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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未未:等一辆车老不来能不着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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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来说,很大的一个困惑是,“为什么一个民族受到这么大屈辱、这么多人受到这么多痛苦以后,仍然很少人提问,仍然很少人站起来说,‘不能这样,咱们要把这事说清楚’”。

艾未未的私宅位于东五环旁边的草场地,同一门牌号的房子有好几处,找到他家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一个周六的上午,他总共接待了四拨记者。他说这有点折磨人,“但谁让我是个受虐狂呢?”

艾未未坐在长木桌的一侧,身穿深蓝色棉袄,双手拢在袖子里,长长的胡子垂在胸前,就像邻家慈祥可亲的大伯。屋子里有十几只狗和猫,每一只都有名字,他叫一声“丹尼”,那只名叫丹尼的狗便跑过来,趴在他脚边,他剥小桔子喂给丹尼吃,他一停下,丹尼便会眼巴巴地盯着他。

得知自己刚刚被 《时尚先生》杂志评为 “年度时尚先生”,他有些吃惊。听说同时入选的还有连岳、梁文道和罗永浩,他就乐了,“评得倒挺有意思的,一个人的范儿,跟他的内外是有关的,我们虽然长得不怎么样,也能做时尚先生”。

这段时间,艾未未的新浪博客每天都会放一张蜡烛照,都是黑暗中一支白蜡烛发出微弱但温暖的光芒,已经二十多天了,从未间断。

问他有没有被请“喝茶”过,他乐呵呵地答道,“他们找不到我,因为我这地儿很难找的,找丢过好多次。留胡子的人也多,很难找”。

“等一辆车老不来能不着急吗?”

作为“鸟巢”项目的中方顾问,艾未未早早就参与到奥运之中,“国家这么一个大事,我们也是希望中国能够有普世价值,能够跟世界接轨呀,这是一个机会”。

但他基本上没看奥运,只在一个酒吧的电视上看了一小会儿开幕式。奥运期间他在家中写了不少文章,然后贴到博客上。“现在人们再回想奥运,到底中国得失多少,自己最明白”。

陈丹青对奥运开幕式的点评文章及言论让艾未未深感失望,“我觉得陈丹青现在挺俗气的。你算是个文化人,怎么稍沾点权力,腿就软成那样,就开始让人体谅张艺谋啊蔡国强啊,让人搞得很悲哀”。

最近他在看鲁迅杂文,“我想知道那个时代是怎么样的”,他很吃惊地发现,“有些事跟那时相比没什么变化,如果今天把他的杂文贴到网上,仍然是最好的文章”。

鲁迅这些人都没能推动社会进步,因此他觉得自己也不会有什么推动作用。如果作了种种努力,仍看不到什么进步,会着急吗?“肯定着急呀,等一辆车老不来能不着急吗,但是也没事,人在变,八零后这代人是这个社会最重要的发生变化的力量”,“我相信年轻人,相信换血,相信脱胎换骨,我相信这是社会变革最重要的因素”。

在今年,八零后表现出来的狂热民族主义受到了诸多批评,但他却为年轻人辩护,“没问题的,只要有情感,爱国主义或是民族主义都没有问题的,你也看到今年年初的爱国主义到年底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了。每个人都要有过程”。

对于那些盲目的“爱国者”被骂“脑残”,他说,“我肯定也会骂的,脑残也可以修补呀,电脑坏了还可以修好”。

“我一直对这个系统抱有幻想”

艾未未工作室的墙上,仍然贴着两张用A4纸打印的 “地震中部分倒塌的镇政府大楼及学校名单”。

“直到今天,我们也不知道死了多少孩子,去问的时候,没有一个学校愿意给出这个名单,大家都在推脱,无论你问民政系统还是教育系统,大家都说你应该去问另外的人。”他说。

艾未未认为地震需要最持久的关心。他不单关心这一年的四川地震,还关心唐山那次。两年前,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的时候,他写过一篇题为 《三十年前三十万的死亡和三十年后十三亿人的精神死亡》的文章,追问一个民族在发生这样的地震后为什么会选择忘记。“而这次对每个人的打击更大,我希望能做一些具体的事”,他在地震中写了一系列文章,“我觉得人的贡献和捐赠不单是物质的,还有是思考的,觉悟对灾难来说可能更重要,死了这么多人,他们的价值何在,引起什么思考了吗?”

地震中众多孩子的死亡,以及一个北京青年的死亡,都引起了艾未未的强烈关注,“我个人也是个学习的过程,我也想了解一下,通常所说的社会正义、法治、公平,是怎么实现的,它和每个人的命运是什么关系,但是你如果没有具体的事情你是无法知道的。当你认真追踪一个事件,会发现,哦,是这样的。”

他发现,“这个社会仍然缺乏完善的维权体系,最错误的理解是,维权是民间针对官场的一个活动,其实不是这样的,维权是保证社会正常运转的一个重要环节,如果没有这个环节,没有一个合理的调整机制,这个社会是不可能稳定的、和谐的。”

在他看来,因为没有人承担责任,因为没有觉悟,这不像一个有灵魂的人构成的系统。但他自己对这个系统“一直抱有幻想”,“我到现在还抱有幻想,我不愿意用最恶毒的方式想象这些事情,我每次只是破灭而已”。

“我是美国籍的话,就不管这堆事了”

很多人以为艾未未拿着外国护照,说他敢这样张狂,肯定是美国籍。“我是美国籍的话就不管这堆事了,我在夏威夷海边晒太阳呢。”他说。

他80年代初到美国,在美国纽约东村待了十来年,他的住所跟金斯堡离得很近。与他来往的都是反叛的、非主流的诗人、艺术家以及朋克乐手。他从小偷那儿买相机,两三百美元就能买到十几部。从那时起他就养成了手持相机随时拍照的习惯。

2009年2月艾未未将举办自己的摄影展,展出他80年代在美国时拍的照片,里头有金斯堡多张照片,还有陈凯歌、谭盾、舒婷等人在纽约的留影。而照片中的艾未未,三十上下,还很瘦,也没留胡子。展出的照片中甚至有他自己的裸照。

其中还有他和一帮反叛青年焚烧美国国旗、与警察冲突的照片。那时他就是个愤青,“你会看到我那时就对系统啊、权力啊、国家啊、警察啊都有一定反叛,不一定针对哪一个国家”。

“美国那段生活,对个人的价值观、个人的意志、个人的自由表达,影响特别大。”他说。

问他为什么要回到中国,他很奇怪为什么会这么问,说,“我是中国人,我说中文,我看到中国女孩我喜欢,还有我喜欢吃中国菜”。

他说自己对现实从来没有过幻想,“很小我就了解现实是怎么样的,人性是怎么样的,社会这种可能性是怎么样的”。

“我是倒着长的,我现在开始往小长”

艾未未像个老小孩,采访过程中他时而拿个小相机在手里,出其不意地给记者来几张,时而伸手去给桌上的小猫挠挠痒。摄影记者拍他的时候,他非常配合地摆姿势,同时反过来拍对方。有些问题他不太愿意回答,要是你争辩几句,一定让他说一说,他便很老实地作答。

他说自己 “是倒着长的”,“我现在开始往小长”。有什么办法才能倒着长呢?“首先要活腻了才行,有的人太看重自己了,像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有多重要。”怎么过自我这一关呢?“素质吧,个性吧,我觉得还是环境把你锻炼出来的,你在这么一个环境下,你跟一个骗子在一起,天天被他骗,你能高兴吗?”

对于自己被很多人视为最敢于说话的人,他说,“就是骂大街嘛,这个社会文明了,像我们这种不太文明的人就突显出来。大家都温文尔雅,都开始弹古琴古筝了,都陶冶情操了”。

他很佩服同样敢说敢骂的王朔,“王朔骂白岩松、张艺谋的时候,他说,这就像在菜市场看到别人在偷东西,你喊了一嗓子‘有贼’,这不是很正常嘛,要不就是看着他在偷嘛”。

他说:“其实喊这一嗓子也不是什么事,这也不是什么高尚,也不需要太勇敢,只是觉得,我要不是喊这一声,我就跟他一样了。我不愿和他一样。”

艾未未喜欢跟年轻人相处,“年轻人我都挺服的,那些用天真的眼睛看世界的,那些愿意求知的、知道事情究竟是怎么样的,我都挺服的”。

“所谓认识的本原就是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就是发现真理的一个过程。可能没有真理,但要求发现它的愿望是存在的。所谓老了的那些人,他们认为真理是在他们那一面的,他们已经没有发现的愿望了,他们也不尊重别人去问的这种可能了。我觉得可能没有真理,但是问是永远存在的,我不过是一直在问这些问题,应该每个人都问。”他说。

对他来说,很大的一个困惑是,“为什么一个民族受到这么大屈辱、这么多人受到这么多痛苦以后,仍然很少人提问,仍然很少人站起来说,‘不能这样,咱们要把这事说清楚’”。

尽管让他愤怒的事情很多,但他的日常生活充满了平静和快乐,“这方面我很儿童的,经常很高兴的”。

(刘溜/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