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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子陵:我希望习近平带领中国走出毛泽东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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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子陵认为,中共在政治上、在理论上、在传统上,若能完成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切割,是中共历史上最大的拨乱反正。走了这一步,中共就能够甩掉历史包袱,由僵化走向新生,脱胎换骨地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民主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担负起新的历史使命。

新史记:那么,党史二卷在哪些方面比过去有进步呢?例如,外电评论,终于承认了饿死1000万人,是不是历史进步?

辛子陵:关于大跃进中饿死人的事情,是测量《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实事求是程度的一个标尺。该书说大跃进饿死了1000万人,比起毛时代发表社论说是“没饿死人”,当然是个进步——我说的是1960年“十一”国庆节《人民日报》社论,有这样的文句:“两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严重自然灾害。人民公社已使我国农民永远摆脱了那种每遭自然灾害必然有成百万、成千万人饥饿、逃荒和死亡的历史命运。”承认饿死1000万人,就否定了那篇社论。

“饿死1000万人”说法的来历是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1983年,经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批准,除了公布1982年普查数据以外,还公布了1953年和1964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当时公布数字中,1960年人口总数比1959年减少整整1000万人(1959年67,207万人,1960年为66,207万人),这个数字曾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强烈反响。日本共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1991年由邓小平题写书名、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369页,已经把这个数字在党史文献上公布了,并明确注明是1960年一年饿死人的数字。如今拿那一年的数字当作四年的数字,用以偏概全的办法打马虎眼,说明《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比起1883年,不仅没有进步,还退步了。主编说,饿死1000万人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权威”数据。毛派领军人物、前统计局长李成瑞公开发表的文章是,饿死了2200万人(注5)。前国家统计局长都否定的统计局数据,党史专著拿出来忽悠人,还有什么“权威”可言?

大跃进中在四川任职并担任共青团中央委员的廖伯康和候补中委于克书,1962年6月份到北京参加共青团三中全会。于克书给中央写过匿名信,反映四川饿死人的严重问题。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通过胡耀邦把廖、于找去,了解四川饿死人的情况。据记者采访廖伯康发表的追忆文章说:

【入座以后,尚昆同志首先打消廖的顾虑,要他讲真话。尚昆同志继续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400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现在的粮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800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举起一个指头,说:“死了1000万。”

“1000万?你这个数字怎么来的?”

“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

“全国县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办公厅,为什么我不知道?”

廖伯康说:“四川省委下发的一份文件的注释表明,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两数相减正好约为1000万。这只是从文件上算出来的数字,实际上恐怕不止。”

“为什么?”

廖伯康说:“从1957年到1960年,还有人口的自然增长数没有包括进来,这还只是到1960年的数字,从1960年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形势都好转了,四川却还在饿死人,1961年底,江北县还有人饿死;涪陵地区先后饿死了二百多万;1962年3月省委传达七千人大会精神的时候,雅安地区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饿死了一半,前任县委书记姚青到任不到半年,就因为全县饿死人太多被捕判刑。这份简报刚刚发出去就收回去了,别说中央,就连四川的同志也不完全知道。雅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恩,早在1959年就到荥经县调查饿死人的情况,并写成报告上报,结果被打成‘三反分子’。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饿死的人,起码比我推算的还要多出250万!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1000万。”

尚昆同志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字!”说着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折迭式本子,打开看了一下,又说了一句:“就是你这个数字!”】(注6)

这个“折迭式本子”就是中央饿死人的底帐。现在就是要追查这个“折迭式本子”的下落。据主编说,没让编写人员查阅饿死人的历史档案,表白编写人员的苦衷。由此,读者可以知道,党史二卷离历史真相、离真正的实事求是,还有多远!在此,我忠告某些领导人,饿死人的事情你们没有历史欠账,如果你们把饿死人的档案销毁了,你们的错误可就大了,就把自己粘在这个历史耻辱柱上了。

希望中国走出毛泽东的阴影

新史记:在您看来,在评毛的问题上,党史二卷并没有尺寸推进?
辛:比起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来,确实没有推进,没有突破。编著者声言就是要在这个框框里写历史。邓小平1993年1月15日的讲话主要精神是要突破这个框框——这不能责难编著者,不执行邓小平指示,是上头的责任。

新史记:您认为,中国如何才能走出毛泽东的阴影呢?
辛:希望习近平在关键时刻会有勇气有办法解决中国的贪污腐败和两极分化问题,领导中共走向中兴,领导国家走向民主共和。习近平和十八大寄托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巨大期望。

希望习近平领导中共走向中兴。

薄熙来这位红色诸侯要想在十八大新班子中立足,必须要参与非毛化的进程。老一代革命家对毛的认识已渐趋一致。年轻一代的政治家想利用毛泽东影响的回光返照提高自己,从根本上就错了。

中共在政治上、在理论上、在传统上,若能完成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切割,是中共历史上最大的拨乱反正。走了这一步,中共就能够甩掉历史包袱,由僵化走向新生,脱胎换骨地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民主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担负起新的历史使命。(未完待续)

注释:

5,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载《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2月号第14页。

6,记者采访廖伯康文章:《我向中央讲实话》。接受采访时廖伯康任四川省政协主席。《文摘周报》,2005年12月30日出版。

(高伐林/新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