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ral European News in Chinese – 中欧与世界新闻 – 中欧社

张治中直谏毛泽东:元帅都被打倒您怎么办

p110413103
张治中与毛泽东。

听说彭德怀被打倒,张治中写信给毛泽东:听说刘少奇被打倒,张治中也写信给毛泽东。“彭德怀被打倒后父亲写的这封信,我印象很深。他写了一万多字的信为彭德怀讲话。他在信里讲彭德怀的生活非常简朴,对自己非常严格,洗脸水都不倒掉,留着接着洗脚。彭德怀艰苦朴素,他绝对不会反对您老人家。”

当十大元帅都被毛泽东打倒,他自己也就被自己打倒了;而今天不打倒腐败,同样也一定被自己打倒。

“红卫兵来抄了多次家,《纪念父亲张治中将军》中的近400幅珍贵历史照片就是我在红卫兵走后,从地上含泪一张张捡起来的。”张素我语气平淡,似乎早已超脱了那个艰难岁月。

张治中夫妇每年的六七月份都会在北戴河避暑,在学校教书的张素我,每年暑假都跟父母同行。1966年还未来得及动身,就赶上了红卫兵来抄家。

张一纯说:“当时红卫兵来的时候我没在家,我在工作单位。我父亲在家,他很生气。他说:我张治中的事,你们去问毛主席!”

在张治中家最艰难的时候,周恩来出面保护了他们一家,“周总理知道后,派解放军来接管了,红卫兵就进不来了。1966年,周总理把我父亲送到解放军总医院,改名叫林友文,不让我们家属去,也不让通需。从迪化到延安,国民党反动派层层设卡,他始终都在关切注视着他们的行踪。

当胡宗南企图截留这批人时,刘亚哲急电张治中,他又运用高超的智慧和胆略,逼蒋令胡放人。胡宗南无可奈何,只得在“准予放行”的电文上签盖自己的图章。这才使得这批同志最终于7月11日平安抵达延安。

事后,朱总司令曾亲自去信致谢。几个月后,当张治中回到南京时,董必武又再次特意登门拜谢。1961年12月12日,在“西安事变”25周年的晚宴上,周总理旧事重提,对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高登榜说:“文白先生是你们的救命恩人!当年释放在新疆的共产党人,是文白先生做的一件好事,这在“国共”关系史上是空前的,绝无仅有的。”

1949年9月8日,毛主席约见张治中,告诉他已经决定兵分两路向新疆进军,希望他致电新疆军政负责人起义。并说,他从新疆得到的情况,只要你去电,陶峙岳、包尔汉是一定照办的。张治中欣然同意,10日,立即致电陶、包:“今全局演进至此,大势已定”,“兄等为革命大义,为新省和平计,亦即为全省人民及全体官兵利害计,亟应及时表明态度,”“当机立断,排除一切困难与顾虑,采取严密部署、果敢行动,”“归向人民民主阵营”“至对各军师长或有关军政干部,如有必要,盼用治名义代拟文电,使皆了解接受。”经过几次电报往来,9月25和26日,陶峙岳、包尔汉先后宣布起义。张治中看到起义通电后,心情十分愉快,因为他“一贯保全新疆、保障和平的目的直到今天算是如愿以偿了,对国家、对新疆人民在责任上、道义上也算是有所交代了。”

为了表彰张治中将军在新疆和平起义中的功绩,1954年国庆节时,毛泽东主席授予他一级解放勋章。

电话。据说借此机会同时保护了不少国民党高级将领。张一纯印象中的父亲从此很沉默,也不说话,但是他的健康却被这种郁闷的情绪所吞噬。

“父亲不是突然去世的,他主要是长期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他心情很不愉快,他没有什么很严重的病,只是长期不愉快,一直不舒服。”张一纯说,“他身体一直很好,根本就没有具体病症,就那么躺着起不来,母亲昼夜服侍好几年,后来父亲就是浑身都软。”

1969年4月,一生无派系之争的张治中去世。父亲去世时,张素我姐弟在父亲身边。在生命的最后3年,张治中每天晚上问儿子一纯“文革”的情况,“问我谁被打倒了,谁被抄家了”。“他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非常反感。他说比军阀混战还乱。谁也管不了谁,政府说话也不管用。”

听说彭德怀被打倒,张治中写信给毛泽东:听说刘少奇被打倒,张治中也写信给毛泽东。“彭德怀被打倒后父亲写的这封信,我印象很深。他写了一万多字的信为彭德怀讲话。他在信里讲彭德怀的生活非常简朴,对自己非常严格,洗脸水都不倒掉,留着接着洗脚。彭德怀艰苦朴素,他绝对不会反对您老人家。”

“我父亲和彭德怀关系很好。解放以前他在西北工作,解放后也在西北。他对彭德怀很了解。”1950年1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时,彭德怀担任主席,张治中担任副主席。“后来在一个小范围的会上,毛主席就提出批判彭德怀,我父亲当即起来发言。这是我听父亲朋友的秘书说的,父亲发言说不同意毛主席的观点。”

然而,张治中写的这两封“万言书”都被周总理压了下来。“这封信寄到了周总理手里,周总理就派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高登榜来广东找我父亲。父亲那时候冬天在广东休养。”

“高登榜看到我父亲就说,周总理让我转告你:‘你写的信主席收到了,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休息,剩下的事我来办’。这个事是周总理压下来了,实质上是周总理保护了我父亲。现在我明白这是周总理保护了我父亲,当时其实不理解为什么不送信给毛泽东。”

“十大元帅要是都没了,主席身边怎么办?”张治中曾经在面谏毛泽东时,说了这句意味深长的话。说这话时,张一纯在场亲历了整个过程。他说:“那时我父亲身体已经很不好了。这几个元帅都被打倒以后,他在会上讲过这句话,我也听过他当面讲过,他说我一定要去见毛主席。”

由于时间久远,张一纯已经不记得是哪一年说的。张一纯推着坐在轮椅上的父亲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毛主席。

父亲见到毛泽东说:“毛主席啊,您老人家走得太快了,我跟不上。现在被打倒的干部早就超过百分之五了,我党内的好多老朋友,那些元帅都被打倒了,您老人家怎么办哪?”

讲到这时,毛泽东站了起来,“他本来一直坐着,说到这他站起来了”。

毛泽东说,文白兄啊,你放心吧,我们可以甄别嘛。

张一纯对谈话过程印象深刻,“我父亲也站起来了,因为毛主席站起来了,我扶他站了起来。”

但是站起来的张治中并没有说话,“我看着他很沉闷沉闷,没有说话。他不能跟我讲什么心里不高兴的话,但他闷闷不乐。”

在张家姐弟眼里,父亲张治中对孩子要求严格。“我父亲啊,对我们孩子们是很严肃的,非常严肃,对我们教育很严,他有规定,绝不许我们个人坐他的车出行。请客、会客不许我们参加。”

小妹张素久在上小学时,父亲张治中已经在国民党内担任要职,家里有好几部车。有一次管家自作主张,调用一部车子接送张素久上学。张治中知道后很不高兴,但他当时并没有发火。吃过晚饭后,他将素久带到书房,温和地对她说:“车子是公家的,坐这个车子是要为公家办事的,你是小孩子,怎能坐这个车呢?”张素久当时心里觉得很委屈,直到许多年后,她才体会到父亲的用心。

同样,在张素我的印象中,不用公家车也得到了印证,她说“父亲坚决不让汽车送我们上学,只许走去或者坐黄包车去。”

张一纯也记得自己小时候在重庆时,要看电影、出去玩,都要写书面报告。“父亲看到报告后,他用笔写个‘可’字,我才可以到副官那领电影票的钱。”

“他好像还没写过不同意,我们就看电影了,没什么大事,或者到公园去玩。”张一纯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我们家已经到北京了,有一天,我们早上起来得早,就在客厅坐着,不知道父亲起来了,我们在那大声说话。父亲很大声地质问:‘我起来了,你们怎么不进来打个招呼!’”。

张一纯说:“可是呢,到了孙子一辈就不同了。有时他在办公的时候我儿子到他背后骑在他脖子上;有时他写东西的时候,我儿子就不让他写,他就叫我说把他抱走,说‘我要写东西’,对孙子一辈态度完全不一样。”

张素我回忆起父亲,第一句话就是,“我父亲是非常非常严厉的父亲,对我的要求非常严格。我可以给你讲个事情。”

“父亲爱旅行,我中学时,大约十七八岁。有一次,我们经过济南,中午吃饭就进了一个小馆子,那个时候条件不是那么好,北方人又吃馒头。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吃馒头就撕下了一层皮,我父亲就说你为什么要撕掉皮,我说有苍蝇落上去了。父亲说‘你这就不对了,你这不是浪费粮食吗?他当时是很和颜悦色的、不是很严厉地说我,但是对我受用不少。从此,我一生办事都明白,要勤俭、不能奢侈。”

孩子们印象中的张治中敢于直言。包括国号、国旗的选定,张治中都直抒己见。1949年6月,毛泽东在中南海邀集各界人士座谈讨论国家名号问题。中央意见拟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我父亲说‘共和’这个词的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了,就不用再写民主了。还有选国旗方案时,当时毛主席说中国有三大河流,黄河、长江、淮河。要填上横杠。我父亲就说把国旗劈为两半,不成了分裂国家了吗?后来就定了五星红旗。”

父亲敢于直言的性格也影响到了张素我,在担任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监察委副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期间,张素我也是直陈利弊,她说:“父亲性格特别的耿直,我和父亲一样,有时候看不惯的事我就要揭露,就要说话。让我参政议政,我就要说实话、说真话。去调研,就要去那没有去过的地方看看,了解真实的情况。”

张一纯说,“我二姐三姐原本都在国内工作。我三姐在外文出版社做翻译。后来被定了个罪名叫“里通外国”,被发配到东北去劳改。1980年代初,她们就到美国去了。”

张素我说,父亲对她言传身教,让她一辈子受用无穷。

李逊达短评

当十大元帅都被毛泽东打倒,他自己也就被自己打倒了;而今天不打倒腐败,同样也一定被自己打倒。

(张素我/凤凰网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