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ral European News in Chinese – 中欧与世界新闻 – 中欧社

柳江:为毛家祠堂文过饰非的愚民文本

p110615103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中国自古就有“秉笔直书”的史学传统。张启华的两个“与中央保持一致”,毁掉了(但愿只是雪藏)胡绳、龚育之等一批党内德高望重的理论家写就的一部好的党史,制造出的不过是 “党史编纂学”(何方语)的又一个文本,遭遇党内外众多人士的拒绝和批评是理所当然的。

历史经过了三十年,今天,道德文章远远不如胡乔木的中共的“党史专家”们,竟然继续搬着这篇邓记文过饰非的“决议”,继续为“毛家祠堂”涂脂抹粉。他们做的,都是今天最高政治的需要。无论江泽民,还是胡锦涛,无论习近平,还是李克强,他们的执政合法性都来源于“毛家祠堂”,来源于暴君毛泽东。

为迎接中共党庆九十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以下简称《二卷》)于2011年1月11日由中共党史研究室编写出版。2010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召开了首次全国党史工作会议,总书记胡锦涛会见与会代表,常委、书记处书记习近平发表讲话,特别提出要“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为这卷党史的推出,做了极不寻常的政治铺垫。

《二卷》出版之后,中共官媒立即造势,发表了海量的解读文章,中共党史研究室的前后主要领导,倾巢而出,分头接受全国重要媒体的采访。中共中央直属部门率先用党费购买《二卷》,分发给党员。1月14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座谈会。2月20日,中组部、中宣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六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在党员、干部、群众和青少年中开展中共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目的要在全国掀起学习党史的热潮。4月21日,重庆举行“学党史、强党性”《二卷》专题导读报告会,100多个市级机关的2000余名干部参会学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最后一位组织《二卷》修改的曲青山接受采访时说:“近些年,在境外,包括港澳,出现了大量关于歪曲党史的出版物,这种出版物有个特点:两头在内,出版在外。就是作者在大陆,出版在外,读者大量在国内。这给国内的党史学习教育带来混乱。”“党史二卷的基本结论是在实践中不断形成的全党最大的共识。”人民网以《党史第二卷问世,纠正对新中国最初29年误导偏见》为题发文,功利性表达直截了当。

由此可见,《二卷》乃是江泽民、胡锦涛前后两届中央,为修建党大业,为统一全党思想,连手搞出的天字一号的思想理论工程,当然,胡的色彩远远重于前任。

胡绳、龚育之组织编撰的初稿被否

1991年,为建党七十周年献礼,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出版了《中国共产党历史 上卷(1921-1949)》,和以胡绳个人名义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后者对以往党史研究的内容仅局限于民主革命武装斗争时期有了第一次突破,发行了700多万册。

《二卷》编写提上日程是1994年9月,在胡绳领导、主持之下,由参与《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编写的龚育之、石仲泉组织编写书稿。1995年初,编写组提出新中国的党史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分为中、下卷。经室委会研究同意,上报中央,获得中央的正式批准。只用四年,1998年底中卷初稿完成,由龚育之、石仲泉统改,胡绳定稿。1999年,在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高达90%的意见都认为书稿编写得不错。只有10%,针对对毛泽东的评价,发生激烈争执,一种意见认为中卷对毛的错误还是不敢写,仍然为尊者讳;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卷》把毛个人的错误写得过于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

2000年,初稿上报中央,未获批准。组织修改的负责人张启华说:“最初书稿写错误较多、较细,中央审查没有通过。”党中央站在10%的哪一边就十分清楚了。

现任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淞说得更具体:“龚育之的党史把党的这段历史写成一个错误接着一个错误,好像建国后就是从错误走向错误的历史。”

张启华编史有两大秘籍

2003年1月调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担任副主任的张启华,自2003年2月至2009年10月退休,负责组织被中央否定的龚育之、石仲泉统改,胡绳定稿的《中卷》初稿的修改。修稿当中,决定将中、下卷改为二、三卷,上卷再版更名《一卷》,便于随历史延伸下去。2009年的5月和8月,中共党史研究室将《二卷》送审稿先后送给胡锦涛、江泽民审阅,都获得肯定,胡、江都做出批示。因此,张启华成为《二卷》出版的大功臣。

张启华大学专业是历史档案,到中央党校进修过马列毛哲学,搞党史属于半路出家,而且在两个“左家庄”——《红旗》编辑部和邓力群嫡系部门《当代中国研究所》历练多年,2003年初调进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被传“邓力群派来个亲信”,张启华曾讲了一句话:“我和力群同志也有分歧”,来为自己辩白。

2011年1月13日,张启华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她说:“我们写这段历史一定要跟中央保持一致,一个是要跟《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保持一致,再一个就是跟中央文件、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和精神保持一致。”看来,这两个“与中央保持一致”就是张启华编史获得通过的秘籍。(见本刊本期后文——编者)

张启华当年还是胡锦涛钦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建设工程的两个课题——《中共党史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研究》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首席专家。2008年5月5日,她在《北京日报》发表文章《谈国史研究的党性和立场问题》,引用了曾庆红对《二卷》批示中的一句话,她说:“我们要自觉从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政治高度,来认识和做好国史、党史工作。正如曾庆红同志给中央党史研究室一份批示中讲过的一句话:‘党史姓党’,国史也一样,也必须姓党。”这篇文章遭到网上评论帖子的猛烈围攻。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中国自古就有“秉笔直书”的史学传统。张启华的两个“与中央保持一致”,毁掉了(但愿只是雪藏)胡绳、龚育之等一批党内德高望重的理论家写就的一部好的党史,制造出的不过是 “党史编纂学”(何方语)的又一个文本,遭遇党内外众多人士的拒绝和批评是理所当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一位著名学术权威,公开拒绝领取党费购买的《二卷》。中共中央某部老干部的组织生活会上,一位老理论家公然抗议“用党费购买垃圾图书”,全场无人发表不同意见。南通84岁的高校老宣传部长丁弘直接给张启华写公开信,称“你们以毛的是为是,以毛的非为非。”“你们黑白颠倒着写,为了尊毛、护毛”,“你们是尽心竭力地忽悠着,尽量说明毛的伟大和党的一贯正确。灰暗的地方尽量抹去。你们自己也知道,这个《史》是寿命不久的。”著名的“文革人物”、90岁的聂元梓直接写信给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二卷》主要编辑,指出,有关她的内容严重失实,所用是文革逼供信和大字报的材料,要求予以答复并更正。

《二卷》后记列了109个参与编写和审读者的名字,其中一部分是参加龚育之党史编写的专家,他们纷纷否认和张记《二卷》的关系,他们编写的章节与现在出版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对自己的名字上《二卷》后记,只感到气愤。

怎能把毛27年和毛后两年混为一谈?

胡绳、龚育之90年代编史,提出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划界,明显具有时代局限的痕迹。但是,今天,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人民网,要“纠正对新中国最初29年误导偏见”,却是鱼目混珠,睁眼说瞎话。毛泽东主政的27年,和华国锋结束文革,重用胡耀邦拨乱反正的两年,是不容混淆的两个阶段的历史。
毛泽东的27年,是他抛弃“共同纲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27年,是一个错误接一个错误,一个罪行接一个罪行,甚至是用一个动乱否定另一个动乱的27年。而华国锋主政的二年零三个月,是结束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大刀阔斧改正毛泽东错误的两年(抓捕“四人帮”、平反冤假错案、恢复邓小平工作、真理标准讨论,强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推动教育科学文化工作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新进展),正如鲍彤所言:“中国改革的每一步,都是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的否定。”华国锋主政的两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全面铺就的两年。2008年8月,华国锋逝世,中央修正了对他的结论,此后,大量史实揭示出来,证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这两年写成是华国锋搞“两个凡是”、阻挠变革的两年,是不符合事实的;是邓小平出于夺取最高权力、别有用心的贬低。本来,有大好机会遵照事实写这两年的历史,但是《二卷》做的极差,篡改历史,功劳都记在邓小平头上。

(《新史记》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