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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良臣:人民为何不敢讲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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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良臣笔名谢天。1956年8月生,河南商城人。曾任民办教师,1980年6月被招工到企业当工人,1993年5月起任河南省第二纺织机械厂厂报编辑。1986年7月开始发表作品。

一个人民可以讲真话的社会并不代表就是幸福美好的社会,但人民不敢讲真话的社会一定不美好。因为大家最多不过都是可以温饱的奴隶。

其实,绝大多数巴望社会民主的中国人,也肯定知道“民主不能当饭吃”,他们不过是想因社会实行民主而获得真正属于人的权利,如平等自由等,并从而能有尊严地生存生活。

前阵子人们议论纷纷的北京大学要对有所谓“偏激思想”的学生进行“会商”,说白了,就是要对这种学生收回他们做人的某些权利,比如自由思想,这实在太可怕了。

说到底,人们那么希望在我们的社会能讲真话,其实就是希望大家都能从一个温饱的奴隶转而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并且享受到作为一个人应有的权利。岂有他哉!

自己完全承认,一个人民可以讲真话的社会并不代表就是幸福美好的社会,比如军阀混战无政府时期,人民是可以讲真话的,那种社会对人民而言,当然不能说幸福美好。

但人民不敢讲真话的社会一定不美好。因为大家最多不过都是可以温饱的奴隶。这一点,久远的不说,二战之后一些国家的人民感受尤深,而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将这种只能把人民的生活水平缩减到最低限度的必须品上的国家称作“猪的国家”。当然这里似乎需要提醒一句,这也与这些国家的人民不是那么爱好自由或说没有“自由的习惯”有关,比如,我中华民族,跟大洋彼岸的美利坚民族在这一点上就没有可比性。

近日南方都市报刊出一篇报道,是有关香港特区原全国人大代表吴康民先生不久前受温家宝总理特邀做客中南海的经历。温总理在提及内地的改革所遇到的困难时说,主要是两股势力影响了人们不敢讲真话,一股是中国封建社会所残余的;另一种则是“文革”遗毒。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选网壮着胆子挂出一篇《人民为何不敢讲真话》的“网站语录”。想想也是,不仅已经到了二十一世纪,也早已进入信息时代,像我们这样一个国家若是还在能不能讲真话上浪费时间和精力,不说让人无语,也实在有点“太那个”了。

可现实是无情的。由于“太那个”往往还成了我们生活的“常态”,又逼得人们不惜浪费时间和精力来议论。既如此,那就允许我借“网站语录”的标题接着再说几句。

眼下的中国,特别是在文化知识界,恐怕没几个人不知道中国人为何不敢讲真话。因为这其实早已就不是个问题,更不是什么秘密,可以说全国人民都知道,是哪个部门是什么人管着中国人不敢说真话。几年前北京一位教授、也是我的一位老乡早就公开批评了管着中国人说真话的部门,这件事,地球人都知道。

我当然不能说责任全在这个部门,但如果这个部门,尤其是那主管领导思想解放,爱好民主自由,并且去影响中国有决策权的更高层,中国人说真话的舆论环境无疑要好得多,不然,“三宽部长”朱厚泽去世时也不会受到那么多人的怀念和颂扬。

至于温总理在谈话时所说的影响中国人说真话的“两股势力”,那不过是一种泛指,甚至是对客人的应酬。因为说到底,影响中国人不敢说真话正是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直至中央政府。如果中央政府制订出《新闻法》,真正落实言论出版自由,落实宪法条文中的人民有集会、示威游行的权利,还会有“敢不敢讲真话”一说吗?“两股势力”又有什么可怕的,共产党不是常自夸有800万军队的蒋家王朝都不在话下,还怕什么区区“两股势力”?当然这样一说,有人就看出来了,中国人敢不敢说真话,关键还是在党。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人普遍感觉到,我们的舆论环境非但没有转好,反而像“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形势更加严峻了,以至于整个国家都弥漫着一种不能讲真话或说讲了真话就会感到恐怖的气氛。说到这里,有人可能不高兴,说这个人又在信口开河。理由就是那么多人在网上跟帖中连毛泽东都敢骂,甚至还敢骂执政党,你还能说人们不敢说真话吗?对于这种人,不必跟其多费口舌,如果说骂一骂毛泽东就等于可以说真话了,那你这个真话也太有限了吧;如果说骂两句执政党,就犯了弥天大罪,那岂不又真的回到文革时代了?这种人哪里知道,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说真话有多大的限度,要建立多大程度的自由,如果连这一点都没搞懂,来指责别人,还有什么意义。80多年前胡适在《〈人权论集〉序》中就说过一句极负盛名的话:“因为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至于胡适说的是“批评”,而现在有些人在网上是“骂”,这是因为有些人不知道,不论对一个人还是一个政党,如果不能批评,那么接下来,往往也就会是骂了。

当然,现在的情形,还不仅仅是弥漫着恐怖的气氛,而是那“气氛”一再落实到一些具体人身上。如果有谁胆敢不信,非要去讲真话,那么你的文章就会被“管理”,你的博客就可能被封闭,你的邮箱就有可能打不开,你的日子就会不好过,甚至还会说因说你要“颠覆国家”而受到恐怖的威胁,乃至“被”这“被”那,极端的,在某些地方还会因讲真话“被失踪”,直至失去宝贵的生命。你说一个人只是通过写几篇短文说几句话,怎么就是要“颠覆”了呢?退一步说,就算他有“颠覆”的思想,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也不能又退回到几千年前的周厉王时代,弄个“腹诽罪”出来啊。

也就是说,对于讲真话者,我们有时候好像忘记了国家一再对外宣传的东西,那就是我们是一个法治国家,我们要依法治国,甚至不仅要依法治国,我们还要以人为本,云云。

而依法治国的国家是不应该有“思想罪,而且还应该是言论自由的呀。在依法治国的国家,绝不会有“思想犯”,也绝不会指控一个仅仅是写文章的人犯有什么“颠覆国家罪”。至于代表一个国家外交的堂堂发言人,说什么法律也不能做挡箭牌,那简直就是胡说八道。

所以说,一个非常态的国家,虽然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可我总觉得最可怕的(问题)还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对人民说话不算数,甚至一边要依法治国,一边又说“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有时或者干脆翻云覆雨,不讲诚信。政府对人民不讲诚信,可能是一个国家最大的问题。

一般来说,每一个正常人其实都想好好地活着,或者说生活得好好的,再说,生命那么短暂,如果每天都能有尊严而又幸福的生活,有谁想“找死”呢?因此,如果因为只是讲真话写文章,就要让一个人失去尊严,或者说就不能好好地活着,那绝大多数人的选择,就是远离讲真话,不仅不讲,甚至连听都不想听。因为人这个动物很奇怪,一旦真话听多了,不仅大脑也会“想入非非”,嘴也不免发痒,有时忍不住或是无意间也就还会想讲几句,而这无意间讲的几句真话很有可能使自己遭罪,你说那多不划算啊。

刚过去没几天的5月3日,可能是中国很多人包括有些新闻工作者都不知道的“世界新闻自由日”,且已有20年历史。但联合国不会忘记。因为这个“新闻自由日”正体现了由联合国发表的世界人权宣言 第19条宗旨:“人人有权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今年这个“世界新闻自由日”致辞时说了这么几句:“在政府压迫本国人民并逃避追究之时,新闻自由是揭露丑行和维护公众信任的最有力工具之一。在人们面临歧视和被边缘化之时,媒体可以让人们听到他们的声音,共同了解他们的境遇。”可见新闻自由,对维护公众信任是多么重要。

可如果一个国家,由于新闻工作者不能讲真话,也就是说没有新闻自由,那么这个国家的媒体自然也就失去“揭露丑行和维护公众信任的最有力工具”的功能,而这个国家自然也就是不想“维护公众信任”,可一旦失去这个功能,“政府压迫本国人民并逃避追究”不仅也就成为可能,甚至还会司空见惯。难怪就连药家鑫杀死的那个女子的丈夫最近也对媒体说,他过去喜欢看新闻,可现在不想看了,因为他发现很多新闻有假,一些该报道的却不去报道。

今年是苏联解体20周年,有人在作祭时这样说道:“民主固然‘不能当饭吃’,但是有饭吃也不能代替民主。吃得再饱的奴隶也还是渴望自由的。”

其实,绝大多数巴望社会民主的中国人,也肯定知道“民主不能当饭吃”,他们不过是想因社会实行民主而获得真正属于人的权利,如平等自由等,并从而能有尊严地生存生活。像前阵子人们议论纷纷的北京大学要对有所谓“偏激思想”的学生进行“会商”,说白了,就是要对这种学生收回他们做人的某些权利,比如自由思想,这实在太可怕了。所以,说到底,人们那么希望在我们的社会能讲真话,其实就是希望大家都能从一个温饱的奴隶转而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并且享受到作为一个人应有的权利。岂有他哉!

2011-5-5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