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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青凡:可以沉默,但不可以永远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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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张志新。

助纣为虐的中国人有,嗜血成性的中国人有,奴颜媚骨的中国人有,但更多的中国人是为了自保。

所谓“平凡之恶”,即作恶者并不一定是什么大奸大恶之徒,哪怕是平日里连只蚂蚁都不敢踩死的普通人,只要他身在群体中,成为运转机器的一个“螺丝钉”,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受到一些所谓伟大目标或者美好生活的蛊惑,就很容易因为选择“服从”,而作下连他自己都难以想象的罪孽。

历史证明,平凡之恶是无法避免的,在一台超级的社会离心机高速运转之时,所有的粒子都只能往一个方向跑。尤其在中国,更是如此。

在暴力肆虐之下,有良知的人,只有二种选择,要末沉默,要末抗争而死。类似张志新这样的中国人有,但不多,选择沉默是多数人的态度。

对沉默也要加以分析区别,有的人选择永远沉默,是悲哀的,有的人选择时机,事后说出真相,应当是符合人性的一般取向,不能苛求。可怕而又可恶的是,有的人世故到了极致。这样的人,在任何时候,都是恶的土壤。

不是人人都能成为鲁迅的,但可以人人都避免成为类似王蒙或王朔这样的角色。

“沉默是金”,是中国的古训。但是美国的牧师马丁.路德金说:历史将记取的社会转变的最大悲剧不是坏人的喧嚣,而是好人的沉默。前者强调闭嘴,后者则强调要敢于开口,这很让人无所适从。不过选择先闭嘴,保住性命,然后,找机会再开口,恐怕比较好。知情者永远不说,没有人知道历史的真相,良心上受煎熬。知情者如果说出来的时机不恰当,可能要丢掉性命,反而真的产生永远沉默的结果。

这里有二个真实的例子。其一,辽宁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前处长韶华“文革”后在《中国妇女报》文章中说:“张志新命运的结局,大家都是知道的。那个年代,我和许多人都有和张志新一样的看法,可是因为没有讲,我们活下来了。” 其二,先后在新华社、光明日报做记者的陈禹山,含泪采写张志新案件的过程中,也曾自责:“对张志新的死,没有哪一个人是具体的凶手,但很多人都在后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这么多人合力共同‘杀’死了张志新。这样说起来,我也是有责任的–因为当年我是新华社记者,那铺天盖地的‘造神’文章里也有我的一份。我当时没有张志新的觉悟,不过,真有的话,估计我也不在了。”

幸亏这二人都活了下来,而且都说出了真情,让人真切感受到文革时的险恶。助纣为虐的中国人有,嗜血成性的中国人有,奴颜媚骨的中国人有,但更多的中国人是为了自保。阿伦特在《耶鲁撒冷的艾希曼》里阐述了她的一个发现:平凡之恶。所谓“平凡之恶”,即作恶者并不一定是什么大奸大恶之徒,哪怕是平日里连只蚂蚁都不敢踩死的普通人,只要他身在群体中,成为运转机器的一个“螺丝钉”,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受到一些所谓伟大目标或者美好生活的蛊惑,就很容易因为选择“服从”,而作下连他自己都难以想象的罪孽。历史证明,平凡之恶是无法避免的,在一台超级的社会离心机高速运转之时,所有的粒子都只能往一个方向跑。尤其在中国,更是如此。

记得王彬彬先生的《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一文中提到:“鲁迅是深通世故而不世故。鲁迅的不世故,是偏不世故,是拒绝世故,是不屑于世故。而中国当代文坛上的一些极聪明的人,则是深通世故而又极为世故的。中国作家、中国文人立身处世上的聪明,其实是一种渊源久远的文化现象。中国文化是早熟的文化,中国文化是很世俗、很务实的文化,中国的文场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官场,从文,在有些人那里,是从政的一种方式;既如此,那种做人之道,那种生存智慧,便不但是必要的,且在实践中越磨越精巧,越磨越圆熟了。关于某个颇有名望的文人(就是王蒙),已过古稀之年,有人问他是否被打成过‘右派’时,他说:‘我怎么会被他们打成右派!’语气里有明显的得意,也有明显的对那些被打成了“右派”者的嘲弄。 ” 王彬彬先生在同文中还提到:“王朔的确是高智商的,是极识时务的,是太有现实感的,是过人地聪明的!王朔看起来什么都敢骂,什么都敢亵渎,但其实他是很懂得分寸,很善于掌握火候,很能够认清对象的,他是先估量了对手再行事的。他明白什么东西可以骂可以亵渎,但在骂时亵渎时要“适当搂着”,什么东西骂时亵渎时不妨任意尽兴。例如,在碰到知识分子时,碰到书生时,则像阿Q碰到尼姑一样,不妨痛痛快快地骂,痛痛快快地亵渎、嘲弄、挖苦,因为这些人,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是原本就可以被任意欺侮的。”

这种现象不光发生在在中国人身上,也发生在德国人或者其他人种身上,在暴力肆虐之下,有良知的人,只有二种选择,要末沉默,要末抗争而死。类似张志新这样的中国人有,但不多,选择沉默是多数人的态度。对沉默也要加以分析区别,有的人选择永远沉默,是悲哀的,有的人选择时机,事后说出真相,应当是符合人性的一般取向,不能苛求。可怕而又可恶的是,有的人世故到了极致。这样的人,在任何时候,都是恶的土壤。

不是人人都能成为鲁迅的,但可以人人都避避免成为类似王蒙或王朔这样的角色。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