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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镇强:让人民讲真话要有根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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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温家宝总理。(摄影:黄频/中欧社)

强调要创造条件让人民讲真话,恰恰意味着我们这个社会不允许人民讲真话,而是假话连天,无处不在。

几千年来,中国一直处于专制和极权制的社会阶段,不同的阶级或政治集团一直循环往复地在争夺对中国社会的统治和控制,普通百姓一直处于这些不同阶级和政治集团的控制之下,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同阶级和政治集团之间的争夺,就是产生说假话做假事的温床。因为每一个夺权者或集团必须说假话做假事来虚张声势,掩盖真相,才有望战胜对方,获取人民的表面服从,否则就会失败。

政治谎言或假话乃任何专制统治者的属性,是其生存基础的根本要素之一。由于统治者必须讲假话做假事,必然迫使并诱导广大民众说假话做假事,否则,民众更无法生存下去。更何况许多民众也想从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往上爬呢!如此,整个社会假话假风一遍,就成必然之势。

上世纪20年代以来,我们的执政集团一直以反对专制独裁,建立民主自由共和国为号召,获得民众支持而建立了新的人民共和国。但实际推行的并不是具有普世性的民主自由制度,而是苏维埃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又叫人民民主专政。随后,正是以这种专政的名义,发动了一系列毁灭人性,破坏生产力的残酷的政治运动。

高官和教授们有点天真了,你们不说,不等于别人不知道,在信息化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历史真相。再采取鸵鸟政策,只能加倍使权力失去信任,招致人民的憎恨,一旦爆发,后果才真的不堪设想。

权力之所以热衷于说假话,除了本性的需要,就是权力总是自命不凡,认为它可以为所欲为,支配一切。

说假做假是权力的生存所需,只要权力不受人民监督和制约,它就始终会说假做假。众所周知,言论自由的实质是,只要不损及他人尊严,人民有表达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特别是表达对政府的监督、批评和反对的自由。这是人的最基本的权利和自由,为所有民主国家宪法所采纳。我国宪法也有人民享有言论自由这一规定。但权力却根本不理这一规定,随意制定某种条例,编造某种站不住脚的借口,对敢于履行这一权利的人实行以言治罪。在这样的环境下,谁还敢讲真话呢?

权力出于需要,说假做做可以不择手段,包括暴力恐吓。

任何专制独裁和极权制国家,要想让人民讲真话,首先要变革制度,改变权力的性质,即实行真正的民主自由制度,让人民支配和管住权力。否则,一切努力都是无效的空谈,顶多只在局部地区局部人群间产生某种短期效应。

4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向新聘任的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颁发聘书,然后发表讲话强调:知者尽言,国家之利。“贤路当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我们鼓励讲真话,讲真话就要有听真话的条件。要创造条件让人民讲真话。

温总理的讲话,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肯定和欢迎,笔者是其中之一。在当前国内外微妙复杂的局势下,温总理能独自发出这样的声音,更使我敬佩其某种独立人格和政治胆识。

但是,诚如许多网友所指出的,强调要创造条件让人民讲真话,恰恰意味着我们这个社会不允许人民讲真话,而是假话连天,无处不在。有如下民调为证:4月12日,《中国青年报》发布了民调:86.3%的受访者坦言自己曾失信于人。其中特别提到,本次调查中,98.9%的人有过他人或团体失信于自己的经历。众所周知,失信于人或被他人失信,就是彼此互不信任,互不信任必然互相讲假话,不讲真话。而这种说假做假之普遍,可以说无处不有,其严重性则世所罕见。

那末,有没有可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呢?或者像温总理所说的,创造条件让人民讲真话呢?我的看法是:①说假做假任何社会都存在的,不可能彻底消除。②民主自由社会能够把说假做假降到最低限度。③专制极权制社会只能整体加剧说假做假行为,根本不可能造条件让人民讲真话,顶多出现个别地区个别时段的偶然讲真话现象。

一个社会能不能普遍讲真话,不讲假话,首先取决于统治者本身是不是讲真话,再鼓励人民讲真话,反对讲假话。其次是有一种全民认同和自觉遵守特别是能约束权力的制度和机制作保障。第三是有比较高尚的讲真话不说假话、体现诚信的社会文化或民族文化传统。而这三点,在目前的中国,要么本来就不存在,要么被破坏殆尽。正是缺失这三点,铸成了中国社会假话充斥而永远无法消除的总根源。

几千年来,中国一直处于专制和极权制的社会阶段,不同的阶级或政治集团一直循环往复地在争夺对中国社会的统治和控制,普通百姓一直处于这些不同阶级和政治集团的控制之下,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同阶级和政治集团之间的争夺,就是产生说假话做假事的温床。因为每一个夺权者或集团必须说假话做假事来虚张声势,掩盖真相,才有望战胜对方,获取人民的表面服从,否则就会失败。

封建社会所有的皇朝替换中,新皇朝在取得旁位前总是把旧皇朝骂得一钱不值,说它对百姓何其残忍而又腐朽无能,新皇朝将拯万民于水火之中。结果都是换汤不换药,有的甚至比前朝更加昏庸无能,置百姓于更深更热的水火之中。

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中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初期也未能免于这一怪圈。18世纪下半期,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专政打着推翻封建王朝专制恐怖统治之名,建立的却是比国王恐怖统治时期更为凶恶可怕的恐怖统治。

人类进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后,革命者叫得最响最有吸引力也最具欺骗性的口号是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建立人人自由平等幸福的大同社会。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就是如此。结果是,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利用当时帝国主义国家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和交战,骗取德皇的信任和大笔资金支持,用响亮的解放全体劳动者的口号,先是联合工农大众和自由资产阶级推翻沙皇的统治,然后不失时机地从刚刚成立的非常脆弱的资产阶级临时立宪政府手中轻易地夺取政权,随即建立布尔什维克党一党专政的无产阶级政权。后来就是世界熟知的斯大林式的个人独裁统治。

这个独裁政权建立的初期,即列宁还在最高统治位置上的时候,以保卫和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为名,杀戮的旧皇朝人员及其支持者同情者和普通人的人数超过沙皇时期所屠杀的人数的几百倍。斯大林统治时期被他公开杀害(其中有所谓依法审判杀掉的)和其他形式整死的人,总数达2000万以上。

这仅仅是人类社会中用大假话制造大悲剧的两个历史事例而已。但它有力证明,新的统治阶级或政治集团必须要在顺着历史发展的轨道,用新的政治谎言和假象,才能骗取广大民众的暂时信任,迅速取得政权,然后再用政治谎言和假象包括暴力镇压来迷蒙、麻醉和恐吓民众,以巩固一己一集团之私的长期专制统治。

由此可见,政治谎言或假话乃任何专制统治者的属性,是其生存基础的根本要素之一。由于统治者必须讲假话做假事,必然迫使并诱导广大民众说假话做假事,否则,民众更无法生存下去。更何况许多民众也想从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往上爬呢!如此,整个社会假话假风一遍,就成必然之势。

最能证实这一点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历史和现实。上世纪20年代以来,我们的执政集团一直以反对专制独裁,建立民主自由共和国为号召,获得民众支持而建立了新的人民共和国。但实际推行的并不是具有普世性的民主自由制度,而是苏维埃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又叫人民民主专政。随后,正是以这种专政的名义,发动了一系列毁灭人性,破坏生产力的残酷的政治运动。

在建立新政权的过程中,曾向广大农民提出的最有吸引力的口号是实行耕者有其田,把没收地主的土地分归农民所有。新政权建立初期也确实这样做了。但当农民刚刚把土地所有权证拿到手,马上又一声号令,把农民所有的土地收归集体所有,部分归国家所有。这对农民来说,不只是一个大骗局。正是这种做法,导致了随后的大饥荒,短短三年内饿死农民达3~4千万之多,制造了史无前例的人间悲剧!

而这一过程中,一个国家最高领导人和一个最伟大的科学家竟合伙编制了亩产万斤十万斤的大谎言,助长了这一大悲剧的发生。

再看上世纪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它本来是金日成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把南朝鲜拿过来而首先发动对南朝鲜的入侵引发的,导致联合国通过决议,授权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进入南朝鲜,帮助南朝鲜军队击退金日成军队的进攻。当时我们却对国人宣称美帝国主义和南朝鲜侵略北朝鲜,准备进而侵略中国。于是以抗美援朝为口号,组织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结果,虽然保住了北朝鲜政权,但它现在却是一个典型的现代世袭专制王朝,一个每年饿死成千上万贫民百姓,靠国际粮食救援为生,却拼命发展核武器的国家。而我们为保住这个政权,白白付出了70多万青壮年的生命,有的说高达100多万,而且至今还要在军事、经济上不断援助或无偿地授助这个政权。

最令人不解的是,前苏联档案已解密,朝鲜战争谁先打第一枪,早已真相大白(其实懂外文,能看到外文资料的人几十年前就明白了,笔者就是其中之一)而我们却仍然不愿公开纠正过去的歪曲宣传。去年纪念抗美援朝50周年活动的讲话和文章仍然避讳这一点。这不更有力证明权力的本性需要谎言,没有谎言,权力就无法生存下去吗?

权力说假话的另一种形式是拒不承认过去发生的或现在仍然存在的客观事实。比如1937年在陕北召开的洛川会议,实际决定是尽一切努力保存和壮大自己军力,让国民党与日本去拼战,消耗其力量,然后待机从国民党手中夺取政权。而我们的一贯宣传却是我党积极抗日,国民党则实行消极抗日,或不抵抗政策。又如上世纪50年代末的大饥荒饿死那么多人,很多国内外调查研究资料和公开出版物早已证实了这一点,官方却始终不公布档案,不承认这一事实,甚至禁止公开讨论。

这一切都因涉及权力的威信和生存,所以不顾后果地掩盖真相,不讲真话。据笔者知悉,某高官在一个会议上明确说,过去历史上的某些错误,即使是事实,现在也不能承认不能讲。一批党史教授也一致拥护这样的立场。他们说,像洛川会议决议和饿死几千万人之类的事,确实不能说,要是老百姓都知道了,后果就不堪设想!

然而,高官和教授们有点天真了,你们不说,不等于别人不知道,在信息化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历史真相。再采取鸵鸟政策,只能加倍使权力失去信任,招致人民的憎恨,一旦爆发,后果才真的不堪设想。

权力之所以热衷于说假话,除了本性的需要,就是权力总是自命不凡,认为它可以为所欲为,支配一切。比如2003年发生的萨斯病事件,明明发源于广东的萨斯疫病已在迅速蔓延,产生了可怕后果,国家却实行新闻封锁,卫生部长则在电视台宣称,传播不广,已得到控制,没有危害性,外国人可以放心来中国,无须戴口罩等等。他以为这一说,国内外人民就会相信他的话而不再恐惧,既保证两会的顺利召开,也保证社会稳定和旅游业的正常发展。岂料事与愿违,萨斯病疫迅速传播到国内外更多地区,祸莫大焉!国家受到世界舆论的广泛批评谴责,卫生部长也丢了乌纱帽。

那末,权力说假话所遭遇到的这些教训,会不会迫使权力回头是岸,不再说假做假了呢?不会!如前所指,说假做假是权力的生存所需,只要权力不受人民监督和制约,它就始终会说假做假。众所周知,言论自由的实质是,只要不损及他人尊严,人民有表达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特别是表达对政府的监督、批评和反对的自由。这是人的最基本的权利和自由,为所有民主国家宪法所采纳。我国宪法也有人民享有言论自由这一规定。但权力却根本不理这一规定,随意制定某种条例,编造某种站不住脚的借口,对敢于履行这一权利的人实行以言治罪。在这样的环境下,谁还敢讲真话呢?最近某主流媒体被授权发社论,批评某艺术家抄袭另一艺术家作品,当另一艺术家公开要求该媒体不要滥用他的名字,拒绝承认所谓被抄袭的事实,竟立即收到死亡威胁的电邮。这进一步证明,权力出于需要,说假做做可以不择手段,包括暴力恐吓。

综上所述,当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如此历史地持续不断地说假做假,下级权力和广大百姓怎能不跟着说假做假呢?国家和社会又怎能不弥漫着假话假事呢?它又怎能让人民讲真话呢?怎能形成社会诚信氛围呢?

以上略述的是专制独裁和集权制度下的权力本性——说假做假。

那末,民主自由制度下的权力有没有这种本性呢?整体上没有,单个权力人有,但难以成气候,更不可能持久起作用。根本原因是,民主制度下的权力是公民授予、支配和随时可收回的;权力只是人民授予少部分人用来为人民服务的工具,权力被人民管着,由人民决定它的大小和去留。所以权力无必要也不可能说假话做假事,更不可能用暴力来维护其假话假事。民主制度下的权力运行公开透明,随时接受人民的质询监督。正因如此,民主国家的官员一般不说假话做假事,一旦出现这种行为,就会立即失去权力,遭到应有的处罚。如果最高权力机关和地方权力机关整体造假做假,就会立即被曝光被改换。

于是,人们可以得出结论:任何专制独裁和极权制国家,要想让人民讲真话,首先要变革制度,改变权力的性质,即实行真正的民主自由制度,让人民支配和管住权力。否则,一切努力都是无效的空谈,顶多只在局部地区局部人群间产生某种短期效应。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