爱,这种友情能够安慰个体的灵魂,却对社会政治并无多少改善。例如孔子提出的著名的“三友说”,就是儒家友爱思想的滥觞。儒家友爱观侧重于个人德性的修养,局限于传统社会狭隘的人际交往,这种友爱在提倡“忠君”的时代难以健全地生长。

而滕彪的友爱却要博大得多。除了包含中国传统友谊所要求的“诚信”之外,滕彪的友爱还注重于社会正义,关系到公共利益。在中国维权阵营里,滕彪友爱的表现是如亚里斯多德所说的“同心”。这种“同心”是指公共事务上的同心,他们相互信任、相互勉励,共同期待的是社会公正与人民福祉,为此尽心尽责。这种基于德性的友爱,只存在于正直的人之间。

西方的友爱思想从古希腊发展到二十世纪,遇上在极权主义的黑暗时代。那么,这个时代的人如何生存、反抗,如何追求正义? 阿伦特的回答还是“友爱。”阿伦特说:“友爱不是个体之间的同情,而是对苦难的共同承担。”加缪在《鼠疫》中描写的医生里尔和革命者塔鲁之间的关系,被阿伦特视为友爱的典型。

在救助入狱的陈光诚时,滕彪被跟踪被殴打,他把陈光诚的母亲和孩子接到北京自己家里住。滕彪说陈光诚是“一个能够感受到爱与幸福、并能够给周围的人带来爱的人”,他也同样付出自己的爱。在胡佳被捕后,滕彪不顾当局多次威胁警告,公开撰文并接受采访为胡佳呼吁,勇敢地表示愿意继续胡佳的事业。

当郭飞雄在狱中遭殴打被摧残,滕彪赞同茉莉倡议的“给郭飞雄(杨茂东)所在梅州监狱打电话”的行动,马上打电话去向梅州狱方表示关注与抗议。

政治是可以算计的,友爱却不可以算计。在中国专制主义鼓励人们追求金钱,使中国人变成自私冷漠之人时,滕彪罕见地保留了他天赋中的友爱精神。这种友爱既是个人的,是个人之间的灵魂相通、相怜相惜;它又是公共的,友人们以社会公义为目标,共同承担苦难。西方哲学家认为这种友爱是人心里的源头活水,它使人成为生气荡漾的有灵魂之人,获得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

◎ 文学是哺育反叛精神的食粮

尽管以“法治人物”闻名中外,滕彪本人最爱的却是文学。他的父亲是画家,有多方面的艺术天赋,他的哥哥姐姐都热爱写作。滕彪从中学起就开始写诗,在北大读的是法学专业,他却经常跑到中文系去听课。他说:“如果这个体制没有如此严重地侵犯人权,同胞们不是这么容易遭到伤害,我根本不会参与维权,连律师都不会去做。对我来说,看书、写作最为快乐。”

正如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所说:“为了自由,我们作了法的奴隶。”做了法律奴隶的滕彪仍然不能忘情于文学。法律只能部分地惩罚或防止邪恶所造成的后果,并不能完全根除邪恶,而文学却能培养人高尚的想象力,能让人想象美好的未来,以获得抵抗邪恶的心灵力量。

滕彪阅读了大量的文学和哲学著作,他既读鲁迅、奥威尔等经典作品,也读科幻和中外优秀诗歌。伟大的文学作品会对人类苦难做深入描绘和探讨,深刻发掘人类自身,并提出有关这个世界的一些挑衅性问题。即使是一些超越现实的文学,作家们也会在他们的故事叙述中,唤起人们共同的人性,培养人们的道德判断力。

从这个角度看,独立而有骨气、深具使命感和批判精神、有思想有激情、性格宽容而博爱的滕彪,其人格之优异,与文学的哺育息息相关。 一方面,他和维权朋友们奔走于风口浪尖之上,时刻面临失去自由的危险,另一方面,他在文学中获得美的启示,在哲学中寻求思辨的智慧。在这次“失踪”前不久,滕彪写的《分裂的真相——关于钱云会案的对话》一文,就具有苏格拉底式的哲学反讽意味。

在滕彪两次被拘禁期间,他和他的太太王玲写诗唱和。在《狱中致爱人》中,滕彪怀着款款深情吟诵:“我正行走在一条崎岖颠簸的路上/ 但我未曾停止过歌唱,我的爱人/ 路边的柳叶缓缓地变换着颜色/ 风中隐隐传来远方化雪的声音。”王玲在《致爱人滕彪》一诗中回应:“你正行走在一条崎岖颠簸的路上,/ 你在不停地歌唱,/ 你梦中的炊烟还在袅袅升起,/ 人们都已渐渐远去。”

这些诗句,道出了维权先驱者的艰难经历以及他们孤绝的处境。这些年来,滕彪的基本人权一步步被当局剥夺,先是被剥夺了律师资格,不准出国,学校停课,而后又是被强行“失踪”,被噤声,……。但人心中的诗情是无法被剥夺的,滕彪不但有当下关怀,也有终极关怀,他相信美能够拯救世界,他希望自己能够“用诗与歌来唤醒这沉睡的世界”。

(《开放》杂志2011年六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