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菁菁远山:“维稳黑洞”让民怨湮没于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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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维稳”并不是一个健康社会压倒一切的目标,它不过是实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手段。而“稳定压倒一切、稳定高于一切”成为了各级政府的“口头禅”时,只能说明这个社会已是沉疴日久。

现今许多地方却反其道而为之,普遍采取的手段却是不讲过程只讲结果的病态维稳,让“维稳”成为湮灭民怨的一个个“黑洞”,其结果是为“黑洞”的爆发积蓄能量。这无疑未来中国社会演进的一个异常危险的态势。

任何一种极端事件的发生,都有相似的原因和运行路径,抛开突发的结果来看过程的演变,偶然之中也存在必然的逻辑。通过对近年来中国突发事件和群体事件的分析,民怨的激烈暴发则为其中大部分个案的实质,尽管有些事件肇因于“讹传”和“谣言”,但其能搅起翻天巨浪的原因还是与权力的作为有关:一是政府公信力的丧失;二是信息不透明下的信息不对称。自然,前者是酿成事端的“祸首”,在无法改变权力社会的现实下,消解民怨是主政一地的官员们应然的选项,但有时却恰恰相反,地方官员们在畸形的政绩观的导向下,往往把“维稳”演变为另一种“维稳”,就是自己权力、利益、仕途的“稳腚”,让民怨在“维稳黑洞”中湮没于无形,那么群体事件和极端事件频发也就在所难免了。在这种情况下,事后处置虽然能够起到一定作用,但并不能解决问题,其结果是制造民怨的速度要远远大于消解民怨的速度。

据人民网南昌6月4日报道,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区委书记傅清、区长习东森当日被免职。这是自5月26日上午,“抚州爆炸案”发生后,官方“问责之剑”发挥威力的结果。而在8个月前,这把“正义之剑”也在抚州祭出,所不同的是它指向的是“宜黄事件”的两名责任人。去年9月17日,宜黄县委书记、县长被立案调查,率队拆迁的常务副县长被免职。10月10日,江西省委宣传部发布新闻称,宜黄县委书记邱建国已被免职,县长苏建国也被提请免去县长一职。当然,根据“权责对等”的要求,他们的去职实为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这种不变的“补牢”之举,真就是一劳永逸么?如果当初抚州市在“宜黄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认真吸取教训,在“补牢”的同时认真反思自身执政理念的偏差,扫除体制之厄,纡解民怨,是否就会避免这起事件的发生。而事实也是这样,在“宜黄事件”发生后,爆炸案的实施者也在不停地表达诉求,相关的部门是如何回应和对待的,想必都是应该总结和考证的,毕竟一个人不是万念俱灰的情况下,断不会下了这么大的决心。自然,如果钱明奇的诉求不合理,另当别论。

话说“宜黄事件”发生后,抚州市委市政府确实“高度重视”,从“讲政治”的高度将“维稳”事业一举放到了最突出的位置,似乎此事的发生与自己过往“维稳”工作松懈有关。如,2010年9月10日,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凤冈镇自焚事件发生后,三人被送到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进行抢救。9月18日凌晨1时左右,伤者叶忠诚因伤势严重经抢救无效死亡。而就在 9月13日上午,全市信访维稳工作座谈会在市行政中心九楼会议室召开,市委书记甘良淼出席并发表了措辞极为严厉的讲话。而令人可悲的是,他的讲话集中到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要做到“维稳抓早抓小抓苗头抓为首人员”。他说:“各地、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牢固树立‘稳定压倒一切、稳定高于一切’的思想,认真履行好信访维稳第一责任人的责任,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不断巩固发展当前的好形势、好局面,确保不发生赴京赴省集体上访,确保不发生群体性事件,为赶超发展创造良好社会环境。”他还认为:“任何群体性事件并不是一触即发,都有一个从酝酿到发生、发展的过程;任何群体性事件都有一个为首人员在幕后精心组织、策划。各地要充分利用各种渠道,加强对社情民意的收集、分析和研判,做到快速反应,果断处置。”

由甘书记的上述讲话,我们可以看出基层政府“维稳”的通常思路是如何形成的:他们一是把所谓的稳控对象做为“敌对”的一方来对待,在他们的骨子里,“暴民思维”主导了他们对权利的看法。事实上,我们可以在社会动荡的各地普遍看到,基层政府根本就没有将维权者作为可能的利益被褫夺的对象来对待。当维权群体组合力量以表达诉求时,他们对自己的弱势地位也是一清二楚的。弱势群体之所以如此,也不过是在维护自己被侵害的利益的过程中,以求得一种博弈时的力量上相对平衡。这是一种既无奈又可悲的选择,因为在能代表自己表达利益的人别过脸去之后,他们单打独斗的结果毕竟是一败涂地的结局,大家全是心知肚明的。而在当政者的“暴民思维”指导下,官方的应对措施和行动逻辑必然是“掐尖”,将领头者“绳之以法”。恰如甘书记所云:“任何群体性事件都有一个为首人员在幕后精心组织、策划。”殊不知,这其实是那些大面积受到权利侵害者群体,在现实条件下走维权之路时采取的一种必然的应对策略。

二是地方政府往往将维权者的诉求通道人为截断,以求得到一种“稳定”的假象,为自己的“政绩”缺失打造一个“防护网”。在这一方面,甘书记的“确保不发生赴京赴省集体上访”就是明证。

三是那些社会动荡的地方,其掌权者的执政理念已经严重错位。中央所倡导的“执政为民”核心理念,已经在这些胡作非为的官员心目中,早已逐步转化为“稳定压倒一切、稳定高于一切”。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所谓“稳定”就转化为一种变态的靠强权严防死守弱势群体表达利益诉求的“病态稳定”。它除了会让权力的罪恶被虚假稳定的大局“漂白”和放纵之外,其所起到的消极后果,则是民怨与官权的仇恨和对立不断累积和加剧。也正是这种短期的虚假稳定,为局部地区的社会动荡积聚着巨大的破坏能量。由此可以看出,抚州在宜黄事件之后短短的8个月后,尽管稳定的紧箍咒被扣在每个官员头上,依然难以遏止钱明奇制造爆炸事件震动海内外了。

众所周知,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任何一种稳定只能在过程中才能获得,那种以结果替代过程的稳定,如今却成为基层政府普遍追求的目标,之所以如此,盖因为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权力只对其来源负责,它无须用民意来“背书”,因之民怨也就自然成为“浮云”一片;二是为官一任者,恪守“不出事就是本事”的官场要诀,只要不出“乱子”,仕途就不受大碍,政绩也完全可以用纸面文章来书写。

由此我们也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问题令人费解:为什么地方政府经常会扮演权利褫夺者的角色呢?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于,除去不受制约的权力产生的腐败以外,最关键要素就是地方政府的运行,在当今分税制的条件下,中央政府允许地方融资平台的存在。这就让地方政府的行为朝公司化蜕变成为可能。而在权力公司化的局面之下,用于逐利的工具只能是权力,但究其实质,无疑是打着法律的旗号公然对法外利益的巧取豪夺。就目前情势而言,土地财政则其获取利益的主要来源,它也必然成为官民矛盾的最大根源。褫夺的无所不在与高压维稳的现实,在权力主导一切的体制下,从而导致整个社会正在超一个硕大无朋的高压锅社会急剧演变,其最终被压力掀掉锅盖的那一天何时到来,谁也不敢妄下断语。

如果我们转换一下维稳的思路,能通过法律途径避免权力对权利的褫夺和侵害,用民主法制来确保社会全体成员做出公正的共同选择,无疑是化解民怨的最终路径和渠道。但是,由于中国实行的是党的绝对领导,司法必然处于权力的从属地位,而权利的侵害主体恰恰是权力,这就决定了公平正义的实现几无可能,唯一的通道是诉诸更大的权力。当一级地方政府把越级上访以“非法”行为加以对待的情况下,民怨也就暂时消失在了“维稳黑洞”中。这种事例的普遍存在已经走向了稳定的反面,从而,不仅步入一个“越维越不稳”的怪圈,而且也让“维稳”成本不断加大,社会风险水涨船高。与此同时,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没有监督又缺乏制衡的权力也变得愈发肆无忌惮,社会危机日积月累处于高企状态,也就在所难免了。

特别是当法律和司法部门也唯“稳定”的马首是瞻时,它也就彻底沦为权力胯下的一种工具,其导致维权者快速走向绝望,已经毫无悬念。又如,2010年11月5日的《南方周末》曾有报道,长沙市芙蓉区政府的一名负责官员,以“维稳”的名义卖掉了一家公司的土地。后又打出“维稳”旗号,成功抗拒了法院对该土地的强制执行。但执行法官赵书军并不服气:“难道不讲法律、不追查下去就稳定了?讲法律和追查问题反而就不稳定了?……维护稳定是你政府的事情,但怎么能拿人家的财产来维稳?”尽管赵书军等执行法官,把“被维稳”的理由写进了裁定书,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抗议。他说:“这是一起典型的行政干预司法,甚至参与违法最终导致司法腐败的案件。”但最终还是“维稳”战胜了法律,它最终带来的结果是:2010年10月28日,一直没有等来法律正义的受害人——强制执行申请人章胜汉老人,因抑郁、情绪激动脑溢血猝死。这就是21世纪中国的法治状况,它必然在中国的法制史上留下最耻辱的一页。

如今,“维稳”被各级政府当做为官一地的首要责任,作为工作大局并视为压倒一切的重中之重的工作对待,只不过是10来年的事情,它不仅没有给中国社会带来想象中的稳定,反而导致一些地方政府对形势的判断,是中国进入了一个“矛盾凸显期”。如果把它简单地与经济发展阶段相联系,甚至于祭出可笑的“3000美元说”。这不仅荒诞,而且会掩盖权力社会是造成中国不稳定的这个关键原因,从而离开病因病理的探讨,这自然是要出“人命”的。事实上,“维稳”并不是一个健康社会压倒一切的目标,它不过是实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手段。而“稳定压倒一切、稳定高于一切”成为了各级政府的“口头禅”时,只能说明这个社会已是沉疴日久。有了这种认识,就要从改良制度着眼和着手,一切努力应该市对准政治体制这个“病灶”。可是,现今许多地方却反其道而为之,普遍采取的手段却是不讲过程只讲结果的病态维稳,让“维稳”成为湮灭民怨的一个个“黑洞”,其结果是为“黑洞”的爆发积蓄能量。这无疑未来中国社会演进的一个异常危险的态势。

总而言之,中国社会目前的不稳定的现实是权力社会必然的结果,基层的“维稳”乱局肇因于“政绩冲动”。自然,我也承认政治改革是个渐进的过程,需要积极稳妥的推进。而在权力社会无法立刻改变的情况下,考察主政一方的官员执政的能力也并不是毫无办法的,其中,只要设定一个“民怨指数”来约束各级官员,就可以搞定官员的为非作歹。如果觉得“民怨指数”太扎眼,用“满意率”来替换也是不错的选择。当然,这种民调不能操纵在操控权柄者的手中,需要有一个信誉有保障的中立机构来独立完成,但这又会让权力不“稳定”,在权力稳定和社会稳定这个只能二选一的博弈中,确实是权力者倍感头疼的问题。如果一涉及到权力都祭出“绝不”,那么,所谓“执政为民”的理念岂不落空,和谐稳定注定是一件虚无飘渺的事情。至此,我也倍感茫然:我们整天价把稳定挂在嘴上的真的需要稳定么?但愿不会有一场叶公好龙的游戏。

(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