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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途列车:一个归乡大学生的离奇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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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四学生,在华北某城市读大学,春节返乡,乘火车回关外的老家,在火车上与列车员发生争执,随后被带走。接着,他在中途的一个火车站被发现跳楼自杀。家属查看了遗体,发现伤痕无法用自杀来解释,认为孩子是被打死。火车站方面称没有监控录像,死因由此成谜。

2011年3月3日,一年一度的“两会”如期开幕。同一天,官方通讯社发表消息,称有关方面已派出调查组,对这位大学生的死亡进行调查。此后,舆论讨论渐趋黯淡——我曾以为是暂时的,未料到这已是结束。

在东亚的电影中,火车代表着乡愁。婴儿诞生在姜文《太阳照常升起》那铺满鲜花的铁轨上,昭示着人间的所有美好。中年男子在贾樟柯的《站台》中沉沉睡去,梦境中,青春的喊声追着远去的列车,飘到很远。

日夜驶过宅前的环岛列车,在侯孝贤的《南国再见,南国》里一再出现:它哪里还是工业革命的引擎?分明已化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2011年3月初的一个明媚上午,编辑电话我,让我关注下某个大学生的归乡旅程与离奇的死亡。我十分拒绝,表示无法完成任务。我偏执地认为,在中国,与火车有关的故事,都是一个个隐喻、一个个谜题,我破解不了,只能猜测。而我的职业是不能容忍猜测的。

后来,我接下选题。开始收集资料,采访。然后写稿。后来,关于这个大学生的故事不再有人讨论,大家都忘记了。这符合传播规律。我也几乎要忘记了。只是桌上还堆着材料,一些仅存我想象的场景还常在我脑中如电影般播放。我不讲出来,解脱不了。

这只是一篇博客,不承诺服从新闻报道的原则。它的立意只是我脑海中事件的重新构建。大家可以这样理解:它试图拍成纪录片,但一些场景摄像机没拍到,只好重新搭了景,模拟现场,是部“伪纪录片”。所以,有司请无需紧张,读者诸君会意即可。

关于他的故事,首先源自一个控诉“铁路有杀手”的帖子,以家属的口吻讲述孩子在2011年春节来临前,离奇死在返乡之路上。帖子附带一张照片:一个清秀男生的遗体,身上是累累的伤痕。

山东一家都市报率先就此做了报道:一个大四学生,在华北某城市读大学,春节返乡,乘火车回关外的老家,在火车上与列车员发生争执,随后被带走。接着,他在中途的一个火车站被发现跳楼自杀。家属查看了遗体,发现伤痕无法用自杀来解释,认为孩子是被打死。火车站方面称没有监控录像,死因由此成谜。

很快,上海一家报纸对此做了跟踪。它的记者和北京一家周刊的记者一起见到了这名大学生的二姨夫以及二姐——二姨夫和二姐从老家赶来北京上访,向公安部铁道部递交控诉状,要求彻查孩子的死因。

2011年3月3日,一年一度的“两会”如期开幕。同一天,官方通讯社发表消息,称有关方面已派出调查组,对这位大学生的死亡进行调查。此后,舆论讨论渐趋黯淡——我曾以为是暂时的,未料到这已是结束。

我拿到了一些材料:二姨夫、二姐提交给公安部铁道部的控诉状、他的病历、第一次尸检的报告、学校出具的证明。仔细翻看之后,疑惑更多了。

据家属在申诉材料中描述:1月24日晚,他们在殡仪馆的冷藏柜内见到了孩子的尸体。家属们发现,伤痕遍布身体的前后左右,受伤部位竟达33处。特别是睾丸、小腹和大腿内侧的伤痕,以及左手手腕的手铐痕迹,家属们认为均非跳楼可以形成。

此外,头部等处的其它伤痕,家属认为虽可以因跳楼形成,但“至少需要跳6次楼才能形成这些伤”。

1月26日,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法医进行了第一次尸检。结论为高空坠落死亡,伤痕也是因高空坠落形成。这引发了家属的不满。家属向警方提出的要求看火车站的监控录像、现场勘查照片,要求见归途那趟列车的工作人员、跳楼的目击者等等要求,也被警方拒绝。

那么,在此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

从他留下的那张蓝色火车票推断,他登上返乡的列车,是在1月22日正午。他读书所在的城市气象台发布气象预警称,一股强冷空气正在袭来,降温和4-5级大风将紧随其后。

这天是2011年中国春运第4天,他幸运地在列车启动前挤上了车,并在12车厢靠中间处找到了自己的座位,45号,靠窗。不出意外,这张面额86.5元的硬座学生票,将把他带回老家,与家人团聚。

一个多月前,他刚在学校过完22岁生日,随后,他参加了2011年度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并在上火车的前一天——1月21日中午,考完了学院期末考试的最后一门。此刻,假期已经开始,北行的列车正在向他的关外的老家靠近。1500公里外的的父母,已在电话中获悉他返乡的日程,一家人正预备等他回来,杀猪过年。

据他的一位同乡在网上介绍:他是村里的第6个大学生。由于家里条件不是很好,为供他读大学,家人都吃了不少苦。“他是家里的希望,更是全村的骄傲”,“一笑一口小白牙、两个小酒窝”。

他所在的学校后来出具的情况说明显示:他在校是个刻苦学习、成绩良好的大学生,且是班上团支部的组织委员。在同学眼中:他很文静、很腼腆,性情温和,说话和气,人缘不错,“是个秀气的小男生”。

我决定去他所在的大学,一探究竟。

这是华北的一所重本大学,他读的是理工科。宿舍在校区里一栋老式建筑的四层,我敲门进去:六人间的男生寝室,放着3个铁质上下铺。其中一张床铺上面空空荡荡,只剩下一张卷起来的墨绿色床垫。显然,我找对了地方。那张墨绿色床垫的主人正是我寻找的故事的主角,只是他已经不在。

我进门,屋里的3个男生立马站了起来。我说明来意后,一个男生离开了房间。另外两个男生反复强调:专案组都来了好几次了,我们没法说这事。期间,又有一位男生从澡堂回来,对我毫不客气:人都死了,还谈这事有什么意义?

果然,我呆了不到5分钟,学校的辅导员赶到,客气地将我请出了宿舍,并拒绝了采访。后来,我只好通过其他途径,还原他的大学生活。

一位女生曾经和他一起做过实验,她回忆称:“他挺照顾我的,我(做实验)都不预习,就看他,他也不抱怨,就自己认真做。”在她印象中,这是个1米74的帅小伙,篮球打得很好,在学校的比赛中颇受女生瞩目。

离校前,他一直在全力备战考研。他的同班同学向我回忆称,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2011年1月21日的傍晚,4、5点钟,在宿舍楼下,他见到了正要外出吃饭的他。此后不久,又有同学在宿舍楼下的超市遇到了他和他的室友,他们正在为明天漫长的火车之旅添置东西。

当天,他留在同学视线中的最后影像是:上身穿一件黑色以纯牌羽绒服,下穿一条深色耐克运动裤,“还是意气风发的样子”。3天后,这套衣物随两个医用CT取片袋一起被家属找到,上面均沾满了血迹。

1月22日中午11点56分,他所乘坐的列车缓缓驶离车站,向东经过河北的土地,然后折向北,往关外开去。列车上,坐着他和他的高中同学。两人是老乡,相约一起回家,但没买到连座的车票,他在12车厢,他的高中同学则在紧邻的11车厢。

他所乘坐的列车是一趟红皮的空调普快列车,车速慢,停站多,从上车到目的地,全程22小时17分钟,要停22站。资料显示,这趟车曾获评铁道部“红旗列车”,并被喻为“草原与首都的纽带”。每年往返于学校和老家之间,他都是乘坐这趟车。唯有这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他遭遇了意外。

来自家属的一份申诉材料,转述了当天在车上的他高中同学的回忆:1月22日晚,10点多,列车正穿行于黑夜中的松辽平原,有几个人找到他,要求与他换座位,他没有同意,这几个人便与他发生争执。

家属和高中同学均未解释,为何简单的换座位,会使性情温和的他与人发生争执——一位大学同学证实,与他同窗4年,从未见他与人争吵。但无论如何,换座成为他厄运的开始。

争执之后,他找到列车员和车长评理,不料,又与车长和列车员发生矛盾。至于发生矛盾的原因,早前的一份网帖中,家属称:他在沟通中,遭到了列车员的奚落与嘲弄。更详细的一种说法是:言语冲突中,列车员说了对他的籍贯地有地域歧视色彩的话。

与列车员和车长的冲突,让他感到了害怕。他提着行李包离开了座位,来到同学所在的11号车厢(列车办公处也设在11号车厢),并与高中同学的邻座换了座位,挨着同学坐下。他告诉同学:可能把列车长得罪了。

晚上12点左右,尽管换了座位,列车工作人员还是找到了他,并把他叫走。此后,无人知道,他究竟遭遇了什么。

唯一确切的在场者,那位高中同学称:当时在睡觉,列车工作人员叫走他的详情,记得并不是很清楚。因此,他被叫走的时间,出现了“12点多”和“凌晨3点多”这两个版本。

第二天早上,高中同学拨打他的电话,但迟迟不通,只好带着他的行李包在目的地下了火车。是时,一个年轻的生命已经陨落。

1月23日早晨8点,他的父亲、一位北方老农民接到一个意外来电。电话中,某地火车站派出所警察告诉他:他的儿子在火车站候车室内跳楼自杀,现正在医院抢救。

焦急的父亲和家属们连忙包下一台出租车,赶往200多公里外的那座城市。当天下午,家属抵达火车站,警察告诉他们:上午,他从火车站候车室内2楼楼梯跳下,已经摔死了。随后,某地铁路公安处出具刑事技术鉴定书,确认:他从火车站候车室内跳楼,时间是1月23日上午7时20分许。

公安方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他是在中途下车来到候车厅,然后自己走到二楼跳下去的。他跳楼自杀、警方证据确凿,“有目击证人,当时还有人要拉他,没拉住,他跳下后还砸到一个小卖铺。”

家属不肯接受他跳楼自杀这一说法,在他们看来,他买了回家的票,没有理由中途下车;从学校返乡时,与家里的联系也一切正常,没有自杀的理由。与之相印证的是:他死后,他所在的大学的辅导员和保卫处人员一同检查了他的宿舍,发现物品均摆放整齐,没有异常。

病历显示,他在1月23日上午9点23分送到火车站附近一家医院的神经外科病房。入院时,他已无言语和意识,呈现深度昏迷状态,口腔和鼻腔流大量不凝血。经过一个小时左右的抢救,10点50分,他被宣布死亡。

值得注意的是,火车站与这所医院距离很近,步行所需时间仅在10分钟以内。而从他跳楼的7点20分到入院的9点23分,相隔整整2个小时。此外,列车停靠跳楼地点是上午6点20分,警方公布的跳楼时间是7点20分,相隔亦有1个小时。从他下车到跳楼以及跳楼后到入院抢救,其间相隔的3个小时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同样成谜。

家属们面临的选择并不多。警方已经强调,自杀证据确凿,不过,为了表示对家属的同情,可以提供17万元的补偿。

家属拒绝了,派出了家中稍微见过一些世面的二姨夫和二姐进京上访。其余留在家中的家属,很快被某地的工作人员们接到宾馆“安置”起来。

后来,二姨夫被公安带回了关外。3月11日,我给他的二姨夫打通了电话,他似乎置身于陌生人之中,说话很谨慎,称:现在公安部和铁道部的联合调查组正在进行调查,目前还没有出调查结果。此外,有关部门对于家属们在某地的生活也照顾得很好,家属们相信,政府最终能够给出一个满意的结果。

我没有说什么,只好挂上电话。祈祷“两会”赶紧结束。我也许还能做一些事情。但不详之兆接连发生:那位他同列车返乡的高中同学,电话再也打不通了——之前是一直没人接。留在北京的她的二姐,电话也打不通。

我陷入徒劳的等待。

3月28日,调查组通过官方通讯社发布了调查结论:他系在火车站“自行翻越护栏坠楼,致重度颅脑损伤死亡”,调查组并未发现他与乘务人员发生矛盾或与旅客产生纠纷等情况。确凿证据认定,他系自身原因中途下车、自行翻越护栏坠楼死亡,而且,他身体内外伤“均为高处坠落所致”,“未发现有高坠以外的损伤”。

这份调查结论似乎是对此前媒体质疑的逐一回驳,而非是一份出自独立观察的结论。此外,结论连“自杀”字样都未用,用了个莫名其妙的“自行坠楼死亡”。我无语。

调查结论还有一句:他的家属见证了法医对尸体进行复检的工作,且对调查认定结果没有异议,他的尸体已于日前火化。

尸体已经火化。在中国,这是一切结束的标志。

我电脑里有家属去看他遗体时拍下的全套照片,32张。夜里写稿时,我常不敢点开照片。害怕。

我曾经和他的一位同学在网上聊了很久。这是无法面对面采访之后,我不得已的选择。我们一直在聊他。这位女生不算是和他很熟的朋友,但仍然竭力帮我。还从校内网上找到了他生前的照片:一个帅气的男生在玩滑轮的身影。

后来,我向她道谢。她说,不用,我做这些都是为了他。

官方通讯社发布结论的翌日,下午,我拨通了他大姐的电话,告诉她我在网上看到的说法。电话响了很久才接。原来,她正在地里干农活。和我交谈起来,已似在谈论一件遥远的往事。

她不知道调查组的结论,因为他们已在种种重压之下接受了官方的安排。我问了尸体火化的时间,她说应该是初六(查了下,是3月10号)。问赔偿的情况,她说是分两次给,已经给了第一次的赔偿,但不肯说具体金额。我只好打住。继续寒暄了几句,挂上电话。

我想象着,挂完电话,站在关外的旷野之上,这位中年女子还得继续侍弄土地。她们全家所供的那位年轻小伙,读到大四,终归未能完成学业,横遭此劫。像千百年来我的父兄、同胞一样,在抗争之后,家人也只能选择屈从,我无法苛责他们。

那天,和他大姐通电话时,话筒里传来“呼呼”的风声。那是北方旷野的风,曾经吹过多少人的脸庞,吹过河流和山谷,吹到城市和乡村,想必也吹拂过他——22岁的、草原来的孩子。

(刘长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