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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人心是弯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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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女士2009年3月17日下午在捷克查理大学中文系为学生们演讲。(摄影:黄频/中欧社)

在一个人的背后,总有一双关注他的眼睛,也许不止一双。这可能是有名有姓的其他人,也可能是他自己未曾意识到的良心,他本人的子孙后代,乃至是民族的未来。在历史的审判台面前,每个人都要作好准备。《窃听风暴》中的文化部长如此,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

“你有什么主动要交代的吗?”

“不,没有。我没有做过什么。”

“你以为国家安全局会将一个无辜的公民带到这儿来吗?”

这是《窃听风暴》(又译《他人的生活》,2006)里的开头部分。被审讯者涉嫌帮助邻居去了西德,这在当时东德是一桩弥天大罪。有人将这个审讯过程录了音,作为给学生的示范教材。当录音带里放送出折磨和呻吟的声音,这位名叫魏斯曼的审讯官解释道:“如果这个人是无辜的,要么大喊大叫,要么哭泣;如果他沉默,就说明他知道自己为什么来这里,他是有罪的。”他显得非常有把握,也很称职。

然后就发生了那个著名转变。这个人被派去监视、窃听剧作家和演员(那对伴侣),他得以近距离观察艺术家的个人天地。他本人的生活枯燥乏味,住房单调得跟一座监狱差不多,四壁空空,下班之后他只有拿着遥控器看电视,甚至招妓。他希望妓女能够留下来陪他一晚,但是被拒绝了。没有人与他谈话,他没有朋友,不能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而当他坐在窃听机器面前,眼前打开了另外一个新奇的世界。

他从剧作家的书桌上拿走了诗集,读到这样的句子:“初秋九月的每一天都是蓝色的/我们头顶着美丽干净的天空、云朵慢慢移动它的脚步/它是那样洁白无瑕/只要你从心底里相信/它就一直会在你的身边。”

当好友艾斯卡自杀,剧作家悲愤难抑,弹奏钢琴抒发自己的内心情感,琴键上跳跃着滚烫优美的音符,也让窃听者本人听得热泪盈眶。所有这些艺术和人性的内在光辉,是一切“危险”的根源,也是力量所在。

为美好的事物而感动,魏斯曼先生内心的岩石开始松动。此前从来没有人教会他这些,没有人将他带到人类精神活动的瑰宝面前,没有机会让他接触到人心中最为柔软的部分。他是按照另外一个模式训练而成的,这对他是一个不幸,但是他还有救。

任何人可以从任何地方重新开始,寻求自身的救赎之路。就像年轻的导演兼编剧所说:“你是有选择的。”看到部长大人利用手中权力强占女演员时,魏斯曼感到本能的厌恶和拒绝。他良心的软骨并没有失效。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虽然一个人有他工作上的要求,有他职务上的使命,但是,一个人与他的工作,不可能像两块门板那样合在一起,两者之间不存在缝隙。因为人不是门板,不是那种失去了生命活力的死东西,仅仅作为实现他人意志的工具。作为一个人,有他与生俱来的良心,有他与生俱来的感受能力,有他基本的是非善恶判断,也同样有他自己对于历史的洞察力以及对于未来的想象力。如果拿掉了这些,这个人就不能称其为“人”了。

在这个意义上,人心像一条长廊,一个人可以从这头走到那头。窃听专家魏斯曼从一个贫瘠匮乏的起点开始,经过一系列转换,眼前的世界起了变化,他看待世界的立场也发生改变,变得丰富和富有人性。他的眼睛不仅用来监视别人,在这个世界中充当搜索引擎,也是用来流泪的,为自己和为他人,为美好的事物。

在“人心的长廊”里还住着各种各样的“客人”。有戴着面具的,这面具也许已经深深嵌入这个人的面孔;也有率性天真的,对世界与他人始终保有一分真诚。当然,有忠诚于“主人”的,真正为“主人”长远利益着想;也有阿谀奉承的,每次将最坏的方案提交到“主人”的案头。“客人们”之间互相对话、吵架、协商,互相拉扯和消耗,也互相调整和过滤。在这场内心战斗中,良心未必总是占上风,也未必总是甘居人后,最后还是“主人”说了算。“主人”有什么样的造化,那真是他自己多少世修来的。

有一部美国影片《对话》(The Conversation,又译《窃听大阴谋》,1974),更早涉及了窃听这个话题,而且是大名鼎鼎的科波拉导演的。其时年纪轻轻的他已经因为《教父》(1972)拿下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再过几年《现代启示录》的好戏还要登场。这位科波拉早先编剧出身,《巴顿将军》里有他改编剧本的功劳,《窃听大阴谋》由科波拉本人担任编剧。与近期的《窃听风暴》一样,都是30多岁的人同时担任编剧与导演,其中反映了某种社会思想及折射出某种社会现实。

夏利是一位监听专家,他在这方面的造诣颇深,业内有名。他拿钱受雇于别人,不问缘由,不涉及意识形态,干得十分出色。但是他终究没有变成一块“门板”,与他的专业机器、专业手段完全合二为一。他从这项工作中受益,反过来也因此而落下了人性的伤痕。刺探别人养成的警觉,使他无法与人们建立亲密关系。他不留电话、行踪不定,女朋友只有在漫无尽头的黑暗中等待。一旦问及他的个人情况哪怕是做什么,他马上感到厌烦之至。他不能为自己的工作而感到骄傲。他卷入了一些不为人所知的秘密,他因而不能站到阳光底下。

扮演夏利的演员人们并不熟悉,这更加增添了他无人知晓的卑微色彩。他身着一件灰色的透明雨衣,始终神情黯淡忧郁,如同一只鼹鼠或一枚暗器。在他忧郁的背后,是他受伤的生活和受伤的人性。他挥之不去的烦恼有一个具体原因——因为他的“出色”工作,曾经有三个人命丧黄泉。那是一桩难度极大的窃听阴谋,某位总裁与他的会计师只是在水面的游艇上讨论如何伪造福利基金,任何船只接近时他们就会停止谈话。然而身手不凡的夏利还是将事情搞定了。会计师被认为是泄密者,一家三口大人小孩被残忍地杀害。

同行们对他的高难技术深表钦佩,然而他自己却陷入良心不安。内心的阴影在此后的工作中发作扩散。新任务是在广场上窃听一对男女的谈话,而他们仿佛知道有人在暗中作祟,于是尽量压低声音,或选择躲在广场卖艺人的嘈杂声响之下。从技术上去除噪音是一件能够办到的事情,即使是在那个年代。这样一句话跳进了他的耳朵:“有机会他会杀了我们”。这引起了他的警觉,此前发生过的悲剧仿佛就在眼前。于是他不愿意将做好的录音带交给雇主——也是一位总裁。

“我不怕死,但我害怕谋杀案。”他对枕边的时髦女郎说。对方劝他:“只是一些任务。你不需要感受它,只需要完成它们即是。”其中“感受”是一个关键词。能够“感受”会带来工作上的“障碍”,但是人如果不去“感受”,不会感受并失去了感受能力,岂不是失掉了用来证明人生命存在的有力证据,成了一个纯粹的物件?一颗能感受的心灵,在世界面前是随时准备弯曲的,准备朝向他人的苦难低头,准备在真理面前弯下腰来。

事情甚至也不朝向他感受的方向去发展。窃听是因为有强烈的不信任存在,那么逻辑推断的结论必然是——为什么别人要信任窃听者本人?他作为高手受雇于别人,必然也会有其他更高的高手,受雇于其他雇主。如此循环往复,“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这位夏利先生试图按下不表的含有杀机的录音带被别人偷走,对他是一个绝妙的讽刺。他放在抽屉里从不示人的电话突然响起,威胁他不要插手这件事情。仿佛他本人陷入了另一张天罗地网当中。高度紧张的思维,令他做噩梦,思维出现幻觉。

他试图通过头脑拼接出事情的完整脉络,但是那些碎片总是从他手中滑落,无法将它们衔接起来。他无法看清事情的全部。他始终被挡在外面的某个地方,并不像他自己所认为和希望的那样,进入了某个核心。

最终的结局令他瞠目结舌。他原先以为的一对受害者仍然在世,而那个可能的谋杀者车祸身亡。到底谁是凶手?在整个过程中他本人扮演了什么角色?他是否被其他的人们再度利用?

影片没有给出明确答案。这恰好造成了该片的批判力量。在一个人人不信任的环境里,什么都是有可能的。没有人仅仅是陷害者,他同样被陷害。没有人仅仅在暗处,他同样在另外的明处。没有人仅仅得手,而没有失手的时刻。恩怨和因缘是一条看不到尽头的锁链,将每个人带进其中,没有人能够逃脱,除非自己不作恶。

在一个人的背后,总有一双关注他的眼睛,也许不止一双。这可能是有名有姓的其他人,也可能是他自己未曾意识到的良心,他本人的子孙后代,乃至是民族的未来。在历史的审判台面前,每个人都要作好准备。《窃听风暴》中的文化部长如此,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

(《财经》杂志201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