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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一河:为什么不能把学生培养成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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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生教什么?教做人。怎么做人?独立。独立做人不是做臣民,不是做草民,更不是做屁民。独立地按照内心的自由,独立地行使手中的选票,独立地履行公民的权利。而背离甚至践踏这个权利,就是不把人当做人。

最近有三个人的言论触动了我。

第一个人说,“大学教师全心投入教学是种毁灭”。他开价值50多万元的宝马车去上课,手机号码有7个8,是3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他是云南大学副教授尹晓冰。

第二个人说,“世界上最好的学生便集中在中国的高中”,他们“勤奋刻苦、抱负远大、不怕困难、对社会充满理想和责任感,远远优于与他们竞争的美国同龄人。但是中国大学对这种资源利用得不好,实在是一种悲剧。大学里究竟还有多少人保持着高中时代‘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他是日本人加藤嘉一。

第三个人说, “一定要防止误信、误传甚至落入某些西方国家为我们设计的所谓‘公民社会’的陷阱”。他是中央综治委副主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周本顺。

我认为:第一,世界上最好的学生不是集中在中国的高中;第二,教师全身心投入教育值得尊敬,是一种自我救赎;第三,中国的教育没有培养学生成为公民而失去教育的本义。建立公民社会,不仅是教育的前途,也是中国的前途。

培养公民,而不是培养臣民;为社会培养人才,而不是特地为某一个政党培养“接班人”,但是在具体的教学教育中,教师自觉与不自觉的背离了这个目标。譬如,学生给教师打分,分数却不公布。掌握在领导手里,根据需要,什么时候利用它把你做掉。我不怕这一手,但不得不防这一手。我的班干部都是经过每一个同学民主选举上来的。我最不喜欢学生在我面前打同学的小报告,绝不培养“告密者”。但是,如果谁不听我的话,我也会考虑把他换掉,因为我怕他打我的小报告。我是不是也是在搞“专制”?我的一些做法,并没有真正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我没有最大的自信,也没以最大的宽容心,以最宽容的方式对待我的学生,给他们成为公民的时间与空间。以升学率评价教师,分数优先发展,形势比人强。

因此我理解:“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教育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梁思成之问”:为什么我们从战争的炮火中保护下来的古城,又在和平时期将它亲手毁掉?无数志士仁人问:“这个世界能改变吗?”

我佩服那些律师:为“被失踪”、“被精神病”、“被犯罪”和“被处理”的人辩护。这既是为某个人,也是为了这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千万不要忘记那句话:“与政府做对就是恶”。任何人,一旦与公权力作对,就有很大的可能“被合法”地做掉。

胡适说过“做一个好人有多难”。“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仪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社会,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是一点病也没有,却不知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胡适一生,不管做一个好人有多难,他都努力去做了。胡适死后,清点遗物,好衬衫只有一件,好袜子只有一双,身无长物,一寒至此。而今日之中国,教授训斥学生“挣不到3000万元别回来见我”,“教师全心投入教学是种毁灭”。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