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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飞骏:文化大革命不是斗官杀官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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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梦想借文革大批斗向贪官污吏讨还公道的青年学生和平民大众,你们的梦该醒了。

文化大革命是部分高官显贵被打为牛鬼蛇神;多数中下层官僚沦为运动推手,无数基层官僚充当迫害凶手;广大平民付出惨重代价的反文明反人类大灾难!

燎原烈火样的贪污腐败和指鹿为马的谎言宣教把特色中国再度导向“二次文革”的悬崖边上。

在“不腐败不公就不正常”官场大背景下,中国人民对官僚的痛恨是可以理解的。

当今中国已经步入如此危险的边缘:谁要是胆敢向官员玩恐怖玩暴力,谁就会立马被民众视为“大侠英雄”?

钱明奇和钱云会敲响了悬崖中国的世纪警钟!

中国的第一个专制王朝在末代君主夏桀当政时期,全国人民都在发自内心诅咒:

“你什么时候才灭亡?我愿与你同归于尽!”

历史的警钟我们不能忘记!

不要以为经济在发展人民不挨饿国家就会太平如故?利比亚和叙利亚的人均GDP都在17000美元以上,相当于我们的五倍,“民生工程”比我们好得多,可两个国家依旧“官逼民反”了?

因为渴望向腐败官僚讨还公道,一个给中华文明带来空前灾难的反人类反文明运动——文化大革命,居然在全人类普享现代文明的二十一世纪在文明古国死灰复燃?

为何会出现如此旷世悲剧呢?

渴望受到公正待遇并用无情手段清算贪官罪行的普通民众因为健忘历史伤痛和被主流媒体误导的缘故,误以为文化大革命是斗官杀官的群众运动?

文化大革命真的是“斗官杀官”吗?

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文革的历史真相:

文化大革命分为七个阶段:

1、破四旧、大串联:

2、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3、清理阶级队伍;

4、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5、一打三反;

6、批林批孔;

7、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

除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以高官显贵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主要迫害对象外;其余六个阶段的主要迫害对象都是以社会弱势群体为主的普通平民。

在整个文革期间,普通平民被迫害致死的概率相当于官员的几十上百倍!

也就是说文革死亡主体是没有任何官场背景的平民大众。

文革期间发生的惨绝人寰的三次大屠杀:北京大兴县大屠杀、湖南道县大屠杀和广西大屠杀遇难的绝大多数都是普通平民;并且各级官僚还是大屠杀的策划者、组织者和领导者。

死一个官员就有几十上百个普通平民赔斩,制造巨大生命灾难的大屠杀策划者、组织者和领导者都是各级官僚,你能说文革是人民群众“斗官杀官”的盛宴吗?

下面我个来分析一下“文革受难者”真相:

一、 文革期间的官场受难者,高官显贵是主要迫害对象,但多数中下层官僚尤其是低层官僚不但没有被斗被杀,相反成为迫害屠杀的组织者领导者。

文化大革命早期,毛泽东为了变官僚政治为人个独裁统治,在党、政、军内赢得没有限制、没有分割的绝对独裁权力,就必须向官僚队伍“夺权”。只有高官显贵才会抵制干扰毛泽东的个人独裁权力;广大中下层官僚则是一个唯上命是从的群体。所以毛泽东主要向有条件染指个人独裁权力的高官显贵开刀,对没资格分享个人独裁权力的广大中下层官僚则网开一面,并且引为大迫害的帮凶。

所以县乡广大基层文革期间制造的大屠杀、大迫害、大批斗、大运动都是各级官僚走在最前面,充当组织者领导者。广大人民群众只是被动跟在“领导”后面没有任何权力唯领导指挥棒是听的权力打手。

毛泽东在文革早期把斗争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主要目的是“夺权”和“独裁”;而不是为广大受官僚压迫的人民群众讨说法讨公道。

那些被打为“牛鬼蛇神”的高官显贵并非是红卫兵和人民群众依据其罪行自主纠斗出来的,而是秉承毛集团旨意的结果。那些没有列入毛集团“打倒名单”的“同志官”,红卫兵和人民群众就算有八个脑袋也不敢纠斗,偶尔弄错了“斗争对象”也会立马被纠正。也就是说那些一度“斗官杀官”的红卫兵和人民群众并非真个“打碎旧世界”翻人做主人,而只是充当毛泽东权力斗争的打手和工具。

文革中被打倒的官僚多数是“内部权力斗争”的失败者,而不是尊重群众意愿维护人民权利的产物。人民群众对批斗谁斗争到什么程度没有任何决定权。

毛泽东在赢得并巩固绝对独裁权力后,又让被打倒在地的多数老干部“恢复工作”。老干部们一旦大权在握,就对当初被动充当毛打手的造反派反攻倒算。毛泽东为安抚老干部,把当初帮助自己夺权的平民造反派一脚踢开。五大学生领袖被收容审查,多数铁杆造反派被押送批斗会、监狱和刑场。

下面是五大学生领袖在文革后期的命运。

乱世狂女聂元梓因为一张大字报成为“文革”风云人物。1969年11月,聂元梓被发配到江西省鲤鱼洲北大分校农场劳动;1971年初被隔离审查。

地派“女杰”谭厚兰曾是北京的大学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1968年10月,谭厚兰被分配到北京军区某部农场劳动;1970年6月被调回北师大隔离审查;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了谭厚兰。

地派“头目”王大宾1968年被分配到成都探矿机械厂工作。1971年被押回北京地质学院隔离审查,并开除党籍。1978年又以反革命罪逮捕。

造反“司令”蒯大富1968年12月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当了一名电解工;1970年11月初被押回清华受审;1978年4月19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

…………

1970年开始的“一打三反运动”中的反革命主体就是文革前期的造反派。“五大学生领袖”中的四位均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隔离审查。没有官场背景的造反派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很多被打为“现行反革命分子”。

所以在整个文革期间,红色青年和人民群众从来也没有真正“当家作主”过。

文革早期批斗迫害过老干部的造反派,多数都没有逃过官僚“秋后算帐”的恶运。

二、 清理阶级队伍是文革死人最多的阶段,在“清阶”中被整死的人数远多于武斗和文革初期的“打到一切牛鬼蛇神”。此期的受难者绝大多数都是无任何官场背景的普通平民,社会弱势群体则付出最大代价。

1967年12月,中共中央曾下达《关于城市(镇)街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指明任务是:“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他们在各省、市(镇)的代理人”,“揭露打击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隐藏的各种敌特分子”。

清理阶级队伍主要在1967年下半年到1968年。此时毛已将有条件分享“独裁权力”的高官显贵打到在地,个人独裁地位得到巩固,于是把打击重点转移到传统“阶级敌人”,即社会弱势群体。“清阶”时各地被“清理”的对象不尽相同,但“地、富、反、坏、右”等弱势群体首当其冲。他们是所谓“老运动员”,斗争这些人已不新鲜,新鲜的是各地因地制宜归纳的“xx类人”。被归於“xx类人”的五花八门形形色色:“反动资本家”、“政治骗子”、“国民党嫌疑”、“阶级异己分子”、“反动会道徒”……基本上都是无任何官场背景的无辜平民。

1968年的“清阶”“红色台风”,一般一个县揪斗的人都在万人以上。刘少奇老家湖南宁乡县,一场“清阶”就新挖出阶级敌人9835个。广东和平县被揪斗12000余人。陕西西乡县“大打清队人民战争”,揪斗10000多人。安康县清理“阶级敌人”11000多名,其中8500多被定为“敌我矛盾”。四川新津县被揪斗者在万人以上。什邡县“审查”斗争10000多人之后,宣布清理出2600多个各类“分子”。浙江淳安县清理出各类“阶级敌人”11000多人。武义县九月掀起“清阶”运动,有11471人被审查批斗。

江苏昆山县总共460000人,各类“分子”天天被挂上写明“分子”种类的牌子押上街游行,共揪斗18000余人。高邮县有13326人被当作地、富、反、坏、右和叛徒、特务、反动会道徒而审查。如东县六月初开始“大打对敌斗争的人民战争”揪斗15000余人,其中8400余人被定为“敌我矛盾”。高邮县军管会从7月开始搞“清阶”,有13000多人被当作当作各类分子“审查”。武进县革委会的口号是“刮二十四级红色台风”。五月份先将县一级的现成“牛鬼蛇神”100多人挂上牌子、大会批斗,满城游街然后各级革委会揪出14600多人批斗。

全国两千余县,在这一年被揪斗者超过两千万,加上数百大中小城市,共有三千多万人。

文革期间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也发生在这一年,受难者绝大多数为弱势群体和普通平民。策划、组织、领导者则为各级官僚。

湖南零陵专区以道县为主的大屠杀,被杀与被迫自杀者共7700多人,一半是“地富子女”一半是得罪了“领导干部”的农民,连婴幼儿也不放过。有个何姓农民只因父亲是小地主,他和他的子女也都算是“阶级敌人”。他被民兵用枪逼着挖了个坑,将自己三个最小才五岁的孩子活埋,然后给自己挖坑由民兵活埋他。小学教师蒋汉正家庭出身是地主,该杀;他的也是小学教师的妻子周群出身虽是贫农,可是嫁给了该杀的人,也该死;他们的三个孩子是地主崽子,更不能留下。民兵营长带领民兵将全村待消灭的二十人押到山上后,党支部书记宣布:“我们是贫下中农最高法院,今天要判你们死刑!”随即将他们一一推进石灰岩溶洞……

广西大屠杀在半年时间内有近十万人死于非命,遇难者多是失势的“造反派”和弱势群体;领导者则是各级“官僚干部”。官僚干部不但滥杀无辜,还掀起了灭绝人性的“吃人肉运动”;不但吃成人,还吃未成年的幼童……

三、 文革的“受难主体”不但是普通平民不是“领导干部”;很多普通平民都是因为得罪了“领导干部”才横遭迫害。

贵阳市建筑公司女技术员马绵珍于1970年1月张贴了一张批评省革委会主任的大字报,被警方拘留,此后成为阶级斗争样品,被贵阳市各单位轮番“借”走接受“革命群众”批斗。2月25日,她被“借”到了贵阳市糕点厂,在该厂的批斗会上喊出了“打倒林彪!打倒江青!”口号,当场被击倒,嘴里堵上浸了油漆的抹布后被正式“逮捕”。从即日起她开始绝食,省革委会当局指示公安局一定要让她活到枪决那一天,强行给她鼻饲。5月10日,当局在贵阳春雷广场组织了二十万人公审大会,将她拉去宣布“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宣判会结束后,马绵珍又被拉上卡车满城游街,直到下午4时才被拉到郊区野地,按成跪姿抢决,死时年仅30岁。

上海市革委会把几年前几个“炮打张春桥”的大学红卫兵头头定为“新生”反革命分子。市革委会副主任王秀珍声称“对这批新生反革命不能手软”。中共中央委员徐景贤亲自拼凑该集团的《罪行材料》,亲自写按语,不惜工本印了二十万册。市委布署各高等院校集中追查曾参与“炮打”的学生。这个案子有近千人受到牵连,仅复旦大学等六所大学就有120多人被逮捕、监禁,五人被逼自杀,3人被逼疯。

1970年8月被枪决的宁夏银川22岁青年学生吴述樟,最大罪行是曾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的“毛主席的指示,一句顶一万句”的旁空处,写过“放屁”二字。

洛阳市油嘴油泵厂的青年工人吴兆平因为工伤在家养伤,可车间主任强令他必须参加每天的学习会(批斗或学毛著会)。年轻人火气旺,一口气下不来,就邀了几个青年伙伴在车间主任上下班的路上把他打了一顿。虽然打得不重,连“轻伤”也算不上,可因为打的是“领导干部”,罪行被无限放大。

文革时的“官官相护”现象比今天更严重。车间主任虽然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官,可依旧引起了大官们的卿卿相惜。在批斗吴兆平的公审大会上,河南省革委会的军代表声嘶力竭地高呼:

“谁胆敢放我们干部的血,我们就放他的脑浆!”

吴兆平被公审枪决,同时被枪决的还有他邀来的另外两个青年同伴。没有被枪决的同伙则被宣判15年以上的徒刑。

宁夏综合地质大队物探技术员余渭国1970年写了一篇文章,说“林彪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这句话是错误的,是唯心主义的东西。他这样一搞,实际上把毛主席搞成偶像了。”为此被判死刑,惨遭杀害。

陕西安康县农民易道均,因住房窄小阴暗无光,无法张贴毛泽东标准像;再加上小孩呼喊“毛主席万岁”时,他说过“哪里能活一万岁!”县军管会据此认定是“现行反革命”,判其死刑,于1970年6月枪决。

…………

四、在文革初期被毛泽东誉为“天兵天将”的广大青年学生,在毛泽东赢得并巩固独裁权力后,就失去了利用价值,被整体遣送到贫穷荒僻的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享受林副统帅称之为“变相劳改”的“幸福生活”,沦为连贫下中农都不如的贱民群体。

毛泽东在1968年12月21日发出“最高指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这是毛泽东对城镇红卫兵公开发出的最直接动员令。悲壮的一页掀起了,这就是声势浩大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学生(还有部分超龄小学生)们从“毛主席的天兵天将”一一红卫兵,一下子跌到“必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贱民,变成毫无生活保障的知识青年(知青)。

在悲悲戚戚的哭别声中,在无可奈何的无效抵制后,在震天的锣鼓鞭炮声中,在虚假的庆祝声和豪言壮语声中,一场现代中国规模最大的城市青年人口向农村迁移的大潮开始了。1800万青年学生成为这场运动的受害者

至今有许多影视文艺作品宣称当年广大青少年学生是“满怀红色理想和热情”自愿到农村。只有没亲身经历痛苦,不了解那段真实历史、站在岸上不腰疼的无良文人才会从他人的痛苦中吸收“马屁灵感”;和“汶川大地震”有利于计划生育的冷血怪论异曲同工。

文革时期的知青上山下乡成为各级政府强制性任务,到家里动员,在工作单位施压,注销城市户口,停发父母甚至兄弟姐妹工资,手段不一而足。“下乡光荣,不下不行。”

在1800万庞大的下乡知青队伍中,依旧是没有任何官场背景的平民子女付出最大的代价。

多数干部子弟在上山下乡运动开始时和平民子女一样下乡,可没过多久就通过关系离开知青队列,丢下平民学生继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中国“走后门”“跑关系”的第一次高峰时期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与工农划等号”,与“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等极左口号辉映下,是政治特权淋漓尽致。同是下乡青年,在招工、招生、招兵、入党、提干等方面没有公平竞争的机缘。“血统论”的肆虐,对众多家庭出身有玷污的青年而言,更无异雪上加霜。

知青们激愤地把几年前“破四旧”时那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改成:“老子英雄儿读书,老子狗熊儿务农”。

当时所有高级干部的子女即使下乡了,也都先后以当兵、招工、提干或者成为工农兵大学生的方式离开农村,连邓小平的几个子女在他还没有复出的时候就被送进大学。

毛泽东本人也曾经推荐多个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女青年进入大学。1969年后,出现耐人寻味现象:毛泽东喜怒无常,许多文革初期被他下令打到的各级“老干部”,又在他老人家旨意下官复原职了。这些“老干部”中不少人,大概受过打倒下台的教训,已深得“有权不用、过时作废”之三昧,“走后门”更肆无忌惮。于是“特权”大行其道:“老干部”子女们读书的读书,参军的参军……

天津知青杨扬说:同学们一个个走。谁的父母解放了,就走一个。谁走了,你就知道,她父母解放了。或者说,她的父母还没解放。暂时没解放的干部子弟还可通过父母的老战友,转到老战友部队里当兵。

没关系没背景的广大知识青年则长期呆在农村没完没了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再教育”的典型方式就是无数女青年被禽兽军干和土包子村官强暴霸占痛苦无告。

文革期间有数百名军官因为强奸女青年被枪毙!

在哪个视“贞操大于生命”的性封闭年代,绝大多数女青年被强暴后只有忍气吞声,否则就会身败名裂被社会抛弃。被揭发出来的只是极少数。可仍有数百名军官因为罪行败露被枪决,可以想象女青年被强暴的规模该是何等惊人!

那些梦想借文革大批斗向贪官污吏讨还公道的青年学生和平民大众,你们的梦该醒了。

二○一一年六月九日

(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