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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梦云:中国出路在为言论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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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执政党而言,只要不提民主自由人权,提开放解放都照单全收。因为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对民主自由人权有阶级性的解释。

纵观世界潮流,改革开放促进发展,发展才能更好生存。所有这一套“拯救计划”,都是为了一个目的,个人的开放!

过去是苏联主导穷国,今天是中国主导穷国。这种因意识形态的对立而蕴藏的利益争霸是不可能避免的。中国意识形态的改革开放成为了全人类的主旋。中国的言论开放系着全球的和平。中国知识分子在“德与赛”两轨上的畅所欲言,应是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关注的中心。

五千年中国历史证明,中国不缺聪明人,缺开放的君主。邓小平开放经济,经济崛起。秦始皇关闭言论,中国儒学延续而不能走向世界。

社会主义法律系统什么都不缺,缺一条“言论开放法”的制定。只能制定一套言论法,才能让中国与世界互相理解和平进步。

中国清未的被“开放”,是以被殖民为代价。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在那个时段都接受了这一模式。如果,没有一定数量的华侨和孙中山、胡适、陈独秀等留洋精英的改革启蒙,中国也许与元朝清代一样“把西人同化了”。日本印度香港以至台湾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因为言论开始自由。

中国内战与非洲内战无异,不是“主义“的问题,是战略战术的军事思想的生死相搏。“枪杆子里出政权”是当时重建中国统一秩序的惟一出路,无论是国际强国中谁支持,都要本土的军人能够得到本土人民的支持才能平静战乱。

中国毛泽东团队战胜了蒋介石,分成了两岸四地。实际上就是军阀割据。这个军阀割据的局面使军人当权的方式无法退出政治斗争。中国不可能进入文明社会。局部的,例如除大陆外的香港澳门台湾侨居国外,两岸以至中国与世界仍然处于意识形态的争霸对立中。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这是言论不自由的后果。

这一事实重复了五四时期的“德赛之争”。中间道路就是“少谈主义,多办实业,先解决了吃饭再说”。

历史证明,枪杆子争权的政治无法让中间道路启步。中国打了五千年,欧洲打了二千年,直至议会制出现,才解决了内战争权。至少言论自由解决了政治异見的和平谈判方式。

接着南美洲跟进了,民主回归消灭了内战(而不是内乱),非洲中东正在步南美后尘。亚洲刚出现一点希望,以中国的“一国两制”为特色的政治异見讨论制正在缓解战争的威胁。

关起门来,仿佛是中国意识形态的扩张,开放起来,则是中国的内政,与南美非洲中东今日的社会结构没有两样。

这就是发展中国家。这里的“发展”,不仅仅只是“白猫黑猫”的发展,还有体制意识形态的发展。

在中国全方位崛起引起国际疑虑之际,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昨天以最高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在2011年博鳌亚洲论坛上表明,它准备在未来五年采取更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在亚洲地区创造并扩大共同利益,同时也将致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同邻国的争端,对中国强大的正面意义作出保证。

由中国主导的第三次金砖峰会和2011年博鳌亚洲论坛同时在海南三亚举行,“包容性增长”就是中方提出的会议主题。

从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尤其是消费水平,发展中国家远远不及发达国家。但是,从人口数量,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以及军事割据形式,发展国家尤其是中国占有世界第一的强势。亚洲军事割据和金砖国的持续发展关系着世界和平的命运。

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历史上,宗教和社会主义是世界大战和内战的根源。

过去认为,人类的战争是为了主宰自然。这是一种动物的觅食生存的本性。后来才发现,更多的战争不是为了觅食生存,而是为了独裁地主宰人类。在人权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争打不休的冷战结束后,亨廷顿和阿马蒂亚·森相继提出了“对话的文明概念”。

实际上,早在十九世纪中期,欧美理论界流行着关于马克思与熊彼特的”二分法悖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最终不能继续生存是因为其经济失败”,而熊彼特则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最终被摧毁是因为其创新而取得的经济成功”。

“二分法悖论”当时不受重视的原因主要是社会主义在二战后的长足发展形成了一个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强势联盟阵营,两大对立体制在各自的市场中发展了经济。

1980年,马克思的预言破产,社会主义从原苏联解体,美国成了全球领袖。熊彼特的预言应验了一半,他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张培刚)一书开篇就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宗教”(本书第17页),马克思主义“为它的信徒,第一,它提供了一整套的最终目标,这些目标体现着生活的意义,且是判断事物和行动的绝对标准;第二,它提供了达到这种目标的指南,这一指南包含着一个拯救计划,指出人类或人类中被选择出来的一部分应该摆脱的罪恶”。

这个论点己被对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检讨”中承认。资本主义唯钱为大,社会主义唯“拯救计划”为大。人权的体现就相悖了。社会主义认为“计划”的制定者是绝对的权威,走个人崇拜的救世主的独裁方式,资本主义以“猫论”为发展的硬道理,走了议会的民主方式。

21世纪的中国与美国的社会现状证明,两种制度在和平互利的开放中,求同存异(改革)都能发展。任何一个封闭社会只能被殖民,“以自由看待发展”和在“文明的冲突”中重建全球秩序。“经济发展破灭论“失去了实际的改革社会的意义。

开放应该是当代的人类社会的主题。“以自由看待发展“中的”自由“,带有意识形态争执不休的政治内涵,为中国执政党不能接受。开放是中共已被邓小平立为国策,从中国可以接受的用语境行世界之自由秩序,应该提请西方用词的注意!

对中国执政党而言,只要不提民主自由人权,提开放解放都照单全收。因为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对民主自由人权有阶级性的解释。

关于改革开放的理论研究,正在中国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这实际上是一场改朝换代的思想革命,精英团队吸取了中国五四时代引爆内战的血的教训,互联网提供了百家争呜的平台。

纵观世界潮流,改革开放促进发展,发展才能更好生存。所有这一套“拯救计划”,都是为了一个目的,个人的开放!

总结,亚洲各国在政治体制、文化等方面的近似度,以及民众之间的彼此了解和信任,都远没有达到欧洲或拉丁美洲的程度。在较为发达的东亚和东南亚,都还存在一定的冲突地区和破碎地点。这使各国不论在心理上还是在现实中,都还未为过快的一体化做好准备。

南美成功了个人的开放,远离了军权专政和暴力,非洲中东正向军权专政争取平等的议会权力,积极地走向欧洲。亚洲的大国中国拥有3万亿外汇债权,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超过了世行(IMF),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龙头老大。

过去是苏联主导穷国,今天是中国主导穷国。这种因意识形态的对立而蕴藏的利益争霸是不可能避免的。中国意识形态的改革开放成为了全人类的主旋。中国的言论开放系着全球的和平。中国知识分子在“德与赛”两轨上的畅所欲言,应是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关注的中心。

也许一些议论是炒冷饭,但是,中国的悠久历史传统惯性往往需要从根上加热。也许一些议论是国粹老话,但是,用现代科学方法彻底地梳理古文中的博大精深才能实用于现代的思想。也许一些议论偏激地强调了西方色彩,但是,中国意识形态的落后程度急需进入现代化的程序。

中国的言论开放已经很前卫了。但是,是否能有指导中国开放的实效,或者说更大的实效,从“反对派”的不反动的和平行为可以看出,中国民间不存在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派系。有枪有权集团中是否有派系,不得而知。既使有,也应在权力层实行“严控”,而对无权无枪之中国历来手无缚鸡的知识分子网开一面,开放言论自由。才能如同欧洲古典哲学一样,首先在教主和君皇的大厅中文艺复兴。

五千年中国历史证明,中国不缺聪明人,缺开放的君主。邓小平开放经济,经济崛起。秦始皇关闭言论,中国儒学延续而不能走向世界。

社会主义法律系统什么都不缺,缺一条“言论开放法”的制定。只能制定一套言论法,才能让中国与世界互相理解和平进步。

其他都是应运而生的配套设施。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