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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洁平:中国失踪的故乡,六千万留守儿童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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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每一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在城市化的汹涌大潮中,多少故乡迅速失踪,变形、扭曲。两亿五千万农民工被迫遗下六千万左右留守儿童和年迈的祖辈,陷入深深的制度裂缝与内在化的个体焦虑。几千万家庭长期处于撕裂状态,幼无所养,老无所依,伦理体系面临崩塌的危险。乡村入学率增加,辍学率却更迅速增加,乡村教育凋敝与乡村凋敝相辅相成。乡关何处!是中国不能回避的惊叹号。

三十年后,中国将让八亿农民进城,乡土中国完全转型为城镇中国。这是在「十二五经济形势展望高峰论坛」上,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李连仲描绘的城市化战略远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眼前铺开这条「城市化」的金光大道,又让人联想起这直贯千年的理想。

只是把焦距收缩,再收缩,远景尚未到来的今天、明天,每一个承担着这场巨变的个体,从乡村到城市,他们的命运和心灵又在经历些什么?

对一个曾经的乡土中国来说,乡愁,从未如此刻这般浓郁。在腾讯网的一项调查中,有百分之六十七以上的人认为,自己的故乡已经沦陷了。「每一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一度成了流行句风行媒体网络。

这里的「故乡沦陷」,不只是田园牧歌变为工业机器的哀愁。老屋拆了建新房,不种地了外出打工挣钱,不挑粪了改用抽水马桶,不听鸡鸣用手表了,不自给自足了依赖上商品经济,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了而是习惯了电视计算机手机,甚至哪怕风俗的改变——这些都不是真的「乡村沦陷」。乡村是一个整体,陷落的是每一个挣扎在乡村与城市断裂带里的个人。

他们是在两个世界的夹缝间生存的二点五亿农民工。

他们是农民工留在身后家乡的孩子。根据全国妇联零九年的统计数字,中国有五千八百万留守儿童,这个数字如今直逼六千万。他们有些不满周岁,父母就离家打工,只和爷爷奶奶生活,甚至还没学会自理就已经要进寄宿学校。

他们是被称为生活「在社会背面」的留守老人,像是俗语说的:「门外拴着一条狗,屋里留下老两口」。

二零零五年,中央政府推进「新农村建设」;二零零六年,取消农业税;二零零八年,「城镇化」被定为国家下一个三十年发展的国策——从一片向好的经济数据上看,「三农」问题似乎从水深火热中好转了,也不再是舆论界流行的话题。

可是乡村世界里,每一个个体遭遇的焦虑、仿徨和无所依托,如此真实残酷。那么多奋力拼挤的农民工离散在城市的黑暗边缘,而遥远的故乡,幼无所养,老无所依——这一切,都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怎么发生的?

家庭离散是常见状态

故乡什么时候变得这样千疮百孔?梁鸿问自己。她在北京西三环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书,离开河南穰县的故乡梁庄已经二十多年。每每回望,都坐立不安。

她是一个恋家的人。在梁家六个孩子里,她是排行第五的女儿。每年春节,她必定要挤进十几亿人次的春运大潮回到故乡,而村里一年一度的团圆饭总能彻底温暖她;在母亲的坟前,她说感觉到家族血脉赋予她的人生意义。

但这些,并不能遮掩故乡的剧变带给她的巨大陌生感。

十三岁她第一次进县城,不敢问路,「那些悠闲的行人身上有一种陌生的东西使我不敢走上前去」。那还是八十年代。二十多年后,她带着儿子从北京返回穰县梁庄,车窗外,浩浩荡荡十几个亲人来接,在北京长大的儿子却哭着指着地面说:「脏,太脏了。」不肯迈下火车一步。

故乡就是以一种如此尴尬的身份存在的。曾经逃不开,现在回不去。

但疼痛感还不止于此。梁鸿看到,以自己家里老屋为起点,是大片连绵的断壁残垣,「旧有的结构都瓦解了」,新房子沿公路而建,但人去楼空,「一把把锁无一例外地生着锈」;曾经铺满莲藕与荷花、有鸭子飞过水面的清澈池塘现在成了黑色的污水坑,堆满垃圾,滋生苍蝇和虫蚁,臭味熏得睁不开眼睛……更让人心疼的是人:中青年都进城打工,「夫妻分离、父母与孩子分离是一个家庭最正常的生存状态」,整整一代孩子在没有完整家庭的环境里长大,留守儿童的数量和犯罪率都在逐年上升,没有人知道他们心灵深处有什么样的伤口;而村里唯一的小学变成养猪场,人们四散离去,村庄「不再是个有机的生命体」,「不再具有文化上的凝聚力,它只是一盘散沙,偶尔流落在一起,也会很快分开」。

于是她回到家乡半年,写作《中国在梁庄》,出版后引起巨大的共鸣。梁庄的伤口牵动了太多人相似的疼痛:寂静无人的村庄,老房子拆掉,土地荒掉,河流不知去向或者臭不可闻,乡里少年沉迷游戏,拒绝读书,只想出去打工,老人常常得不到赡养,犯罪率和自杀率同样高……这些反复出现的故事和意象,在人们对各自故乡的追忆中默契地重合、连成一片。

作家阎连科说:「在我们老家,坟头上的树是不能砍的,谁砍了,会遭天谴,会被全村的人咒�。春节我回去看,村边到处是木材加工厂,坟头上的树都被砍完了。」诗人于坚说:「你生活在故乡,但是你完全不认识这个地方。这种陌生感是强加给你的,强迫性地使你变成一个陌生人……」

梁庄,成了中国已经或者正在消失的四十万个村庄的不完全缩影。

梁庄人并不那么愤怒。梁鸿说,她所熟悉的梁庄人,像接受千百年来的苦难命运一样接受了令人不安的现状,并自己努力「从中寻找幸福的感觉」。

这正像是今天中国乡村的伤口。它并不是鲜血淋漓实时致命的,它更隐形、更深、但也因此更令人担忧。它的伤害,不会迅速体现在经济数据或者维稳指针之上,但在无比清晰地撕裂这个社会,动摇它最根基的东西,过程不可逆,却又不知通向何方。

教育凋敝制造悲剧

最让人担心的,还是五千八百万留守儿童,按照零九年的统计,十四岁以下的留守儿童有四千万人以上。其中,百分之五十七点二的留守儿童是父母一方外出,百分之四十二点八的留守儿童是父母同时外出。留守儿童中的百分之七十九点七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抚养,百分之十三的孩子被托付给亲戚、朋友,有百分之七点三为不确定或者无人监护。

在梁庄,芝婶的儿女都在新疆打工,小孙子出生才十个月大,就交给了芝婶夫妇养。四年后又多了一个孙女,也是芝婶夫妇带着。孩子的父母一年才回梁庄住上十几天。芝婶说,村里几乎家家都是这样,六七十岁的老人都在养孙儿。「老头老太太领着孙娃,吃喝拉撒不说,有的儿子、媳妇不寄钱,还得自己下地干活。有的领五、六个孙娃,里孙儿、外孙儿,日子都过不成。」「有一对老两口照顾四个孙娃,热天到河里洗澡,四个娃儿淹死了,全没了,老两口最后服毒死了。」

在梁鸿探访的许多家庭里,孩子才一岁左右,父母就离开外出打工的情况非常普遍,爷爷奶奶带到五六岁上学,初中就开始上寄宿学校,或者寄宿在老师家。「他们从小就没有享受过父母完整的爱,他们和父母之间浑然一体的亲情是没有的。」梁鸿说,让她担忧的普遍现象是,隔代教育容易溺爱,又缺少正常家庭氛围,留守儿童表现得封闭、冷漠、自卑、孤僻,同时也无所事事,上网、逃学、学习差、干坏事。「这已经是普遍现象」,梁鸿说,这并不是成年人带有偏见的审视结果,太多的例子出现,让她自己也不得不相信这一点。仅在梁庄所隶属的穰县,从二零零七年到二零零九年,留守青少年的犯罪案件增加了整整一倍多,而犯罪人数增加了三倍还多。

这也是常年关注乡村教育的公益人士梁晓燕最担心的事情,父母远在他乡的孩子,从小缺少完整的家庭关爱与培养,谁能给他们良好的教育?

二零零五年中央教育会议修订《义务教育法》,决定加大农村教育投入,「两免一补」政策在零七年落实到全部农村。看起来,农村的入学率一直在上升,文盲率一直在下降。「在我们的行政指标里,教育发展得很好。」梁晓燕说:「可是有些数据是我们不统计的,比如文盲率下降,但是返盲率很高。入学率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九,但辍学率很高。」

梁晓燕二零零七年在广西一所乡村小学支教一年,亲眼看到的情况是:一年级五十六个孩子,到了四年级剩了三十一个,到六年级剩了十六个。跑遍周边五所学校,「在还和我不熟的时候,所有校长都告诉我,他们的辍学率是百分之三点多少。他们说这是上面说的,给我一个数,不能超过这个。后来熟悉了,他们会告诉我真实的数字,这些小学的辍学率都高于百分之五十」。梁晓燕说:「而这种数据从来不会被统计上去。」

孩子为什么会辍学?原因多种多样。学习成绩不好是重要原因之一:在梁晓燕支教那一年,六年级的语文、数学双科及格率,广西该县全县只有百分之十七;也就是说,有超过一半学生,从来就没有及格过。梁晓燕说,凭自己多年下乡的经验,「小学六年级的双科及格率在百分之三十以下的,在偏远地区的学校非常非常普遍,一点都不夸张」。

「中国城乡差别很大,但使用的教材是同一套。这套教材的编写是以城市儿童普遍有三年的学前教育做基础的。内容与乡村孩子的生活也完全不结合。乡村孩子没有学前教育,于是一年级这个门坎他就跨不过去。」梁晓燕说:「而现在教育部门对农村老师的评审标准就是看考试成绩,农村比城市更追求升学率。教育全部的功能变成升学,教育该承担的其它社会化功能,拓展智能、培养人格等等,乡村里都完全不管了,学校只有一个功能:追着赶着你去考试。对大多数留守儿童来说,小区和家庭都消失了,很小年纪就进入寄宿制学校,整个成长阶段全部都在学校,这很可怕。」

梁晓燕认为,乡村教育的凋敝和乡村凋敝是相辅相成的,后者催生前者,而前者又加速了后者的发生。

近年来农村推行的「撤点并校」政策,在很多一线教育工作者看来,为乡村教育凋敝增加了不少负面因素。「撤点并校」是十年前教育部门开始推行的调整学校布局的一环:村一级学校被大量撤掉,合并到县城,初衷是整合有限教育资源,让偏远山区孩子享受到优质的现代化教育,并因为留守儿童无人照顾的问题,在县镇一级大量推行寄宿制学校。

数据显示,从一九九八年到二零零七年的九年之间,中国的学校数目减少了百分之四十七点五,但同时,适龄儿童人数只减少了百分之二十四点三,也就是说学校减少的力度比人口减少力度大了一倍。基层学校大量撤掉,让许多乡村孩子上学发生困难。

在梁庄,梁庄小学关闭后,接送孩子上学的老人每天都得送到镇上,早上、中午、晚上都要接送,「每天来回六趟,一趟二里地」。

更令人担忧的是,「大量的寄宿制学校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仓促上阵,对学生的成长极为不利」。梁晓燕说:「按教育部门的规定,建寄宿中心学校,要建宿舍、食堂,要配生活老师,很多都没到位,基层学校就撤了。中心校的学生都是从五到十几个学校集中过来的,课室和老师不够,常常一间教室挤着七八十个学生。一下子这么多学生,没有人给你把饭管好,吃得差。二十四小时全封闭,学校里也没有生活老师,儿童心理问题频发。」

「一个儿童社会,没有成人在里面强力地建立一种正当的秩序的话,就是一个丛林社会。」下乡多年,接触乡里孩子,尤其是留守儿童的「不懂事」和「坏」,是让梁晓燕心惊的。这不是一个人的感受,梁晓燕说:「好多第一次去农村支教的大学生志愿者充满困惑,他们跑来找我:梁老师,这些孩子为什么这么『坏』?他们很伤心。我也很伤心。」

曾在乡村一线教育的老师写下这样的担心:「农村的孩子早当家,四、五岁就要开始帮着父母做各种家务事和农活:烧饭、带弟妹、挑水、喂猪、种菜等等。孩子逐渐学到许多实用的知识和技能,培养了勤劳、动手的习惯,也培养了对土地、对自然、对家乡的感情。乡村学校撤掉,集中住校以后,每天面对的就是课本,所有的压力就是『考个好分数,升学』,学到的价值观是『农村的一切都是落后的』。老师画给学生的远景和学习的动力是离开农村。学生们越来越轻视劳动,不会劳动。我访问的一些家长说:『读书越多越懒,越不会干活。』」

在中国的乡村,学校就是一个村庄的中心。撤了学校,村里没有了中心,孩子到远地住校,家长跟去「陪读」、照顾,这个村就渐渐衰亡了。这样的例子,在乡村并不少见。「对行政目标而言,我做了,我就能交代了,至于我有没有真的解决问题,我不管。在行政逻辑里,就是这样,但回到事实逻辑里,就满不是那么回事。」梁晓燕说。

城乡失衡的断裂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著名的人类学者费孝通写下经典的《乡土中国》,他提出,「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这种「乡土性」表现在乡村人与土地的密切关系、村落社会的低流动性和地方性、熟人社会的信任关系和共同伦理等等。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的论述被视为理解中国国情的敲门砖。

一代代的知识分子都希望从乡村发现这个国家的密码,晏阳初的「定县」、陶行知的「晓庄」、梁漱溟的「邹平」、费孝通的「江村」,到当代,温铁军的定州「翟城村」、于建嵘的「岳村」,还有今天梁鸿所写的「梁庄」,无不如此。

但是仅仅过了不足一百年,这一个乡土中国经历了土地革命、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运动、家庭承包制改革、市场化转型冲击、再加之近二十年来的工业化、城市化大潮,「乡土性」早已被冲击得七零八落。即使在乡村中,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陆益龙认为,也只是「乡土结构还留存」,但是乡村人与土地的关系变得疏离、村落社会有极高的流动性、熟人社会往城市里蔓延和重构,礼治秩序变为行政秩序,这些都和费孝通时代迥然相异了。

今天的中国已经断裂为严重失衡的乡土中国和城市中国两部分。在日常生活中,每一个往返于乡村与城市之间的人都能清晰地感觉到这种断裂。

哪怕只是与亲戚聊天,梁鸿都感觉到困难。「我自己已经不会拉家常了。我坐在五奶奶家里,他们之间会相互聊天,说着笑着,我也会说两句笑话什么的,但那非常不自在,没有办法进入那个气场。一方面是我们的话语方式变了,找不到乡土的感觉,另外一方面实际上是阶层变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和割裂非常大,他们会认为你是另外一个世界的,城市的、有文化的、跟他们不一样的人,不是自家人了。这导致你们之间非常遥远的距离,尤其你还想摆出一副拉家常的样子,对方还感觉得到,这太尴尬了。」

城乡二元户籍体制在制度上合法化了这道裂缝。资源分配不均强化了两边的失衡。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城市人口每五万人有一个人大代表的资格,而农村则是二十万人口才有一个。

两亿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庭,因为制度性因素融不进城市,而因为自由选择又很难再回到乡村,这种大规模的(五千万人)、长期的(数十年)家庭解体,会持续到什么时候?不得而知。会酿成什么结果?也难以想象。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于长江反对再用「国家」、「民族」、「发展」、「进步」之类的宏大角度去讨论乡村的出路:那是「把农民当做一种『人口要素』或『劳动力』,而不是具有主体性、自由意志、自我意识的『人』,不是从农民自身的视角和感受出发来讨论」。政府把目标设定为三十年之后实现城市化——问题是,这三十年怎么办?乡村和城市的彼此认同度还非常低,「社会不可能冷冻在那里等三十年,人是活的,是有主观意志的,每天都会发生变化,究竟会发生什么?必须有个评估。如果不能再三五年内达到『认同』,就会产生很多问题, 如果十年还不认同,就造就整整一代『两头不着』的子女群体,就会产生很多新的社会问题」。

孝道荡然价值瓦解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所言,被认为是中华民族伦理最根基的东西。然而这样的伦理与价值,如今根植何处?

在梁庄,赵婶拉扯着三个孙子孙女,儿女在外打工很少回。她向梁鸿抱怨:「你以为他们感谢你,感谢个屁!这里面有啥原因,老人帮他们带孩子,他们的地老人种着,这等于是交换……有许多娃们出去打工,孩子撇在家里,连一分钱都不给。有的老两口,好几个孩子,你留(孙子)我也留,要不,吃亏了。还为谁留得多谁留得少打架,非把老人撕吃了才行。」赵婶说:「你看农村有哪个敢说不管孙娃儿的?现在不给人家帮忙,想找死,老了还想不想活?」

很少人还在谈孝道,谈伦常。社会学家阎云翔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一书中,称这种变化为「父母身份与孝道的世俗化」。他说,当传统文化机制被破坏,孝道观念便失去了文化与社会基础。儿女根据市场经济的新道德观来对待父母,两代人关系更多是一种理性交换,双方必须互相对等地给予。这一点「最终埋葬了孝道」。

梁鸿说:「在乡村,父母最后是瓦无半片,房无半间,只能依靠孩子。一般状态下,儿子、媳妇出去打工,需要老人照顾孩子和房子,不会产生什么问题,但一旦儿子、媳妇回来,要落叶归根,问题就出来了。这时候,父母的命运往往是极其凄凉的……对老人来说,他们甚至不敢理直气壮要求儿子尽传统的孝道,因为他们没有给儿子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儿子年少出去打工,彩礼、结婚、盖房,全是自己打工挣来的钱,父母根本没有权利支配。」

乡村凋敝必然伴随的,是人际关系、精神和伦理的瓦解,在养老问题上,这一点得到了最直观的体现。

梁晓燕说:「乡村生活里多元、互洽的价值体系正在丧失了,只剩下一个价值标准:钱。过去你有手艺,子女众多,有文化,有特长,这在村里都是能得到尊重的。现在没有了,除了钱,没有其它的价值可以让你骄傲,让你受人尊敬,让你得到一种自豪感。」

梁鸿记得童年时,家里修房子,邻里之间从来都是换工、帮工,你帮我家垒砖,下次我帮你家砌瓦。现在没有了,一天按一天的工钱结算,「是算清楚了,但是就只剩下钱」。她说:「这不是一个乡村消失的问题,是文化传统在消逝的问题。文化传统非常具体,不是一个抽象的所谓的『农耕文明』,这是一套的生活模式,背后是一整套的道德、伦理概念,有它自身的合理性,有它自身的尊严和高尚。哪一天这套价值系统被瓦解了,再想恢复也不可能了。」

梁晓燕说:「今天人们说儒家文化,可儒家文化的根基在哪儿啊?讲究孝悌,讲究人在代际关系之间建立起一种逻辑来,这是儒家最核心的东西啊。可你们说的那个儒家,和我们的生活是什么关系啊?它在哪儿啊?它扎根在什么社会生活里?」

看着曾经最在乎男女道德的村里人如今对村里姑娘出去做「小姐」挣钱都觉得无所谓了,梁鸿觉得很感慨。可是在梁庄时间久了,感慨久了,「彷佛自己也被拖下水,一点点沉下去,都习惯了这些事情的存在了,没有什么问题,最后好像我一个人在找事一样。」

就如梁庄的芝婶所说:「难过,咋不难过?那有啥门儿,大家都这样。」无论家庭分离,幼无所养,老无所依,还是矛盾更尖锐的吏治腐败、土地权益,当它变为日常的状态,悲剧感也消解掉了。

可是问题不会自然消解,内化在每个人心里的焦虑也无法消解。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说:「城市化的方向是不可逆转的,要解决的两个根本问题是:乡村的『过去』能不能转化为『未来』?城市的『未来』能不能更自由、更人道?」这个转化过程被设定为三十年,整整一代人。

乡关何处?不是一个虚幻的问题,当乡村凋败,几亿人离散,城市又以高高在上的姿态排斥和挤压他们;当他们的下一代十个月大就远离父母,六七岁就离家住校,常年封闭式的应试教育,能考上大学的机率不到一成,更难再回到乡村,他们的前景在哪里?

(《亚洲周刊》二〇一一年第十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