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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马:梁山制造的杀婴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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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马,1969年出生于陕北,在农村读完中小学。1988年考入延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至当地的一所师范学校教书,不久后辞职,长期在西安《女友》、《各界》等杂志做文字编辑。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发表散文、小说、文学批评、思想文化随笔等各类文字近百万字。出版有思想文化随笔集《另类童话》等。

这是一种专制文化在人心中的无意识体现。有了这种文化,人就会心安理得地奴役别人,理直气壮地扭曲生活。一般来说,这种文化是由专制制度带来的,因为专制制度不会教人用多元的、宽容的方式思考问题,更不会尊重人的个性和参差多态的生活方式。它擅长的就是用强制的手段让人做一个不是他自己的人。在这种文化之下,官和民、兵和匪在本质上没有区别。

梁山上逼人上山的手法很多,但像逼朱仝那样,先杀死一个他看管的四岁小男孩,再把他的家小绑为肉票的情况却不多见。

朱仝本是郓城县的一个富户,宋江在郓城县当押司的时候,两人就是同事,那时朱任马兵都头,为人仗义轻财,好结识江湖好汉,又生得一脸漂亮大胡子,人送外号“美髯公”。晁盖劫取生辰纲后,知县派他和雷横到东溪村捉人。他故意赚雷横打前门,他在后门只是“虚闪一闪,放开条路,让晁盖走了。”宋江杀了阎婆惜之后,县上又派他和雷横抓人,他又“怕雷横执着,不会周全人”,故意赚雷在庄前搜寻,他只在宋江家的佛堂里,将地下的索子一拽,就把宋江拽出来了;但拽出后没有将宋江缉拿归案,而是劝他赶紧离开,再寻活路。就是这样一个对梁山两代头领都有恩的人,却因为释放了死刑犯雷横,刺配沧州,最终也难逃被逼上梁山的命运。

原来当他来到沧州,知府见他仪表不俗,就没有让他到牢里服刑,只说留在府里当差。知府有一个四岁的小男孩,一见了他,就喜欢上了他的大胡子,整天缠着他抱。知府就命他,孩子早晚要和你耍时,你就自行抱他去耍,不必回禀。那年七月十五,是年例各处放灯节,孩子要去看河灯,朱仝就抱他出来到水边玩。却是雷横拉他到一边,说宋江思念旧情,派他和吴用下山请他入伙。朱仝听了却半晌没有答应,说:“雷横兄弟他自犯了该死的罪,我因义气放了他,上山入伙,出身不得。我亦为他配在这里。天可怜见,一年半载挣扎还乡,复为良民。我却如何肯做这等的事!”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我朱仝虽然因义气放了雷横,却不等于我就愿意跟他上山当土匪。我在这里积极改造,争取减刑,一年半载还能做个良民,何必跟你们去闹革命!吴用见说不通,就告辞走了。

谁知朱仝一回来,就不见了小衙内。雷横说是他的伴当抱去玩了。一直追到离城二十里,只见李逵在前面叫道:“小衙内有,在这里!”再问究竟在哪里?李逵道:“被我把些麻药抹在口里,直驮出城来,如今睡在林子里,你自请去看。”朱仝乘着月色,来到林子里,只见小衙内倒在地上。用手去扶时,“只见头劈做两半个,已死在那里。”朱仝大怒,一直追李逵到柴进庄上,柴大官人才将事情原委说透:是宋公明有一封密书,令吴学究、雷横、黑旋风礼请他上山,“因见足下推阻不从,故意教李逵杀害了小衙内,先绝了足下归路,只得上山坐把交椅。”吴用、雷横这时也从阁子里出来,说“皆是宋公明哥哥将令分付如此。”对于这起杀婴事件,他评论说:“是则是你们弟兄好情意,只是忒毒些个!”但无奈这时妻儿老小已被接上山寨,表面上说是怕官府连罪,实际上是绑为肉票,逼迫朱仝屈从。朱最后只能答应入伙。

这时,我们再看一下宋江的反应。照常理推断,你杀死了一个小男孩,害得人家在明社会无法立足,总该有所歉意吧?但没有,宋江把朱仝迎上山寨后的第一反应是“大笑”。当朱仝问:“小弟今蒙呼唤到山,沧州知府必然行移文书去郓城县捉我老小,如之奈何?”宋江大笑道:“我教长兄放心,尊嫂并令郎已取到这里多日了”———仿佛杀婴事件从来不存在,仿佛只有梁山的“尊嫂并令郎”才是女人,才是孩子,其他人都是行尸走肉。由此也可以看出:朱仝和宋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当小衙内丢失后,他对雷横说:“兄弟,不是耍处。这个小衙内是知府相公的性命,分付在我身上。”言下之意就是说,作为知府相公的爱子,这个小男孩的身上维系着两条命:一条是他自己的,另一条是他父亲的;更重要的是,知府相公吩咐我看管小男孩,人家既然看得起我,我就要忠于人家的信托。后来这个小男孩不见了,他先是“心慌”,后来是“失惊”,再后来是“大怒”,而且终生对李逵忿忿不平。也就是说,他不能认同梁山的这种杀人逻辑。梁山的逻辑是只问成败,不问是非;而在他这里,所谓“忠”也包括“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所谓“义”,也包括“仁之所至,义所当然”;先不管“忠”的对象是官还是民,“义”的方向是圈内还是局外。

可以想见,在正常情况下,像朱仝这样有操守的人,是不可能上梁山的。他虽然可以放走江洋大盗晁盖,义释手刃二奶的宋公明,但这并不表示认同他们的行为规则。依常理看,也没有必要让他背上一条人命,尤其是一条四岁小男孩的人命,再来加入自己的行列。他完全可以潜伏下来,利用郓城大款的实力,为革命提供经费;或立足本单位,做一名隐蔽战线上的轻骑兵。总之,没有必要把他逼成另外一个人,强迫他过另外一种生活。他完全可以在知府家里做个男佣,过一年两年,让知府写个条子,弄个假释或保外就医什么的。因为人和人是不一样的,而人之所以为人,也恰好就在于人的那一点点差异性。消除了一切差异,人就成了型号统一的机器;而宋江的目的恰好就是要人成为机器,成为表面上说是“替天行道”,实际上是“替我行道”的机器。

这是一种专制文化在人心中的无意识体现。有了这种文化,人就会心安理得地奴役别人,理直气壮地扭曲生活。一般来说,这种文化是由专制制度带来的,因为专制制度不会教人用多元的、宽容的方式思考问题,更不会尊重人的个性和参差多态的生活方式。它擅长的就是用强制的手段让人做一个不是他自己的人。在这种文化之下,官和民、兵和匪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宋江和道君皇帝,吴用和蔡京、高俅之辈,李逵和董超、薛霸之流只是一个钱币的正反两面,无所谓正义不正义,合法不合法。也就是说,只要在宋江和他的诸将的头脑里没有诞生新的制度理念,只要梁山集团,尤其是梁山头领身上,没有诞生新的人格理想,起义来起义去,不过就是宋江说的“在京师图个荫子封妻,光耀祖宗,报答父母劬劳之恩”,那么,无论有多少座梁山,多少次起义,多少回改朝换代,中国人的命运从本质上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