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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盛友:极权者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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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谢盛友,曾用名:谢友;笔名:西方朔、华骅,是一个用中德文双语写作的记者和作家,1958年出生于海南岛文昌县,中山大学德国语言文学专业学士(1983),德国班贝克大学新闻学硕士(1993),1993-1996在德国埃尔兰根大学进行西方法制史研究。著有随笔集:《微言德国》、《人在德国》、《感受德国》、《老板心得》、《故乡明月》。1994年荣获台湾中央日报征文首奖(《中国人的代价》)。现任欧洲《European Chinese News》出版人,华友集团总裁,欧洲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德国班贝克大学企业文化专业客座教授。

勃兰特一生与恐惧打交道

德国前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1913年-1992)是一个私生子,本名Herbert Frahm,他的亲生父亲John Möller 在他出生一个月后,就离开了汉堡,他从来没见过自己的父亲,他母亲(Martha Frahm)和继外公(母亲的继父)一路艰辛把他养大。他的继外公(Ludwig Frahm ,1875–1935)是他的第一政治父亲,受外公的影响,他1930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开始他的政治生涯。该党1931年与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联合,而被希特勒纳粹政府禁止。

极权刚刚建政时,非常恐惧,因为极权还不稳固,所以特别惧怕异己声音。

德国社会民主党被禁止后,勃兰特只好流亡到挪威,但是,他私生子“不光彩”的身份,经常被政治对手抓把柄,而被诬陷和攻击,他坦然面对。勃兰特的一句话“恶言不伤人,伤害的是恶言者自己”,成为名言,至今德国媒体还经常引用来说明,给别人抹黑,担心自己变得越来越黑。

在流亡的日子里,勃兰特为狱中的朋友卡尔.冯.奥西埃茨基(Carl von Ossietzky ,1889 – 1938 )提名诺贝尔和平奖。1936年,冯.奥西埃茨基获追授诺贝尔和平奖,而两年后的1938年,奥西埃茨基逝世,希特勒纳粹政府竟然剥夺了勃兰特的德国国籍。

勃兰特1969年—1974年任联邦德国总理,他的生命在纳粹制造恐惧中成长,但是,他并不仇恨“敌人”,而是以带罪之心做赎罪的努力,1970年的华沙之跪,引起全球瞩目,促进东西阵营和解,为此他在1971年成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勃兰特华沙一跪后,他对媒体说:“仅仅送花圈,是不够的。跪下,释放了心中的恐惧。”

极权对未来的恐惧

纳粹极权为什么这么害怕,并以最残暴的手段打击和镇压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呢?因为极权对未来有恐惧。

恐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发自本能的、源于内心深处的一种情感体验。害怕是现在进行时,面对一个具体的对象;恐惧则是将来完成时。与焦虑一样,恐惧是没有具体对象的、是无边无际的。说白了,恐惧就是“越琢磨越可怕”,也就是说,恐惧针对未来和不可知的事而发生。一头猪晚上要被杀了,中午照样快乐地进食,人却做不到这一点,原因在于人对未来有忧虑。

独裁者为什么恐惧?原因在于独裁者对自己的未来有忧虑,担心自己的政权不牢固,甚至担心丧失政权。

我在《懦夫》一文中说过“杀手其实是懦夫”,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人与人之间生存,都有一定的游戏规则,你把他先杀了,说明你胆怯,你心虚,觉得按照游戏规则,你玩不过他,所以单方面终止游戏规则:“我不跟你玩了,我先把你干掉!”

同样道理,强制失踪也一样:“我玩不过你,就让你失踪!”

极权摇摇欲坠时,更加恐惧,更加害怕异己。

弗兰克在《安妮日记》(Das Tagebuch der Anne Frank)中见证: 1944年8月4日早上,德国警察闯入了他们的隐密之家,告密者的身分至今未明。在党卫队长官斯巴鲍华的带领下,当中总共有至少三个德国警察的成员。屋里的人都被货车带走问话。其他所有人都被带到了盖世太保的基地,被盘问了一整晚。同年8月5日,他们被转送到拘留所,一个极度挤逼的监狱中。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认为,极权主义国家的特点之一是制造恐惧。如何制造恐惧呢?就是依靠实际权力的隐秘性。那些真正拥有权力的机构,往往是隐秘的,给人一种神秘感,比如纳粹德国的秘密警察机关,是最模糊最神秘的。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模糊”者制造恐惧,也是利用“模糊”的法律,来施展恐怖的手段,达到明确的目的。

涉嫌“经济犯罪”被调查,这样的一竹竿“法律”,足以打翻整船人。

警察没有向家属出具其被带走原因的任何书面文书,没有办理传唤、拘留等法律手续,没有按法律要求通知家属。如果官方有确凿、足够的证据,为什么不堂而皇之地按照不模糊的法律程序将其拘留、逮捕?难道先将人抓起来,然后“审出”证据来?

当心!打翻了整船人, 你自己也没船了。

(作者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