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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学伟:欧洲大旱也是三峡大坝惹的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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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传统中,政府是家长,像父母。两者之间的根本联系是血脉,是道义,而不是契约。

一部分不分青红皂白的铁杆自由派,他们不是两个凡是而是四个凡是:凡是西方说对的我说对,凡是西方说错的我说错。凡是中国政府说对的我说错,凡是中国政府说错的我说对。

我在法国生活小康,所住的别墅,也有一个花园。为了我那些花花草草的利益,我也必须像望岁的农夫那样关注雨水。我必须告诉你们,法国巴黎已经超过两个月没有下一场像样的雨。云彩每隔几天也会作势聚集,可就是下不出雨来。而且那淡薄的程度,我看打炮人工增雨都没门。这个干旱的程度据说已经达到了数十年一遇的程度。现在这里的萨科奇政府也很不得人心,不过我还没有听见有谁把不下雨怪罪到他的头上。

想起国内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现在也是亢旱,也是达到了数十年一遇的程度。不过国内有一个法国没有的可以怪罪的对象,那就是三峡大坝。

这个三峡坝长2335米,高185米,截断了长江水那是无疑,但“截断巫山云雨”那不过是毛老人家的诗人想象。据我的一些气象学知识,中国的整个东部都属于季风气候。春夏天的雨水完全(95%以上)由来自太平洋从大陆东南沿海而上的春夏季风提供。三峡坝区那几百平方公里的水面提供的水汽与太平洋相比,何足道哉。何况那水面再小提供的也是更多的水汽而不是旱气,而且中国也从来没有可以从三峡坝区吹向长江中下游的正西风。那中下游的干旱能是三峡大坝造成的吗?

我看那些人想讲的不是气象学而是堪舆学了。他们大概认为长江是一条龙,腰上给扎了一条带子,它能高兴吗?它一不高兴,自然就不会风调雨顺,而是以大水或干旱来表示抗议了。

他们还可求助于统计学。比如,自从我家门前的公路被政府拓宽以后,我家的不少亲戚的晋升速度都变慢了。这政府是不是得承担责任?你若不信,请把公路改回原来的宽度,看我家的那些亲戚能不能恢复已往的晋升速度。

我明白那些大声嚷嚷的人心里的逻辑根本不在气象学,连堪舆学也是借口。真正的实质在政治学。总之这个政府我不喜欢,那无论你怎样做我都有办法给你找出茬来。不是还有“碰瓷”的学问技巧吗?你想大事化小?我想的相反,就是小事化大!无事也都还可以生非呢!(比如这次干旱与大坝的关系。)

那个茉莉花在中国有几朵?看我把每一朵都吹成十公里的直径。就是钢筋混凝土的大坝我也要压塌它。那个中东的各色茉莉花开得那么烦乱血腥吗?可我还是看着都那么开心,恨不得把那每一种都引进中国来。

当然我也知道,中国的大部分的相对温和的自由派人士都是恨铁不成钢,他们还真心是为了中国好。他们之中,认为下雨与否与政府有关的相信也是少数。但我也建议这少数人士多一点实事求是之心。

其实我与这些温和的自由派还是有很多共同语言的。就在《博联社》,我也有过多篇文章被和谐的历史。社里编辑部的苦衷我岂有不明白。这样的事我又岂会拥护。但即使这样,我也还是愿意一分为二,像我以前说得,“是是非非”。起码不会把不下雨和三峡大坝,和政府联系起来。

我也知道现在的中国政府还远不是一个理想的政府。但我也知道,历史的车轮真的是相当的沉重。我为这个政府在最近三十年来取得的骄人成绩而兴奋。我也在为它的继续进步而努力献计献策。我把它看成是自己祖国的政府(家长或自己有股份的公司的董事会),而不是自己的敌人(或仆人)。我绝不“必欲骂之而后快”。我每次不得不“骂”的时候(比如看到“绝不”“不搞”)都感到痛心疾首。

我认为西方的公仆理论是有漏洞的。它的核心是契约,并不是道德约束。在中国的传统中,政府是家长,像父母。两者之间的根本联系是血脉,是道义,而不是契约。我的主张是折中一下,政府首长像公司的董事长,而人民则像股东。而不同的股东手里握有的股权是不相等的。认为董事长是股东的仆人的普通股东,是否太妄自尊大了一点。须知董事长手里也握有股份,而且比一般股东多得多。我说的是不是事实?我的这个说法在以前我的文章中有过更详细的发挥(加权民主),是不是还有一点独创性?

至于还有一部分不分青红皂白的铁杆自由派,他们真的是唯西方人的马首是瞻。他们不是两个凡是而是四个凡是:凡是西方说对的我说对,凡是西方说错的我说错。凡是中国政府说对的我说错,凡是中国政府说错的我说对。跟他们,我就只能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了。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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