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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卫方:自由参选是国民乐观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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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

如果有人打压封杀自由参选者,这会是让对体制抱着乐观态度的人心灰意冷的做法,是对我们国家和体制不负责任的,是在拆我们大厦的砖。

5月30日晚7点,姚博与他刚组织起的“参选班底”在北京市某餐厅大快朵颐。

姚博的网名“五岳散人”。这位媒体中人、知名的时评作家,数天前在其微博上坦言:经过审慎的考虑,我决定以无党派、少数民族的身份参加今年举行的北京市区县人大代表选举。……我选举的目的是代表本区的选民争取他们的利益,为他们说话。所有选举费用由我个人承担,如果当选,在任期内的办公费用亦由我个人承担,有可能接受义工的帮助。

“我是参加昌平区人大代表选举,参选要做的各个步骤已开始进行。”吵嚷中,姚博说,5年前,他已有此想法,“这是一个公民的合法权利。说得直白一点,都是自己的事,为什么不去干呢?”

恰如社会学者于建嵘论及一位女性自由参选者时所说:“我认为她为秋季选举吹响了号角。”——响应这片号角声的,除了姚博、还有作家李承鹏、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法天、来自广州天河区的“拥有九年党龄”的梁树新、杭州下城区做房地产工作的徐彦等全国各地的党内党外不同职业人士。

“号角”早在80年代吹起,于1998年形成一波高潮。王亮、司马南、姚立法、黄松海等都是多年前成功当选县级人大代表的“独立候选人”。以现在严谨的说法,他们被称为“联名推荐候选人”。

只是,“其中大部分人胜出后,面临的局面并不理想。”被喻为“独立代表新生代”、迄今仍“自由参选”的江西鄱阳县人大代表黄松海表示。

他以4年来的“参政体验”婉转地分析,“不管是哪一批‘自由参选者’,都要面对一个共同问题,即人们的思想观念。其中,一方面是官方的看法,一方面是民间的看法。”

“虽然现在网络舆论和信息发达,公民的声音很多时候可以发出来,政府对公民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认识,越来越开放,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完全操控。但还有个别官员持保守、‘很左’的眼光看待这件事。

“官方的开明也需民众的推动。很多人公民意识不够,漠视,认为选举没意义。抱怨者很多,一边声称自己从没拿过选票,一边不愿参与这件事。其实这个权利是实实在在的,如果大家都参与,应该好很多。”

黄松海强调,作为自由参选,“与当地政府沟通”是成为人大代表后可持续性的“紧要技巧”,“如果不学会妥协,不注重持续性与复制性,再轰轰烈烈都将是昙花一现。要么自己心灰意冷,要么就被同化了,最后自身利益至上了。”

但不可否认,虽通过自己的策略取得官方一定的认可,“真正认可我们的很少,多为表面上。很多官方人士,当你触及到他切身利益时,会对你恨之入骨。当然,我们还触及不到主要官员的私人利益,因为我们不可能掌握到那个层面。比如交通局乱收费、供电局违规供电,我们可以监督,这些事情都摆在面上。一旦要牵涉到体制问题,就难以做到。”

“都多少年过去了?我们要相信这个社会在进步。如果不从他们那时进步,我们就没法自由参选,如果我们不参选,接下来的人就无法继续参选,让人大这种制度成为真正的钢印。”姚博回望黄松海等人的参选历史时说。

他与黄,两拨自由参选者却共同笃信:自由参选人大代表在中国,普及了民主理念,推动了民主的进程,“这已相当不错了。有多少人还在反问民主,还在反问普世价值,还在认为应该有一个强力的统治,而不是用一种民主协商制度来平衡我们社会关系。”

“这就叫‘人心不死’。” 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听完,幽然一笑。

这特别值得我们庙堂之上的人高兴

人物周刊:现在很多网民在微博上发出要自由参选人大代表的声音,本届的联名推荐候选人的数目也远远超过以往。你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贺卫方:我觉得最主要是,现在国家的体制改革已经成为很多人关注的焦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见证了国民政治意识、民主意识的觉醒,但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最近大家越来越倾向于说:争取参与到哪怕是基层的人大,去竞争,这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人物周刊:在这样一波大潮里,有什么值得注意的特点?

贺卫方:首先,他们不是官方指定的人参选。第二个特色是,新媒体提供了很好的技术。博客、微博、论坛,能让网民了解到某个人要参选,而这些人也利用网络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样会强化网民对候选人的认知。人们选举的时候会变得更加理性,有真正选举需要的判断力。

人物周刊:您觉得相比一般候选人,中国现有的选举法为联名推荐候选人提供了哪些渠道?

贺卫方:从渠道上讲,候选人如果不能跟选民有直接的沟通、交流,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选。

如果说我们在制度上有什么改进的话,我们应该让参选人有机会、有途径,甚至有官方途径去跟选民们沟通,让我们的选民做出选择。

人物周刊:根据宪法,公民具有独立参选人大代表的权利。可在实际情况中,以独立资格当选人大代表的屈指可数,面对这样一个现象,政府和各级人大应该怎么样去对待?

贺卫方:我觉得首先应该对民众焕发的参与意识要表达关注和支持,这可能需要有关部门和高层明确表达支持。

这首先表明,民智未开这种说法很荒唐。只要是制度有一定空间的话,这些人一定会去做的。

第二,我们现在需要设计一些更加合理的制度,让拥有参加政治生活热情的人们能获得一种途径,比如如何能跟选民交往,如何通过公众表达自己,如何进行辩论。

第三个方面,我觉得从长远来看,他们当了人大代表以后,要有制度保障他们能对包括官员的选举、财政方面的审查、立法等进行深入的审议。现在很多人参与到选举过程中,但接下来可能就会觉得,其实选上去也没什么多大的意义。

人物周刊:我们还关注到,有些地方官员打压公民自由参选人大代表?

贺卫方:地方领导都会特别关注这个过程,想方设法把他们认为应该选上的人选上。有些受打压的参选者在微博时代能得到这么多的关注,而在“前微博时代”,也有不少人受到相同待遇,不奇怪。这需要各级官员从根本上扭转对民主的态度。

人物周刊:自由参选人大代表,对中国的民主进程有何预示呢?

贺卫方:我想,其实最让人欣慰的事情就在这里。这说明很多国民对现行体制还抱着乐观的情绪,这特别值得我们庙堂之上的人高兴。

如果是“上梁山”的人,他们不乐观,他们觉得一切没有希望。我特别愿意借你们这个杂志呼吁,这些人特别值得我们去支持。无论是升斗小民,还是权贵们,都应该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好的事情,都应该给他们空间。如果有人打压封杀自由参选人大代表,这会是让对体制抱着乐观态度的人心灰意冷的做法,是对我们国家和体制不负责任的,是在拆我们大厦的砖。

其实,最美好的状态并不是社会没有弊端,而是说我们社会封杀了我们改善弊端的空间。

中国式的选举,那真的是特别需要超强智慧

人物周刊:若干年前,就有人成功独立参选人大代表,这个现象出现不过十几年。你觉得他们在民主进程中有什么作为吗?他们成功当选后的现状怎样?

贺卫方:确实不怎么乐观,制度运行情况对自由参选比较艰难。太多代表是官方指定的;太多人大代表是企业家为了获得荣耀,通过政治身份获得经济收益成为人大代表,还有演艺界的。这不利于自由参选人在人大里面发挥作用。

人物周刊:不少人正是担心,如果自由参选人胜出后,面临的仍是不乐观状况,会让一些民主意识尚未开蒙的人更疏离他们本应具有的权利。

贺卫方:其实民主是许多不同阶层和利益群体的愿望,希望大家表达出来,进行博弈。冲突并不要紧,其实这是整合我们国家、团结国民的非常好的途径。最可怕的是我们没有机会说话,没有途径表达自己,决策过程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这会让所有人心灰意冷,爱国热情和其他对具体制度的看法,都会四分五裂。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如今到了改革的重要关口,网络上这么多人有政治热情,让我们特别欣慰!

人物周刊:当年那些人成功当选的经验和参政实践,对于现在参选的网民有没有可以借鉴的地方?

贺卫方:以前的经验是在前微博时代,今天是一个微博时代。过去的经验跟现在做法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到底怎么去做,与其说是民众的问题,不如说官方如何对待不同的时代,如何去适应社会的潮流和趋势,让这次改选真正成为国家民主发展的契机。

人物周刊:以往一批自由参选人里,如黄松海,属于坚持下来的类型。他认为,他之所以具有可持续性,是因为自己善于与官方沟通。他不否认这是在中国现行体制下,一种妥协的技巧。如果在真正实行民主的国度里,是否还需要这种“技巧”?

贺卫方:我跟他们个人很少接触。中国式的选举,那真的是特别需要超强智慧。选举毕竟需要选民去投票,选民要知道你这个人。

任何地方的民主,包括成熟国家的民主,都不是那么单纯,没有任何弊端的。在美国,选举过程中的技巧和智谋都是有的。民主只是所有制度中,坏处少一点的制度。但是我们人类无法做到完美无缺,我们大可不必把民主开启时出现的一些问题看得太重,以至于成为不搞民主的借口。

民主其实是人性中的内容,没人生下来喜欢被奴役

人物周刊:过往参选者中,出现了胜出后被迅速“同化”的现象。有人质疑,今天参选的网民,会出现同样的状况?

贺卫方:慢慢地有些人被同化,有些人没有被同化,可是慢慢地被同化的人就很少了,慢慢地体制就会被塑造。

人物周刊:一个成熟的参选者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素质和条件?

贺卫方: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的表达能力都很重要。参选者的这种能力特别重要,怎样跟人沟通,让人理解你,不会误读你。

另外,一个人的人格魅力、已经取得的成绩,比如冰心女士的女儿吴青,本来在北京市民心中享有很高声望。还有不要把自己标签为政府的敌人。

人物周刊:有人认为中国投票者没经过民主的训练,还不成熟。

贺卫方:这种说法是阻碍民主发展的最大障碍,民主不是培训出来的,是实践出来的,没人看教科书学会游泳,先呛很多水才学会。民主其实是人性中的内容,没人生下来喜欢被奴役。

人物周刊:不同自由参选者在不同地方,所受际遇也不同。如江苏常州与有些地方不一样,表示热烈欢迎参选。依照同样的宪法和法律体系,出现不同的对待方式,这是什么原因?

贺卫方:这个完全取决于地方领导自己的观念,我们知道不同地方的领导人,政治信念、对国家前途的理解差别很大。

(彭淑 陈漫清 张嘉衍/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