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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然:当前主要是反对专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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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本文作者木然,资深报人、评论家、节目主持人和作家。

封建专制主义表现形式很多,也许上述所列是目前最为突出的表现。这些表现与宪政民主是对立的,是民主之路的绊脚石。如果能充分认识邓小平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必须清除这些绊脚石。也就是说,如果要发展民主,必须清除民主的对立物。民主的对立物不是官僚主义,而是专制主义。

说当代中国主要是反对官僚主义,不但是开错了药方,而且还是误导民众。官僚主义任何时代都有,只要有官僚,就有官僚主义。如果以反官僚主义为己任,那就是当成了人类社会的主要任务而不是当前的主要任务。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就指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都与封建专制主义有关。邓小平所说的官僚主义的总病根与权力高度集中有关系,实际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现代表现。改革开放三十年,封建专制主义仍然是严重地影响社会进步,专制权力又以新的形式出现,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市场经济变成权力经济。改革开放三十年,市场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GDP也位于世界第二,但是由于专制权力与市场的结合,使得市场经济变成了权力经济或权贵经济。从政府方面来说,政府本来是为市场经济服务的,由于利益的巨大驱动,政府成为市场经济的操控主体。有人调侃道:中央政府成为追求利益的总公司,地方政府成为中央政府的分公司,都以追求GDP为己任。曾有一学者到台湾,问台湾领导人当地的GDP是多少,台湾的领导人都没有回答上来,而大陆的政府谈GDP却如数家珍。强征土地、强制拆迁,政府扮演黑社会角色或让黑社会去解决土地问题,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表明政府公司化倾向极为明显。我们看到,政府官员一谈大项目、大工程、形象工程都口若悬河,而对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不闻不问。做大事不做小事,做形象工程而不做民心工程、做公司而不做服务已经成为政府官员的常态,他们从来不知道突尼斯一个年轻大学生自焚会把一个总统搞掉的道理。除了政府逐渐成为公司之外,权贵还利用高官优势直接办公司、办企业,他们是中国超级富翁的生产者和制造者,极少数的权贵占据了中国的绝大多数财富,他们的能量已经远远超过当年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

第二,人治大有取代法治之势。这其中以重庆最具典型性,李庄案尽管取得了第二季的暂时胜利,但李庄案第一季还是一个悬案。以政治代替法律、以政治案代替法律案的实质是权力大于法律。中国的律师群体发展仍然受政治的影响,政治是律师的第一业务,法律成为律师的第二业务。所谓党的利益至上、人民利益至上、法律至上就是以党的利益至上,律师服从政治就是服从党而不是服从宪法,忠于政治就是忠于党而不是忠于宪法和法律,忠于人民的目的是忠于党而不是忠于法律。纪检部门的”双规”、喝茶等代替法律,以有罪推定代替无罪推定,以”绝不”的方式代替司法独立,破坏公平正义的底线。本来政党领导人民制定了宪法和法律,政党就应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三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政党的实际做法却有悖于宪法,比如最近唱红永远跟党走,显然不符合政治常识,也与宪法和法律的基本要求大相径庭,党高于宪法和法律,党的尊严高于宪法和法律的尊严,使得宪法和法律的功能大打折扣。人民的基本权利仍然不断受到侵犯,审查制度的存在使言论自由等权利难以落到实处。

第三,个人自由受到粗暴干涉。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得很清楚,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条件。马克思认为,新闻自由是自由的组成部分,是抽向封建专制的鞭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定是自由的坚定捍卫者和拥护者。然而目前宪法里写的自由仍然在纸上,一旦有相应的行动就会受到严重限制。新闻自由仍然是马克思的梦想,权力对新闻的控制使得媒体失去了公信力,就连朱镕基都认为中央电视台在”胡说八道”。唱歌也失去基本自由,唱红、发红段子、唱红歌,这本来是个人的事,愿意看什么样的段子,愿意唱什么歌都是个人的自由,只要没有违背法律,没有影响别人的休息,就可以按着自己的生活和乐趣选择自己喜欢的歌尽情去唱。

第四,以组织部门选拔代替民主选举。党管干部变成了党任命干部,相应的权力部门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比如在没有召开党的代表大会的前提下,每年的书记都经组织部考核之后就提前换届,在没有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前提下就提前升任代省长,人民代表大会没有发挥选举的功能,发挥的只是追任功能或同意功能。

第五,书记的权力不受制约。邓小平在八十年代就说:”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由第一书记持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也因此变成个人领导。”现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不提了,但党的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严重。纪委的权力臣服于市委书记而难以发挥应有的监督职能,市长受制于市委书记,公检法不独立,司法不独立,新闻媒体不独立,形成以市委书记为核心的金字塔结构,这种结构使得权力不受制约,权力可以为所欲为,并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跃居道德制高点,使每一个人都成为权力金字塔结构的一块砖。

第六,官本位愈演愈烈。在计划经济时代,官的地位和价值并不十分明显,又由于毛泽东民粹主义的影响,官员的权力只是毛泽东专制权力的一个链条,毛泽东的专制权力掌控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各个角落。官员的独立程度低,且掌握的资源十分有限。在权力市场经济时代,官员既掌控经济又掌控政治,权力资源翻番增长,官员既有经济地位又有政治地位,既有经济资本又有政治资本,官就成为衡量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的双向指标。

就是大学也未能幸免,据刘道玉先生的介绍: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筹备工作,早在5年以前就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后又改为组织委员会,下设11个专项工作组。此外,还成立了发展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3年以前就开始了1000天的倒计时活动。筹备工作不谓不充分,舆论不谓不大。可是,整个校庆活动依然没有摆脱传统格式化的思维窠臼–大造舆论,邀请名人捧场,极尽评功摆好之能事。自去年以来,该校就开展了”百年赋”、”我爱清华”、”百年清华、行健不息”、”两岸同心”等活动,而且还把舆论造到了国外去了。去年,该校派代表团访日,举行了”东京大学-清华大学周”和”早稻田-清华大学日”活动。在美国的造势的范围更大,先后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举办了”清华周”,在芝加哥大学、麻省理工、哥伦比亚举办了”清华日”,在哈佛大学举办了”清华大学与哈佛大学学生论坛”。刘道玉先生没有说的是,几乎所有的校庆各个地方分会的组织者都是有头有脸的官员,不是官员的默默无闻的学无所成的学生学校早就把他们忘了,校庆是官员的校庆,是官员的盛宴,是官员交际的场所。在校庆中,学生的讲话是感谢,学者的讲话是感谢,他们感谢官员的讲话给他们提供了发展方向、努力的方向,那就是做官一定要做最大的官。

官本位对蒋方舟冲击也很大,这个涉政未深却又被官本位刺透神经的清华学子,对官本位看得也是门清,她说:”清华人是可爱的,愤青少,领导多,内心大概还是有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悲壮,表现出来却是高屋建瓴,虚头八脑的老干部摸样”;”北大清华的学子一路都是教育和体制的少年既得利益者。””因为他们从小受到的历史教育、政治教育,就是要’审社会主义之美’。到了清华之后接触到的这些,和他们从小接受的价值观是符合的,所以接受起来很顺畅。要进入清华就要在考试里拿到高分,要拿高分,对这些东西半信半疑是不行的,必须全方位地接受其价值观,才能考入清华吧。””清华与北大相比,感觉离权力更近一些。北大的学生也许会更多地做围观者或批评者,而在清华,要成为权力系统一分子的意识可能比较强。”

封建专制主义表现形式很多,也许上述所列是目前最为突出的表现。这些表现与宪政民主是对立的,是民主之路的绊脚石。如果能充分认识邓小平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必须清除这些绊脚石。也就是说,如果要发展民主,必须清除民主的对立物。民主的对立物不是官僚主义,而是专制主义。

评论

  • HHH 说:

    文章左一个邓小平、右一个邓小平,其实邓本人就是个专制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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