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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动口也动手” 毛泽东一语决定“4.5”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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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控亿万子民生死大权的毛泽东1976年健康恶化,走路靠生活女秘书搀扶,中南海墙外发生的事情只能通过侄子毛远新来了解。

毛远新在4月5日上午面见其伯父时,列数了邓小平的罪状。并报告说政治局对如何平息广场骚乱,仍未取得一致意见。

为此,毛泽东批示了三条:(1)肯定天安门广场上的骚动是一次有组织的“反革命暴乱”;(2)同意政治局使用必要的武力,但不能开枪,不能调用野战军;(3)鉴于邓小平对这次反革命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政治局“要让他写检查…总之,他要认错。”

这几条批示虽然给动用武力的程度定了框,也使得邓小平不至于立遭整肃,但也明显地允许采用武力。

为明确这一点,毛远新特意再问一遍是否同意动武,毛泽东回答:“对,君子动口也动手。”青野和方雷的书里认为,正是这句话把四五事件推向了流血之途。

华国锋与“四五事件”
孙万国/网上文摘

“四五事件是主席亲自抓的…,开始北京民兵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是,当暴徒搞反革命暴力时,我们就要以革命的暴力来对付。这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后来我们拿起棍子[但没有出动坦克和机枪--笔者注],中央[毛主席]明确交待,可以还手。”–姚文元谈四五事件

在某些方面来说,先前学界对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晚年的理解,要比其它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于中共高层政治的现实。“文化大革命”的包袱确实让中央政治局乃至全党陷入尖锐的分裂与冲突之中。这一时期的历史主角大体可分为三批人马:一是被称为“四人帮”的激进分子–这一称呼在某种程度上出自毛本人的误导。二是“文化大革命”前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邓小平为其杰出代表,尽管周与邓之间的关系远比人们想象的复杂。三是以华国锋为代表的一批人物,既是文革前中共体制中的骨干,又是文革受益者。他们在这一时期的作用极其突出。但其突出之处,恰恰在于他们先前的革命资历甚低,而非由于特殊的政策走向或集体利益使然。这些人物之外,当然还有最为关键的毛泽东。他超然于各派斗争之上,但也经常根据形势的需要,不忌反复地出面支一派,打一派。尽管到了晚年,重疾缠身,但他对形势的掌控与主导,其实要比人们想象的更加介入。即以这一时期为例,1975年温和政策的决策者毕竟是毛,而不是周恩来和邓小平,正如他先前是发动天下大乱的文革始作俑者一样,“四人帮”不过是跟着起哄的追随者罢了。

虽然学界对这一历史时期的理解,大体不差,但就其研究细节来说,却与事实相去甚远。个相屡屡失真,总相必然偏离。在现存的党史中,便不乏以讹传讹,愈演愈烈的弊端。人们对于1976年4月第一次四五事件的通俗认识就是一个例子。根据这些说法,极左的激进派要么是经过精心盘算,要么就是出于自身愚蠢,居然敢对尸骨未寒的周总理发动批判。他们又与华国锋及其它文革受益者勾结,共同镇压天安门广场上的抗议者,因为勾结的双方都体会到当时深得人心的邓小平的威胁,故不得不联手应付四五危机,尽管极左派并不满意华的高升。这一勾结,直到镇压之后,“四人帮”还处于陶醉情绪时,双方的同盟关系才告破裂,这是由于华一心想巩固自身的地位,而“四人帮”又难与其它“文革”受益者和睦相处。对于以上这类说法,笔者未敢苟同。鉴于现有史料诸多空白,又多自相矛盾,要对四五事件中高层决策的来龙去脉彻底清理,显然不可得。但也无妨在此尝试有别于前人之说的历史重建。

引子:周恩来葬礼,清明节来临,南京事件

4月初天安门广场上大规模的自发游行示威,无疑是中国百姓对中共当局的首度挑战。导致这桩严重事态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大多城市居民感到他们所爱戴的总理没有得到应有的哀荣,人们也觉察到上层对于周恩来一生的功过评价存在着斗争。清明节本是祭奠先人的扫墓日,随着清明的临近,形势越加严峻。紧张局势始于一月初总理去世随后,当局限制人民的悼念活动。其中最声名狼藉的有“五不准”:不准带黑纱,不准送花圈,不准设灵堂,不准举行悼念活动,不准挂总理像。但民众对此置之不理。1月15日,追悼大会刚结束,中央就决定全面停止悼念活动,这就更加激化了群众的不满情绪。

群众的不满又不免与1975年底展开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联系起来。他们的不满,不仅是“批邓”,也是对整个“文化大革命”的不满,乃至于对于毛泽东的信仰发生动摇。从上层到地方的极左派执意批邓,以捍卫毛的文化大革命,而群众则浸沉于他们丧失了代表温和和正义的周总理的悲痛之中,人民悼周,左派批邓,这就构成了尖锐冲突的局面。其实,极左的四人帮未必希望总理早逝。他们认为在此批邓的节骨眼上,周的不合时宜的弃世,只会冲击“批邓”的政治运动。当局急于结束悼周活动,其目的也是为了能尽快开展批邓。总之,随着运动在2、3月份不断升级,人们很自然地把对于邓小平1975年搞整顿的批判,认为是对周总理的批判–尽管事实上周并未积极参与1975年的政策,而邓小平的整顿决策原本基于毛的授权,有些甚至是出于毛本人的授意。妙的是,最早把周恩来与邓小平的“右倾”联系一起的,反而是极左派。他们掌握官方媒体,偶尔对周进行不点名的批判。人们对此,未必尽知个中原委,但总本能地感觉到官方批判右倾必然会损及周恩来的身后声名。引发四五事件的初始原因,虽说是1月间对群众悼周的悲痛之举突遭打断,但此一情势很快便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的派系斗争纠缠起来。许多地区出现了反对四人帮的呼声。政治局内部也出现了分歧。其中一个条就是关于如何开展“反右倾”运动,多数成员不主张采取当年红卫兵大串联的那套文革方法,而要把运动置于党委控制之下。3月24日,毛主席批发了这一决议。然而也就在这一天,南京事件爆发,对于稍后的四五事件构成了重要影响。

24日那天,南京医学院的学生在雨花台革命烈士陵园献上了当地悼念总理的第一个花圈。这一行动本身并无独特之处,北京从3月中旬就开始了类似的悼念活动。问题在于,一位摄影师记者取走了花圈上的挽联。他未必出于恶意,但流言则说他是受了“上海帮”的指使。第二天,学生们为此在南京市区贴出了“誓死捍卫周总理”的标语。何其巧合,当天上海的左派《文汇报》也发表了头版文章,声称“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文章虽未点名,但读者心知肚明,这是影射周恩来。与此同时,当局又下令禁止人们前往雨花台,这无疑是火上加油。此后几天,学生不顾禁令,继续游行示威,并张贴批判《文汇报》的大字报,从3月28日起,还点名批判张春桥和江青。这些消息迅速传播开来,触发了其它地区类似的活动,特别是华东地区。鉴于南京及其附近地区的形势愈演愈烈,王洪文在观察了两天之后,遂于4月1日,代表中央下令江苏省委清除大字报,并制止反革命言论。按邓小平下台后,虽有华国锋出任代总理,大约还是王洪文重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到了4月4日,由于地方当局的敷衍,仍允许群众前往雨花台祭悼,这一地区的秩序大体恢复。但在北京,则事端迭起,形势反趋恶化。

虽然当局封锁新闻,但人们通过口头传播及开往各地火车和汽车车身上显目的标语,南京事件的消息还是传到了北京和其它地区。由此揭开了四五悲剧的序幕。值得一问的是,4月初之前发生的这些事端到底意味着什么、谁应为之负责?学者都说这是《文汇报》惹的祸。它在3月25日的文章里,明确把周总理与邓小平的政治错误拉扯到一块,人们反因此误以为周邓关系密切,也误以为邓的复出是由于周的提携。笔者在下文中会提到,在高层政治的漩涡中,邓小平当然是四五事件的焦点,尽管他与事件本身并无直接干系。而在下层,邓岌岌可危的处境显然也是一个因素,但他对局势发展的影响其实微不足道。不论是南京事件、或稍后的四五事件,以及其它省市的类似示威活动中,邓的名字只见偶然提及。其原因当然是由于邓已挨批,群众的悲痛情绪反而集中在周身上,实质上是抗议毛和极左派对于周的不公正的待遇。“四人帮”对于周总理的敌视自然引起群众的愤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抨击极左派时,依然使用了极左的文革语言。南京反对张春桥和江青的标语远远超过了几个月前零星的批评。其严重程度连讨厌“四人帮”的其它中央领导也难袖手旁观。正如汪东兴在逮捕“四人帮”之后说的:“(四五事件)攻击主席,攻击党中央,不是反革命是什么?有的同志说是对四人帮不满,是有的,但那时也分不出,他们还在台上嘛!”

谁应对这种失控局面负责?迄今无论中西学者都把帐全算在江青一伙身上。根据此说,《文汇报》谤周的文章、先前对总理的种种大不敬,以及他们在四五危机中的表现,都是“四人帮”为了制造政治分裂,藉机把邓小平赶下台。在某一程度上说,中央的极左派当然要对这种局面负责–他们一方面不遗余力地“批邓”,调门甚至高过毛本人设定的界限,一方面又完全蔑视人民大众对周的感情。然而,尽管当时人们认为张春桥是《文汇报》的后台老板,但迄今见不到有何史料证据。换言之,这篇影射总理、引起众怒的文章到底是出于北京方面的策划,还是上海当地宣传干部头脑发热的自发产物,值得一问。需知1973年邓小平复出时,上海就有先例。当时上海的激进派领导不悉中央的安排,仍按“文革”那一套思维,私下批评邓小平是走资派,以至于张春桥不得不出面制止。再说,当时除了上海之外,其它地方的报纸并未转载。由此看来,这一闯来大祸的奇文恐怕是出自地方手笔,而非中央。

此外于4月初在杭州出现的活动,亦可旁证《文汇报》擅自诋毁总理的文章源自上海的当地领导。按杭州情势的严重程度大约仅次于北京和南京。杭州群众显然受到南京事件的感染,但似乎更关注邓小平的命运,他们张贴大字报呼吁邓小平不能下台,并赞扬他贯彻毛主席“三项指示为纲”的整顿政策。最堪注意者,是杭州群众在普遍反对极左时,其主要矛头却是指向地方领导人,特别是上海的第一把手马天水。他们要求打倒野心家马天水,追查他所散布政治谣言–显然是指他在1975年6月向“四人帮”密报邓小平企图拉拢他的事。马天水既是《文汇报》的顶头上司,自然要为诋毁总理的举动负责。

当然,最终的责任毕竟还是人所熟知的源头—-毛主席。简而言之,毛对于周,一向不大感冒。这就怂恿了那些批周的领导人。周在生前屡遭毛的奚落。周在死后,也只见毛的冷漠。毛拒绝出席周的追悼会就是这种冷淡的体现。他不但拒绝了40名元帅和将军联名请求他在追悼会上露面的建议,还说,他们是为总理委屈抱不平,“是在借题促我反思文化大革命”。犹有甚者,毛还反对在悼词中把周恩来说成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武断地认为周不但自己反对文革,还影响其它人也来反对文革。他说,“总理是反对我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有一批,不是一小批,还有老的,都听他的;拥护我,高呼万岁,是无奈的。我明白,这点我和总理的鸿沟是没法弥补的”。这真是明白不过地显示出毛泽东深重的文革情结。对毛来说,未来的政治比过去的恩怨更重要,所以要压制悼周活动者,未必是计较个人的恩怨,而是考虑中国的未来。因此,他在一份动态反映上批了六个字,“悼念虚,复辟实”。为了让人明白无误,他还让其侄子兼联络员的毛远新向政治局传达了这一指示。

天安门广场事件

以上所述关于四五事件的背景,大抵有此数端:群众执意悼周,而毛则设限低调。邓小平失势后,政局急剧左转,引起人民广泛的不安。毛泽东本人则在林彪事件后,威望日渐低落。而被视为总理对头的“四人帮”更招来积怨高涨。以下将首先回顾广场事件,然后转入本文分析的重点,即中共的高层政治,藉此以观当局如何应对四五危机。

四五事件的轮廓倒也清楚明白。在3月19日,首先是一批小学生来到天安门广场献上了全国第一个纪念周恩来的花圈,也预示着清明节的临近。这束花圈和随后送去的花圈很快就遭清除。北京市公安局还奉命要把到广场送花圈者都记录在案。显然,花圈触动了当局的神经。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就汇报说“这些花圈是阶级斗争的严重反映”。到了3月30至31日,“南京事件”的消息传到北京后,花圈数量激增,天安门广场上张贴的诗词充满了反对“四人帮”的情绪。涌入广场的人数也开始剧升,从3月底到清明前夕,共达到了一百多万。在这段时间里,当局的态度基本上可谓是谨慎从事。一方面,于4月2日在广场一隅设立了北京市公安局、首都民兵和北京卫戍区的联合指挥部,并发布指令,谓清明节是旧习俗,要求各单位阻止职工走上广场,又宣布南京事件是一场“反革命事件”。但另一方面,并没有对广场上的群众采取大规模打击行动,只除了审慎地逮捕了少数闹事者,并移走了若干花圈外,并无其它乱象。因此,4月3日那天,尽管是个情势紧张的星期六,广场上并无乱象。

清明节这天恰逢周休日,大约一、二百万人涌进了广场。带来了更多的花圈、诗词、传单、小字报,以及即兴演说和喧哗。局面愈形紧张,人群中发生了零星的打斗,有些公安人员维持秩序受伤。走上广场的绝大多数只为表达他们对总理朴素的感情,但也有不少带有明显的政治气味,把周恩来和时下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联系起来。但总的来说,他们对“四人帮”的指斥,主要是针对后者反对总理的行径,而非针对具体的政策或政见。另一方面,虽然广场上出现过数串“小瓶”,但公开提到“小平”的却很少,甚至比不上外地。这表明,尽管大伙拥护邓小平,但即便在此情绪激昂的广场上,人们还是自觉地遵守政治上的底线,不敢公然反对当前的批邓运动。如在南京一样,广场上最具政治敏感性的举动,不外是或明或暗地攻击政治局里的极左人物,尤其是江青与张春桥,还有姚文元,但似乎无人针对王洪文。

当然更加敏感的问题,是对毛泽东本人的不满。广场上的愤懑,不仅间接地触及当前的政治运动,还触动了毛生平最感自豪的文化大革命。少数个别的大字报与演说,尽管没有指名道姓,显然是冲着毛泽东而发。比如有一幅十分醒目的标语,即表达了对周恩来的怀念、对极左人物的痛恨、与对毛的大不敬。它说:“我们要周总理,不要佛朗哥(即毛泽东),更不要那拉氏(江青)。”当夜幕降临后,灯光之下,人们放眼所见的是层层堆满于纪念碑前献给周总理的花圈,正对着四五城楼上毛泽东的肖像。这就构成了一幅象征周、毛对抗的巨大画面。这种画面在周恩来生前,当然是不可想象的。对于这一严重的挑战,政治局当然不能坐视不理。正如汪东兴七个月之后解释的:群众到四五悼念周恩来没有错,但攻击政治局委员就成问题,攻击毛主席则更是大逆不道。

于是,政治局决定在清明午夜过后搬除花圈,清理广场。当晚滞留在广场上的少数人群也遭拘留。到了5日清晨,所有花圈和大字报果然都消失了。由于当局事先未加解释,丢失花圈的消息便迅速传播开来。早上8点,广场上聚集了近一万名激愤的人群,后来的人数更是成倍地增加,很快就发生了官民的对峙和摩擦。人们挤满人民大会堂的台阶,要求还我花圈,并掀翻了一辆高音喇叭广播警惕阶级敌人破坏活动的警车。下午5时许,群众又捣毁和点燃了联合指挥部。整个事件,根据现场目击的英国外交官RogerGarside的报导,直到此刻,警察和民兵都还非常克制,没有进行逮捕。到了灯光亮起时,群众已逐渐减少。6点30分,北京市长吴德播放讲话,谓有一小撮坏人利用清明节制造政治事端,呼吁“革命群众立即离开,不要受到蒙蔽。”吴德的讲话反复播放后,人群进一步减少,只有数百人仍滞留纪念碑周围。晚间11点左右,警察和民兵终于冲进了广场,对人群进行一阵短暂的毒打,并把受害者拖上卡车拉走。之后宣布广场戒严,但并未严格执行。次日至广场向周恩来表忠的人数仍达数千之众。他们照样献上一束花圈,但这回民兵并未干预。有些人也照样声讨江、张、姚(也还是未提王洪文),但气氛已较日前平静,当局亦未进一步的镇压。总之,大规模群众的抗议已遭瓦解,四五及其周边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秩序。

在转入讨论共产党的高层如何回应及处理危机之前,有必要简略考察一下,是哪些社会与政治力量实际推动了四五事件。Garside(嘉赛德)认为,其中有为周恩来鸣不平,有对毛泽东的反叛,有对中国前途的忧虑,以及对镇压者的抗议。嘉赛德和其它观察家也认为,几乎中国所有社会阶层的代表,包括最贫穷无告者,都参预了这一抗议活动。而来自国务院各部委,解放军三总部的花圈,乃至身着贵服的高干出现,也意味着高层势力的影响。的确,三周之后,4月26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社的谈话时就说:“为什么这时要爆发四五事件?(即使)没有悼念总理为借口,也要爆发……我看一是批邓深入了,打中了党内资产阶级的痛处。一是保护大官们的利益,和资产阶级法权有关。”他继续说,尽管广场上工人阶级最多,但知识分子才是“最野蛮的”真正闹事者,尤其是科学院、七机部、外交部的那些人。他也特别提到了高干子弟。姑且不论其社会根源,天安门广场上抗议群众的组合,就像南京等地一样,既有对上层政治一无所知的人,也有略知上层内斗底细、却未必精确的卷入者。但这两类人的共同之处,就是一致缅怀他们熟悉的周总理,一致痛恨极左人物。

不管工人和知识分子在事件中起了什么作用,姚文元所持四五事件“总要爆发”的估计,在笔者看来,未必站得住脚。试想,若无悼念总理这样名正言顺的藉口,若无当局压制悼周活动因而激起普遍的愤慨,那么,就算民众对文革日益不满,在寻常情况下,这种大规模情绪的大爆发,有可能说发就发么?更具体地说,正如笔者下一节要探讨的,假若当局遵守北京市委与群众达成的默契,让花圈在原地保留数日,待得群众情绪平和之后,则流血事件未尝不可避免。再说,尽管不少人藉机发泄他们对时政不满,但绝大多数群众并未公然挑战当局的批邓运动,这说明民众本在自觉地克制。如果当局稍安毋燥、妥善疏导,亦未必引爆四五事件。毕竟引爆这一事件的导火线,是关于周恩来的问题,而非邓小平的问题。至于中上层机关干部的作用,姚文元的说法亦有夸张之嫌。当时有一椿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参加追悼活动的单位逐渐升级,先是小学生上街,后有中学生,最后才是中央政府机关。这说明机关干部也在谨慎地解读当局的容忍程度。更关键的一条是,并无任何迹象表明高层领导曾在背后操纵事件。广场上的抗议活动确实是来自基层民众,也许正如张春桥所说的“匈牙利事件”。但邓小平并非纳吉,其它高层领导亦未插手。身居高处不胜寒的当权人物从骨子里就明白,如果表态支持四五前的民众,则无异于政治上找死。邓小平对这一点比谁都清楚。他不但自己不去广场,还嘱咐子女也不要去。当江青等人指控邓小平曾至广场坐阵指挥时,华国锋和汪东兴都表示怀疑–毛泽东当然更不会相信。

危机处理:4月1日至6日的政治局决策

由于现有材料存在许多漏洞与空白,即便可查的关键资料亦不可全信。一些当事者所提供的情况又带有误导性,更不用说各种臆想与编造。此外一些重要的史实(如出席政治局会议者名单,或若干重要情节发生的前后时序),也有相互矛盾的记载。当然还有一些恐怕永无答案的基本问题。因此我们恐怕很难完全吃透当局在应对这场史无前例的危机中的政治操作。多年来流行的说法,认为它是一个“由凡是派(即华国锋等文革受益者)和极左派合作联盟”的决策过程。但在笔者看来,这只说对了一部分,即当时在政治局中说得上话、办得了事的,确实只有这两拨人。在4月7日之前,依然健在的老革命家们根本没有参与过政治局会议,虽说邓小平(或许还有李先念)出席了4月5日的会,但当时他处于面对诘难的地位,会上只能保持沉默。

上述流行之说,还意味着华国锋等人与极左派的利益是共同一致的。但实则不然。而且,双方成员的个人行为也当分别考察。此外,主要角色的相对权力也是个因素。比如说,江青气焰甚旺,几乎足以左右政治局。而王洪文则亲临广场,负责督导中央的部署,这或与他是全国民兵总指挥有关。但他的态度显然与极端的江青有别。诸多材料表明,他倒是发挥了某种缓和的作用。吴德作为北京的最高地方长官,在贯彻落实中央对广场的反应上,甚至发挥着更为直接的作用,尽管他在政治局中的影响力不大。华国锋则始终主持政治局会议,又兼公安部部长,也是毛泽东即将选定的接班人,但是根据事件真相的现有证据,看不出他享有强有力的领导。最后则是毛泽东本人的问题。许多迹象显示,由于身罹重疾,他处理政务的能力大受限制,只能做出被动性的反应。但至少就关键全局的决定而言,他仍然不改其发动者与主动者的本色。此外,犹有毛的侄子毛远新。他的角色至关重要,可惜易遭研究者的忽视。他是毛泽东的耳目和主要信息渠道,并负责根据自己的理解把主席的指示传达给中央。

尽管我们要将事件的具体细节拼接起来困难重重,但有一点很清楚,政治局作为一个领导整体,面临着必须做出强硬果断决定的严峻挑战。这和13年后的四五事件差不多,处于第一线的领导,如赵紫阳,对下既要应付广场上风云突变后果难料的局势,对上又要应付一位其意志和感情都不容忤逆的至高领袖。虽说高层内部先前存在着矛盾,处理四五危机时也有不同的主张,但谁都不希望–包括邓小平在内–任由广场上对毛泽东的有形挑战继续下去。

危机时期,政治局召开的第一次紧急会议,一直开到4月1日深夜。会议集中讨论了南京的事态,正确地认识到它的意义绝不限于地方,必然影响至全国。出席会议者只有六人:华国锋、王洪文、江青、姚文元和两位官史不愿点名的人物(笔者按,当是陈锡联和纪登奎),但肯定没有张春桥。会议虽由华国锋主持,但出面召集会议并作会议记录者,却是毛远新。他是否根据主席的授意而召开,后人不得而知,总之不见他传达主席指示。会议讨论了三个问题,最重要的是南京事件及其所引发的全国性悼周与攻击江、张、姚的情况。会议又激烈地讨论一份在南京流传的“周恩来遗嘱”。这是一份伪造的文件,大加张伐江青,大力赞扬邓小平。为此,会议决定向全国发布正式通报,警告人民不可上当。此外会议还部署了五一劳动节的安排,确定邓小平不得参予,并向全党基层组织传达毛泽东从去年10月至今年1月批邓的诸次讲话。2日凌晨,毛远新起草了这次会议的书面报告,上呈主席。但毛泽东直到3日才表示认可。主席为何拖延,毛远新为何不亲口汇报,个中蹊跷,迄今是迷。这一延迟或许与毛的健康状况有关。也可能是他需要时间好仔细斟酌有关五一节中央领导班子的公开亮相所可能造成的政治影响(详见下文)。

与其它几次稍后召开的政治局紧急会议相比,我们对4月1日会议的了解甚为有限。南京事件的处理虽说是极左派提出的,但几乎可以肯定,它取得了这次出席会议成员的共识。再说,开会的情况看不出极左派有主导会议之势。理由是:一者,张春桥没有出席,而王洪文也始终未发一言;二者,华国锋主持会议。试想六天前(3月26日)召开的批邓扩大会议时,王洪文仍是会议主持者。如今由华主持政治局会议,说明权力正转向华国锋。这一转变在4月7日的危机结束之后才告正式完成。在危机出现之前,中央领导人的排名并不明朗:华国锋虽跃居国务院代总理,但王洪文在党内的地位仍然高过华国锋,而且还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关于安排五一节活动的讨论,则进一步突显了这种暧昧状态:即与先前按高低排名集体露面的传统做法不同,这次会议却别开生面地将领导人分成三组,分别在不同的地点露面。这一微妙的变化为何始于4月1日,笔者只能揣测。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多年来王洪文和张春桥负责华东地区,尤其是南京抗议活动主要对象为张春桥。他们或许考虑到与事件多少有些干系,所以不宜主持解决南京问题的会议。此亦或可解释何以张春桥索性避嫌不参加。另外一则原因,就是毛泽东对于党内团结的考虑。这是他自林彪事件以后最为关心的大事之一。正是基于这一心思,他看中了华国锋,认为华具备维护团结的素质,是激进派和老干部都能接受的人物。由于缺乏直接的材料,我们不敢断定五一节的安排就是毛的主意。但考虑到这次会议既由毛远新提议,则笔者根据中国政治逻辑的推论,或可谓虽不中亦不远矣!此外,这次紧急会议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没有下令镇压南京事件,也没有将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此一决策,若视为一个风向标的话,则意味着中共当局对于稍后的四五事件也可能做出类似的处理,即不镇压、也不做反革命定性。但另一方面,这一克制很可能反而鼓舞了北京市民上街,造成事态的恶化,转而促成江青等人的铁腕对付,终于导致广场流血的悲剧。

清明节晚上,政治局再次开会讨论四五前的局势。王洪文在前一天,即4月3日黎明前来到了广场,打着手电筒察看花圈和悼诗。四人帮垮台后的报导都说,王洪文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追查何以反动诗词还未清除。但王洪文去广场的直接效果却是,3日这天当局始终克制,而且这种克制态度以不同形式一直保持到5日晚上。在4月4日召开的会议上,又是毛远新作会议记录。如同4月1日一样,也未见他在会前传达主席的任何指示。会议的首项议程是听取吴德汇报四五的局势。身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的吴德,肩负着直接应付局势的责任。历史也将把他同当日和次日发生的事件永远联系一起。他的政治生涯也必将受此牵连。在会上,吴德详细汇报了花圈的数量、参加的单位和广场上的群众类型。他不否认广场上出现了反动情绪,而且又拉扯上邓小平,但他主张对事态做进一步的调查,认为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关键是用软办法,多做群众的工作。至于花圈则可转移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其实,吴德的手下先前已和广场上的“群众代表”达成默契,允许花圈保留到4月6日。吴德后来说,他的提议得到当时会上所有人的同意。这次会议虽说有人提到了四五前某些的“反革命活动”,但和处理南京事件一样,谁也没说这是一场“反革命事件”。

不幸的是,大约夜里10点钟,姚文元接到了广场上的《人民日报》记者写的一份报告,并在政治局会上传阅。这使得使气氛骤然突变。报告突出了反江情绪,引起江青的勃然大怒。她要求即刻动手逮捕冒犯者。其它人–包括陈锡联、纪登奎和陈永贵–也赞成动手。江青还责骂吴德是老右派,“中邓小平的毒太深”,当然也就怒斥他打算把问题再搁置两三天的设想。吴德被迫自我批评,然后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商量,研究动手抓人的可能性。吴忠认为这么做只会激怒群众,局面反而更难收拾。吴德向政治局汇报了这个意见,但政治局却坚持逮捕。事已至此,会议便进一步讨论了预防措施里调动武力的问题。江青主张出动部队。这一主张得到军队最高领导人陈锡联的支持,但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都反对动用军队,认为只应当使用警察,特别是以工人民兵为主力。华国锋则同意王洪文等三人的意见。

另一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置花圈。吴德继续坚持他的建议,希望多做两天群众工作,而江青则气愤地表示,这等于姑息反革命分子。会议进行到了午夜,江青突然要求在天亮前清除花圈,说清明节已过,没有理由再拖。吴德则拿出薄弱的借口企图拖延,声称没有足够的卡车和工人完成这项任务。会议僵持了一阵,大家一言不发。最后华国锋只好要求吴德尽力而为,争取当晚解决。许多年后吴德回忆说,如果华国锋当时支持他,四五流血事件也许可以避免。但在当晚吴德别无选择,他必须执行政治局的决定,对付这场他自己先前所谓的“邓小平蓄谋已久的反革命事件”。

华国锋和吴德在4月4日会议上的发言后来都成了遭受批判的口实。以华为例,他在会上宣称“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煽动群众,很恶毒的。”这显然是他在《人民日报》记者的报告造成会议气氛急转直下后所做出的反应。如果考虑到当时政治危机的大环境和会议的特殊气氛,华国锋的这些话其实是情有可原的。毛泽东时代结束后当局追查四五事件时,这似乎是批华者唯一能找出的一条罪状。即便在1980年华国锋遭受不公正的批判时,当道对他在四五事件中的表现也说不出有任何实质性的错误。总的来看,我们不妨说,只要四五前的事态允许,他就会倾向采取温和的立场。至于吴德,在四五问题上,后来受到了更加严厉的批判。的确,他在4月4日的发言要比华国锋走得更远。回顾起来,他最大的罪过便是直接诋毁邓小平,把广场事端与邓小平自1974年以来的作为挂起钩来。这包括指控邓小平从事大量的舆论准备、宣传批林批孔是批周公,反经验主义是揪总理,说张春桥要夺总理的权等等。这就引导了后来政治局所作的决议。可是让人迷惑不解的是,在他说了这些批邓的话之后,江青仍然指责他深受邓小平的毒害。我们只能猜想,鉴于广场上的局势和高调的“批邓”运动、尤其是他深知毛泽东对邓的日益不满,吴德觉得必须扯上邓小平。因此他在会上宣称,四五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最为严重的逆流”–这一说法恰恰触动了毛的最大心病,即耽心有人如1967年的“二月逆流”那样,反对他亲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吴德这番批邓的过头话,再加上翌日发生的事情,最终只能落得一个灾难性的下场。

关于4月4日的政治局会议,还有一椿不同寻常的情况。根据现有可查的文献,政治局开会时,不仅没有接到毛泽东的任何指令,而且许多带有严重政治后果的决定,都在尚未请示毛泽东之前便已拍了板。诸如清除花圈、标语和传单,向广场周围派出大量民兵(主要力量)和公安警察,以及动用卫戍区部队作为后备力量。继4月1日之所为,毛远新在5日拂晓前又给主席写了政治局会议的书面报告。其后毛泽东圈阅报告时,清除花圈的行动恐怕已告结束。而且王洪文没准也已经在早晨5点10分去了广场,亲自指示联合的治安力量,应付即将来临的一天。

王洪文亲驾广场一事也值得分析。四人帮垮台后大多材料都说,王洪文和北京民兵总指挥马小六的关系密切。马小六也因为在4月5日晚的暴力镇压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后来遭受惩罚。这种说法似乎过分夸大了王洪文与马小六的交情。也夸大了马小六的罪责。马小六在5日晚不过是执行政治局的命令。关于王洪文的广场之行,我们可以找到完全不同的说法。他在检查清除花圈的工作后,便去了广场角落上的三联指挥部,下达了当天工作的指示。当看到夜里被抓的人受到虐待时,他还进行了干预,制止了殴打,指令民兵自我克制,因此当天民兵的表现都比较约束。王洪文在指挥部训斥马小六等人时,还特别提醒他们毛主席对于民兵的教导,即“民兵是工人阶级先进的武装力量”。因此在对待群众时,首都民兵必须高标准地严守此律。

政治局决定立即清除花圈,也是个少有的举动。这可能是共和国史上第一椿未经主席点头就干的政治性决定。也许在当时的政治局看来,清除花圈不过是小事一桩,用不着惊动病重的毛泽东。或许他们也认为,移走那些讨厌的花圈,正符合毛本人的意愿。然而政治局敢于拍板的能耐,也就到此为止了。下一步关于清理广场的重大决定,则又回到了人们所熟悉的政治程序,即必须请毛主席定夺。据青野和方雷的记载,鉴于广场上的情势沸腾,华国锋便委托毛远新请示毛泽东。5日早上毛远新来到了“游泳池”,与主席讨论了广场上的局势。这里须附带说明:毛泽东由于过去一年来健康恶化,他掌握信息的管道大受限制。临此关键时刻,在很大程度上,他只能通过自去年秋天以来兼任联络员的侄子毛远新,来了解中南海墙外发生的事情,以及政治局处理危机的情况。对此,高层有人怀疑过毛远新在传达主席指示时可能夹带个人私货,但又不敢追查他传递消息的可靠性。

总之,毛远新在4月5日上午面见其伯父时,列数了邓小平的罪状。并报告说政治局对如何平息广场骚乱,仍未取得一致意见。对于毛远新的指控,说邓一手策划和挑动了广场上的反革命事件,毛似乎并不相信。问有什么证据,并明言邓小平不是纳吉,尽管张春桥先前说过邓小平造成了一场中国的“匈牙利事件”。总之,政治局请就四五一事定夺,才是这次会面的主题。为此,毛泽东批示了三条:(1)肯定天安门广场上的骚动是一次有组织的“反革命暴乱”;(2)同意政治局使用必要的武力,但不能开枪,不能调用野战军;(3)鉴于邓小平对这次反革命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政治局“要让他写检查…总之,他要认错。”这几条批示虽然给动用武力的程度定了框,也使得邓小平不至于立遭整肃,但也明显地允许采用武力。为明确这一点,毛远新特意再问一遍是否同意动武,毛泽东回答:“对,君子动口也动手。”青野和方雷的书里认为,正是这句话把四五事件推向了流血之途。毛远新在当天午后召开的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得到的反应不难想见:到会的全体成员,包括邓小平在内,一致支持。邓小平显然是被激进派叫来开会的,张春桥指责他要对广场上的骚乱负责。

可是,政治局在落实主席的批示时,在“动口”还是“动手”的问题上,还是发生了矛盾。负责过扩充上海民兵的王洪文刚听完主席指示,就主张动员十万民兵。吴德和政治局候补委员兼北京民兵总指挥的倪志福则反对出动如此众多之数,说这可能造成混乱。理由是北京的民兵不像上海那样优秀。此外,吴德,还有华国锋,仍然希望在出动民兵前,对群众的劝说工作能够奏效。张春桥支持了这一想法,更建议使用电台广播,劝说群众撤离广场。江青也接受了这个意见,尽管在会上她指责吴德害怕群众。她要吴德本人去广场承担这项任务。于是吴德起草了广播稿,经华国锋审查后,政治局一致通过。广播讲话使用了当时的极左语言,警告反革命破坏活动,号召捍卫毛主席和党中央,和批判“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路线”(但没有点邓小平的名)。这个广播稿显然是把双刃剑,它既可能促人离开,也可能激化众怒。它由吴德录音,从下午六点半开始,不停地播放。

此后几个小时里,随着吴德讲话的反复播放,广场上的人群逐渐稀少。政治局决定进行广播时,还规定了从晚上8时整开始武力清场。吴德和倪志福又前去北京卫戍区司令部与吴忠磋商。三个负责人都害怕流血,决定尽可能延拖时间,让广场上的人群减至最少。吴忠随后前往广场一侧的革命历史博物馆,在那里协调清场的行动。8点刚过,华国锋和陈锡联便打电话询问为什么没有动静,但吴德等三人还是提出种种理由推迟行动。政治局有些不耐烦了,显然是忌惮于毛的指示:“动口不管用,就得动手”。最后,大约10点半左右,华国锋和陈锡联又来了电话,指示不能再拖了。吴忠还是使出最后一招:命令打开广场所有的灯光,并最后一次播放吴德讲话,希望能再吓走一批人群。当大多数人离开广场后,晚上11时前后,暴力终于冲进了广场。暴力的场面,大约持续了10到15分钟,并且只使用了棍棒,没有致命的武器,造成的身体伤害也较有限。尽管有关伤亡的传言甚多,但事后查明,并无一人死亡(按:数年后吴德、华国锋面临无情清算,其政敌追查四五事件罪责时,亦无法推翻此一无人死亡的事实),遭到逮捕的人也相对较少(当场只逮捕了38人。其后布置追查,又陆续拘捕了260余人,先后共拘押388人。好在以务实著称且勇于负责的华国锋,虽不敢公然违抗毛泽东对此一“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定性,却以秘而不宣的方式,在“四人帮”仍然当朝之际,便已释放了224人。打到四人帮后的一个半月,又释放了140人。十一大【1977年7月】,则全部释放完毕)。然而,尽管主事者的初衷是尽力克制,广场上毕竟流了血。这一当局镇压百姓的绝不光彩的形象,终将成为毛泽东接班人大感头疼的问题。(按:华国锋虽然早在1976年12月5日下发中央通知,谓“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这只是解决了事件的“实际问题”,避开了事件的“定性问题”。到了1977年3月,华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在清明节到四五表示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天安门广场的绝大群众是好的。”这就表露出他对事件的同情与理解,甚至是一种偷偷摸摸的平反。然而举国上下依然余气未消者,正在于事件的“性质问题”未得公开平反。华国锋由于顾忌毛泽东的声誉受损,其本人又是根基未稳、革命资历甚浅,在逮捕了毛的夫人与侄儿之后,更不敢担待洋人所谓“非毛化”的罪责。故不欲遽然推翻毛对此“反革命暴乱”的定性。直到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在元老叶剑英的鼓励之下,华才“转被动为主动”,指示林乎加的北京市委翻案,并代表党中央宣布“四五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公开地彻底平反。”至此,在事发两年半后,四五事件的正式平反,终告彻底解决。相形之下,1989年发生的第二次四五事件,亦是出于最高领袖邓小平的拍板定性,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尽管第一线领导人赵紫阳有意缓和局面、节制高压手段,更认为“定性不恰当,要改”,奈何在“老人政治”的格局下,非但无能为力,反而落身软禁、抑郁以终。事发20年后,中共当局迄今不敢面对“**”问题,给予公道真实的评价。综观中共建国后两次四五危机,华国锋邓小平二人对于事态之处理,与乎事后之平反,其手段之异,高下之别,不言可喻矣!)

不难想象,日后为此“四五事件”遭人诟病者,莫过于吴德。上头说过,吴德所以走上前台镇压,实因他身在其位,不得不为的尴尬处境。但在事件处理过程中,他大体上一直主张采取温和的手段。他的确在4月4日–可能还有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站错了队,批判过邓小平,然而鉴于当时危机事件的压力、批邓运动的“必要”,以及他作为首都负责人不可能保持低调的事实,吴德的表现也许是可以理解的,虽然未必可以宽恕。

在这件事上,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四分之一世纪后所撰其父亲的传记,或许可反映出邓氏一家对吴德的最新评价。毛毛特意不提吴德在4月4日政治会议上的发言,而在提及4月5日的广播讲话时,则突出“吴德奉命做广播讲话”一句。这意味着邓家理解吴德的身不由己。毛毛在书中也似乎有意隐去陈锡联不提,尽管后者长期是邓小平山头里的重要人物。邓小平继毛泽东之后主导中国时,吴德、陈锡联以及其它所谓“新毛派”纷纷垮台。这一垮台的过程甚为复杂,在此不表。总之,在新的权力结构中,吴、陈二人成了摆平权力的牺牲品,但此结果却未必与他们在四五危机时期的反邓有关。

如果说吴德迫于形势的压力,只能批邓不能拥邓,极左派则是一直藉着广场事件伺机打压邓小平。最致命的例子就是5日傍晚,江青见毛。当时事态正在向晚间的暴力发展。根据毛泽东认为邓必要对广场“反革命暴乱”承担责任的结论,她提议把邓小平开除出党。毛泽东没有立即作答,但后来决定保留邓的党籍,并见之于4月7日的正式文件。这一决定颇出邓小平意料之外,也令他万分感谢。此事一方面了表明江青对于邓的极端敌视,另一方面也点明毛处理邓的复杂心态。对毛泽东来说,四五的问题,实际上也是林彪事件后整个时期的主要问题,都关系到如何捍卫他的文化革命。正如他不久后说的,四五事件是“冲着我的,总之要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知道,邓小平无论在政治上或在私人关系上,对他都是完全忠诚的,就像过去的周恩来一样。但他最终断定,邓小平不会在思想上忠实于“文化大革命”。以他之见,邓小平的问题不在四五(要是邓真的组织了广场上的抗议活动,自然必须开除党籍),而在于他1975年执行整顿政策时背离了“文革”的目标。从这个角度看,第二天《人民日报》文章所说“批邓”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化”,倒是道出了问题的实质。

武力清场后,政治局在4月5日深夜至6日凌晨再度开会,听取了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对白天情况的汇报及防止新动乱的准备工作。刘传新汇报说,已准备好了9个营的卫戍区兵力,但又表示民兵和民警完全有能力应付局势,只要允许使用棍棒。这又可以看作是吴德领导的市政府有意克制、避免动枪的态度。政治局同意动员更多的民兵待命,以备不测,但又规定民兵不可草率出动。华国锋明确了会议的共同认识,即“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已经发生。但他又冷静地补充道,只要大家沉着冷静,正确观察形势,就不难取得胜利。最后,华国锋提议通告全国,解释前两天事件的性质,并把通告呈交主席批准。毛远新就在凌晨3时就这次会议白天情况写出了详细的书面报告。6日那天,主席在看了毛远新的报告后,高兴地批道:“士气大振,好!好!好!”当天晚上,政治局讨论并通过起草的全国通告及北京市委的报告。次日上午,毛泽东同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份通告和吴德讲话,但压下了北京市委的报告。这些事宜处理完毕后,4月7日余下来的工作就是改组中央领导,确立华国锋的接班地位了。

对于这一危急时期的政治上的驱动与互动,应当如何看待呢?在此有必要强调,无论是基层百姓还是高高在上的主席,对他们来说,这都是一个共和国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变与震动。对于某些问题的处理,如邓小平的问题,当权者本有各自的成见,大约亦有腹案可循,容易取得共识。但面临火爆广场上的千变万化,他们的反应则必然难得一致,也难以逆料。即以当时付诸行动的高层决定而论,虽有4日夜至5日晨清除花圈的大败笔,但当局总的倾向还是力求克制。体制派的文革受益者,如华国锋和吴德,就明显地表现出这种克制的政治倾向,尽管华国锋在移走花圈的问题上屈服于江青,又下令吴德按时出动武力清场,表现出了立场上的不够坚定。至于政治局里的激进派,虽说他们都一致强调广场事件的反动性质,并试图藉机除邓。但在如何使用武力问题上,却意见不和。江青大喊出兵,主张霹雳手段,而张春桥、王洪文与姚文元则主张克制。据权威人士披露,江青和王洪文在4月5日上午的政治局会上有一段对话,突出地点明了这一分歧:

王洪文:“民兵和部队可以多调点,但一律不能带武器。”

江青:“不带武器,你让我们的民兵和战士拿什么消灭反革命?”

王洪文:“要带武器可以呀!要开枪也可以呀!反正我王某人不担这个罪名。”

这段对话虽然说的是军队,但它反映了王、张、姚三人在危机期间也一直倾向于缓和的立场。他们宁愿动用工人民兵,而不愿动用解放军。这或可以部分地归因于王洪文在发展上海民兵的角色,以及他基于文革经验的认识,深知军队与人民对着干的危险性。王洪文虽然在5日下午很快就提出动员大量民兵,但当天早上他也命令民兵保持克制。这天傍晚,局势急剧恶化时,张春桥又提议使用广播。这多少延缓和并削弱了动用武力镇压的不幸后果。

无论如何,从后毛时期的批判观点看,造成四五悲剧的责任在于“当时的政治局”。然而,正如青野和方雷不言而喻的质疑:“华国锋和政治局又执行了谁的决定呢?是毛泽东?是’四人帮’?还是毛远新?这恐怕是一两句话很难说得清的。”我们或许可以说,江青在政治局里的压力,广场上混乱险峻的情势,以及毛远新给双方汇报时可能的歪曲,都是促成悲剧的因素。但归根揭底,还是毛泽东的主观和武断,决定了事态的最终结局,使得原本可能在清明过后逐渐淡出的悼周活动,演变成震动全局的悲剧事件。这从短期看,它加剧了人们对于当局的忿怨。在此后几年中,它更如影随形地困扰着中共的高层政治。

邓小平的命运和领导班子的调整

4月7日早晨8时,毛远新花了一个多钟头向他伯父汇报前两日的动态后,毛泽东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其实也是周恩来死后,他在一月底所未了结的问题,即处置邓小平,和明确权力和领导班子。如今四五事发,问题也就更加刻不容缓。原先毛泽东对毛远新指控邓小平组织四五暴乱的说法不以为然,认为他夸大了广场群众对邓小平的支持。毛远新说“反革命……公然打出了邓小平的旗帜,狂妄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但现在毛泽东则认为情况不同了,也不再犹豫了。于是他批示“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之后又加上,“华国锋任总理。”(即不再是代总理)。他指示毛远新找政治局开会传达,但点明邓小平、朱德、叶剑英、李先念,和苏振华,不得出席。后来他又决定只把苏振华排除在外,令人不解。但总之,这意味着老革命家们在权力台上只能靠边站,直到他死后。当天下午,政治局开会时,毛泽东显然又觉得这一安排还不够明确。所以又送去了一道命令,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这可是一个空前未有的头衔,明白无误地把华国锋摆上了接班人的地位。政治局当然义不容辞地通过了毛的提议。晚上8时,两个决议通报全国,一是宣布华国锋担任的新职务,二是宣布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撤消了他党内外一切职务。“决议”完全引用了毛的原话。

一如既往,邓小平的命运完全掌握在毛泽东的手中。这回,毛再度给了邓一线宽容,允许保留党籍。尽管邓的定性已升格为敌我矛盾,只要保留党籍,邓小平便仍有机会“改过自新”,东山再起。实者,毛的保邓尚不只此。4月7日政治局开会时,江青和张春桥揪住邓小平问题不放,指控他上了广场指挥暴乱,还说现在问题暴露了,群众可能揪走邓小平。华国锋大约也想保护邓小平,故意挡开了这一指控,说这事得问邓小平本人核实,弄清真相。由于当时不见有人自愿找邓小平查明,江青便指定汪东兴来办。汪东兴当年曾奉毛令,关照过放逐江西的邓小平。他还真担心有人会抓邓小平,便私下先来到毛泽东住处,直接向毛请示,汇报了政治局讨论的情况。显然,毛泽东根本不信邓小平会在广场上活动,反而重提小平为刘冰转信的事。换言之,在毛本心,邓的问题不在四五事件,而在于一九七五年秋后所为。当谈到邓小平可能受冲击的事,毛泽东说:“不能再冲击,不能抓走。”,问汪有无办法。汪东兴乃建议把邓小平转移至其它安全住处,毛泽东完全同意。

汪东兴马上执行了毛的指示。当然也趁机就江青的指控询问了邓小平,邓小平否认有此一举,说只到广场附近的北京饭店理了一次发。汪东兴回到政治局后,向大家重复了邓小平的回答,但对转移之事则隐而不说。在后来几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果然抱怨邓小平“不知跑哪去了”。第二天,4月8日,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信(当然是希望毛能看到的信),就保留党籍一事表示感谢,并说他完全拥护华国锋出任第一副主席和总理。虽说在当时的条件,邓也只能表示拥护,别无他途,几十年之后,邓小平的女儿则补充说,邓小平当时的拥护华国锋是完全真诚的。毕竟这是个关系到中国命运与前途的决策。此外,邓的态度也说明了老革命家和体制派的文革受益者在根本利益上是大体相通的。从这以后,邓小平滞居于北京,几近乎与世隔绝的状态(按,当时曾谣传邓小平逃亡广州,接受许世友保护)。在这一严密控制下,他的日常需求和人身安全唯有依赖汪东兴。

在邓小平解除一切职务的同时,华国锋明显跃升为“第一线”的头号领袖,而不再是先前那种暧昧尴尬的地位。这的确是党内权力重新分配格局中的根本变化。这一加强华的地位的安排,不仅在名义上确认了华的接班人地位,作为第一副主席,华国锋也首次在党内体制中,位居于副主席王洪文和常委张春桥之上。至于他是否开始,甚至先前已经负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我们并不完全清楚。但即便王洪文保留了日常行政权,他也必须从此听命于华。四五事件随后,华国锋和王洪文两人联合具名向各地发电,解释中央的政策,并组织庆祝粉碎四五动乱的“胜利”。这也是一把两面刀,刀的一面是毛所期待的华、王合作,另一面却是党务职责纠缠不清,容易增加二人间的不信任,尤其在毛泽东去世之后数日。

华国锋在政府系统中的升迁则比较直截了当。他不再是临时代总理了。这也意味着张春桥对总理一职原先可能怀有的期望落空了。(但并无迹象显示张春桥表现出了人们通常所说的极度失望。他深知并领受毛泽东要他辅佐华的旨意,正如半年后毛临终时委托叶剑英辅弼华国锋一样。)然则以党政军三头大权而论,华国锋唯一未能掌权的领域就是军队。事实上,尽管身为党的第一副主席,在四人帮垮台之前,他并无任何具体的军职或权威能对解放军发号施令。在这方面,华国锋大概只有依靠“党指挥枪”的原则和与陈锡联相互支持的个人关系,来指挥军队。陈锡联作为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负责人,是保证军队听命于新接班人的关键人物。最后,到了五月,华国锋还接管了外交事务。这个任务来得稍迟,大约是他的外交经验薄弱之故。奇怪的是,此前的三个月里,江青却主管过外交部的工作。

为了提高新接班人的威望,毛泽东还指示要多宣传华国锋。华受宠若惊,不敢接受这种荣耀的吹捧;他试图限制宣传,而姚文元则有意压缩报导。毛泽东本人对于华国锋则进一步肯定,他在4月30日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为华写下了几条批示,包括最为著名的“你办事,我放心”。华没有立即公开这一批示,直到“四人帮”被捕后才公布,藉以加强他在领导层及公众心目中的合法性。但80年代初华国锋被迫下台后,人们则说毛泽东这条批语仅仅是就华处理某一小事而发,无关宏旨。但这一说法似乎歪曲了当时的情况,盖华向毛汇报的,乃是当时的全国形势及有关全局的大问题–即批邓运动不平衡,“有几个省不太好。”。总之,华国锋如今拥有了组织名分上的巨大权威,又加上毛泽东的极力呵护。毫无疑问,毛泽东撒手西归前选定的接班人终于确立。

毛泽东为什么看中了华国锋呢?根据披露,毛主席在4月7日与汪东兴谈话中,道出了他的各种考虑,包括华国锋的资历和激进派诸人物的弱点,这其实也反映出他在1月间提拔华国锋时的同样思考。毛泽东认为华国锋的实际经验丰富,不论是工业、农业或财政,又是一级一级锻炼出来的,先是地委,再是省委,最后至中央。华为人忠厚老实、不蠢、公道、忠于党、忠于人民。毛重申了自己在1月间的说法:“他不搞阴谋鬼计,不搞宗派主义,让他当总理我放心。”“人家都说他(理论)水平不高,我就要选这个自认水平低的。”这话或许是针对高层有人怀疑华的才干而发。(故有一说,谓毛之选华,无非是个过渡人物,权宜之计。)谈话中,毛泽东还以蔑视的口吻谈到激进派人物。对当时党内排位仅次他、十大时选为接班人的王洪文,毛嘲笑说:“如果让王洪文来指挥,那么除了他,其它人都别吃饭了。”这当是有感而“发”,因有调查反映说去年夏天王洪文在上海私自挥霍了两万人民币。毛又接着谈到了张春桥,说他从来不承担(具体)责任,“说得多,做得少”。主席也怀疑姚文元的实际工作能力,对江青更做了类似的评价:“喜欢整人,让人不好过。不懂工业也不懂农业。”相比之下,华国锋就成了最好的人选。

除了这些针对个人素质的评价外,毛泽东大约还有其它方面的顾虑。小平出事,总理亡故之后,中央领导班子的确立,自然刻不容缓,为此毛泽东很可能早在1月间就选定了接班人,却故意模棱两可。正如他在林彪事发之后的习惯做法一样,需要时间观察,以便最后定夺。从逻辑上说,如果前些日子是华国锋的试用期,那么,4月7日的决定,便反映了毛对他自2月批邓运动以来及四五危机时期的表现感到满意。华国锋虽然也忠实地贯彻了毛的“批邓”运动,但他懂得掌握运动的尺度与节制,与江青等人的穷追猛打,大异其趣。他在处理四五事件上亦体现出这一态度。这些大约是比较符合毛的本意的。毛泽东在四五危机之前和之后,都试图控制和避免事态不必要地恶化。比如3月24日,他批准了党中央通知,把“批邓”运动置于各级党委领导下,(而不搞大串连与战斗队之类的文革做法。)。4月13日,他又拒绝了毛远新关于选印四五反革命诗文的建议。理由是问题已经解决了,“天下已定”没有必要“画蛇添足”扩大事态。他在4月30日颤颤巍巍手书大约是他生前最后的文字:“你办事,我放心;慢慢来,不要着急。”也无非是对华国锋稳妥作风的认可与欣赏。

另外,如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待华国锋的提升和中共权力格局的变化,则四五危机显然是一个最为关键的变数与转机。华国锋作为邓小平1975年整顿议程的主要副手,若非有周恩来的逝世及接踵而来的四五事件,那么他在不断加剧的“批邓”运动冲击中,大有可能让人拉下马来。但如今周死,遗下了总理的空缺有待填补。当时,华国锋由于具备充分的行政经验,让毛看中了。但毛仍怀疑华的理论素养,也须继续观察他的表现。接着,四五事件爆发了。这又必须重组中央领导班子。况且,通过四五事件的反馈,毛也认识到“四人帮”之不得人心,不宜授之大印。至此,华国锋遂成为四五事件的最大赢家。

毛泽东拍板于4月7日的决议,确立了华国锋至高的组织地位和政治地位。那么,“四人帮”的权力分配又如何呢?从表面上看,“四人帮”在“胜利”地斗倒邓小平之后,中外论者皆以为“四人帮”的权力与气势大为高涨,他们掌握宣传工具,鼓吹出四五事件的官方版本,又继续大搞“批邓”运动。但实际上他们的权力受到了严重的限制。在许多党和国家的要害部门中,他们的声音薄弱。在民间,许多社会阶层都不同意他们的观点。更遑论军队的支持了。他们在媒体上打倒“党内资产阶级”的叫嚣,并未引起大规模的群众呼应。在上层,他们在政治局里没有几个同道。试看江青在政治局会上屡屡追问邓小平的下落,结果却是不了了之。而张春桥连要求汪东兴写个证实邓小平未上广场的“谈话记录”,都不可得。这些迹象表明,尽管江青贵为主席夫人,众人不敢招惹,她在处理四五问题上也施展出僭越过分的影响力,但实际上,她和她的极左派同伙充其量只是个少数派,尤其是在主子毛泽东过世之后。

造成这一轮权力杠杆倾斜的,自然还是毛泽东,那么毛泽东对江青和“四人帮”的其它成员究竟是个什么态度呢?他自1974年以来,对江青便不乏若干为人所知的批评。毫无疑问,毛泽东对“四人帮”处理实际问题的能耐并不惬意,乃至怀疑。但也同样无疑的,在毛看来,“四人帮”毕竟是坚持他的文革理想所不可或缺的主力军;也只有他们才能提供华国锋所欠缺的理论支柱,为文革压阵。然亦有论者以为毛对激进派的期许,远不止此。这包括要把毛远新提拔为政治局常委,江青任党主席,总之是在他死后由江青接替实权。这一说法主要是根据1980年两案审理期间江青本人的证词。江青自称毛主席在临终那年4月30日给华国锋的批示中(“你办事,我放心”),原本还有一句,“有事找江青”。但后来这句却给压下了。对此,笔者只能猜测地说,就算毛泽东曾经奉劝华国锋“有事找江青”,也未必意味着让江青接班。估毛本意,无非是叮嘱华国锋坚守“文化大革命”的理想与价值。总之,在此之前的4月7日,由于四五事件的变数,毛泽东已经决定性地改变了高层权力的组合。从此中国的高层政治,开始朝着不利于江青一伙的航向飘摇前进。

结语

对四五事件的上述分析表明,我们不但要修正对这场危机本身的认识,也需要改变对毛泽东时代尾声的中共高层政治的传统看法。首先是,这段时期仍处于整个“文革十年”以分化为主导的政治斗争之中,对清明节的活动也有紧张不安的预期。危机时刻,广场上事态变化的戏剧性又充满了不确定性,因此做出的反应必然是随机应变,乃至临时起意。我们很难说四五危机是出于“四人帮”明确的反周战略所造成的结果。虽说“四人帮”急于批邓,把悼念周恩来的活动视为转移斗争大方向的阴谋,是促成危机的一个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本人对已故总理的不满和他对追悼活动的压制,决定了四五事件的大气候。随着危机在民众层上开展,领导层不得不仓促应变。一者因须为此局面向毛交待,二者又因群众的言论已向毛泽东所宠爱的政治局成员和他的思想路线发起了挑战,到了4月4日还有群众甚至把批判矛头直指毛泽东本人。政治局在此应变过程中,尽管不免章法反复,意见分歧,但其主流倾向大体是保持克制。只有江青一人比较一贯地主张铁腕手段。

在此境遇中,激进主义者与体制派得文革受益者之间并不存在牢固的同盟关系,尽管这两个团体,甚至靠边站的老革命家,都不会容忍对毛泽东或共产党领导的任何挑战。毛泽东的批邓及除邓,对体制派的文革受益者而言,的确造成了一种尴尬暧昧的局面。他们也只得跟着批邓反邓。但多年来共事的经历表明了他们与老革命家之间,其实才有真正共同的利益。这可见之于以下诸端:一是政策执行上的表现。特别是华国锋、纪登奎等人,他们大力执行邓小平1975年的整顿措施。二是他们与老革命家都强调组织纪律和社会秩序,反对文化大革命式的无政府主义。三是他们看重革命资历和党内辈分。对于老革命,他们有着根深蒂固的敬重。1976年2月之后,邓已下台,在台上的只有华和江青的两拨人马(犹如毛先前所说的:“政治局就这么多人”),面临政治危机,体制派与激进派不得不达成充满张力的临时妥协。然一旦毛泽东寿终正寝,这一妥协也就必然跟着寿终正寝了。

通过四五危机事件的研究,乃至于从林彪事件之后整个高层政治的动态来看,“四人帮”这个概念或提法显然难以成立。王、张、江、姚四人,原本只是中共体制中的边缘人物,但由于毛泽东出人意料的提拔,先后攀上了权力的高峰,进入了政治局。四人之间在核心的共同利益与激进的意识形态方面,诚然有其相通之处。然而,有关他们之间的相互憎恶、从未间断的猜疑和各种鸡毛蒜皮的摩擦,也存在着大量的证据。甚至在毛泽东西归的当月,他们失去了共同的守护神之后,还能见到这类现象。论者都说四人合谋串通,意图夺权抢班,但其实他们根本没有进行,也没有弄出一套协同合作、周密无间的政治行动方案。试看在四五危机期间,江青为一头、王、张、姚为一头,单在如何动武对付广场群众的问题上,他们之间就没能说到一块去。此外,虽然“四人帮”在今日已成了人们的日常用语,但在整个危机期间–先是周恩来去世后对极左派的零星抨击,然后是南京和四五事件,直到4月5日镇压后的数周内–群众的控诉显然只针对“三人帮”(即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而不及王洪文。“四人帮”这一概念,原本不过是毛泽东在仅有的两个场合随兴所抛的提法,后来竟成了圣谕,其目的不外是让1976年10月的宫廷政变合法化(按,毛泽东另有随口说的“五人帮”的提法,包括了纪登奎。)。可是实际上,无论是被召集到北京开会的中央机关、各省市和各大军区的主要领导人,还是上海当地的极左派,对此前的这一提法都毫不知情。即便在9月份部分政治局成员商量如何处理极左派时,纪登奎还主张有必要对王、江、张、姚四人加以区别对待。此外,在逮捕四人之后,上海的地方领导人虽然同意江青和王洪文有罪,却一直认为张春桥和姚文元的问题,充其量不过是类似邓小平那种发展为对抗性矛盾的问题,绝不是什么篡党夺权。

最后当说一点。毛泽东晚年尽管病魔缠身,处理政务的能力大打折扣,但却无妨于他对大局的掌握。四五危机的处理仍然是由他最终拍板定夺、一锤定音。当然,这一掌握不见得非由他本人直接出面不可,政治局自会揣摩他的心思,实现他的意态,诸如4月4日搬走花圈这一关键性的决定。因为他们本能地感到需要保护主席的威望,而毛泽东本人在4月5日批准使用武力,则是一个更为关键的决定。尽管这一决定禁止使用致命杀伤武器,它还是违背了大多数政治局成员企图避免流血的努力。完全可以这么说,毛泽东的“路线”在整个危机期间是至高无上的,也是不可违抗的。坚持这一路线,乃是任何政治局成员的第二天性。其实,自文革以来,及至毛的晚年,在不同的政治阶段里,无论是极端的文革岁月,还是1972年与1975年的温和政策,听毛主席的话、走毛主席的路线,正是中共高层政治的根本特征。

(附记:为节省篇幅,全文86条注释在此从略)

作者简介:

孙万国(WarrenSun),台大外文系毕业,修习英美文学,后于澳洲国立大学改习晚清民初思想史。其博士论文专注于胡适所称古典中国最后的学术大师章炳麟,并撰有《章太炎年谱摭遗》、《庄子哲学思想的三大环枢》、《文学休走-现代文学的考察》,(与唐文标合编)《张爱玲资料大全集》等书,并刊发“章太炎与王阳明-太炎思想的两个世界”、“章太炎与鲁迅-师徒两代的学术纠缠”、“半山与二二八”等论文多篇。其后先任悉尼大学高级研究员,1996年转往Monash大学执教,尝任中文系主任数年。近十余年辄致力于中共高层政治的研究,与FrederickTeiwes教授合着有以下诸书:《毛泽东领袖地位的形成-从王明归国至七大召开》、《中共的农业政治与1955年合作化高潮的争论》、《骑虎难下-林彪的文革悲剧,1966-1971》、《中国的灾难之旅-大跃进时期的菁英政治,1955-1959》、《毛泽东时代的终结-文革尾声的中国政治,1972-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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