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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先圣:支持政改,谁也别装!

笔者章先圣,是曾经的改良派学者,《科学执政前需重塑权威》等改良内参提案的撰写者。

其实我心里总有一种念头挥之不去,那就是:我出自好意的“改良”建议是会成为国民的福祉,还是会间接成为国民的灾难?

方滨兴,中国防火墙的主要创始人,北京邮电大学的校长,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您是否也经常在内心深处质问自己:“我们出自好意的爱国行为,是否会间接成为国民的灾难甚至整个人类的灾难?”——如果答案是“是”的话,那我们的灵魂是否担当得起这种间接而又深重的罪过?……”

支持政改,谁也别装!
一个学者的反思与忏悔

摘要:本文的哲学意义在于综合多方思想,首次提出支持“政改”的“三大基本依据”,并从“基本原则”的战略高度上证明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需要政治体制改革”(“公有”与“私有”之间存在着不可协调的基本矛盾)。

(一)支持“政改”的三大基本依据

开篇讨论“政改”话题之前,我先提出支持“政改”的三大基本依据:

1、政治和经济是互相紧密影响的,二者之间的关系必须协调。

2、政治和经济一样,也有“私有”和“公有”之分。

3、“私有”和“公有”之间存在着不可协调的矛盾。

关于第1和第3条基本依据,历史上已经有包含马克思在内的多位思想家给予了证明,这里就不再详细阐述。

关于第2条基本依据:“经济”对应着“财产”,“政治”对应着“权力”。财产可以私有、可以继承,也可以全民公有;权力也可以私有、可以世袭,也可以全民公有。因此,“政治”和“经济”一样,也有“私有制”和“公有制”之分。而判断政治是“私有”还是“公有”的主要依据,就是政府成员在利用手中权力时,是否时刻想着并真正做到“权为民所赋,利为民所谋”。其中一个具体的判断依据就是看政府成员的权力由谁直接赋予。因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权力的拥有者”更倾向于保护“权力的赋予者”的利益。

(二)中国“政改”的两大不同概念

当今中国的“政改”有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是“行政管理制度改革”的概念,二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概念。前者的本质是“改良”,而后者的本质则是“改革”。

本质是“改良”的“政改”相信:当今中国的政治体制并没有“基本原则”上的缺陷,只是在具体的“管理制度”上存在着许多缺陷。通过对“管理制度”的改良可以弥补这些缺陷并消除当今中国的绝大部分矛盾。

本质是“改革”的“政改”相信:当今中国的政治体制存在着“基本原则”上的缺陷,正是这些“基本原则”上的缺陷导致了具体的“管理制度”上的缺陷。“管理制度”的改良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当今中国的绝大部分矛盾。即使通过“改良”真的消除了一部分的矛盾——但由于政治体制存在着“基本原则”上的缺陷——因此伴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大量的矛盾还会源源不断地产生。通过“改良”来“解决问题”的速度很难赶上“产生问题”的速度。

本文所说的“政改”指的是“政治体制改革”,本质是“改革”而非“改良”。

(三)“政改”才更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

当今中国经济体制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经济制度上,“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的基本国情。

中国的经济是公有制经济,但政治却是“一半公有一半私有”的政治。中国几乎所有的政府官员都由上级任命,政府官员的权力和地位决定在上级官员手中而不是人民大众手中。这就说明了:中国的政治其实还有很浓重的“私有制政治”的色彩,是“私有于”上级官员的政治。但中国最高层的政府官员却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而出,因此中国的政治并没有完全地“私有化”,只能算“半公有制政治”。

然而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可以选择的最高层政府官员的“候选人”只有1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无权决定候选人的名额和人选。因此我们必须关注:这仅有的1个候选人的名额决定在哪些人手中?——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它导致中国的政治出现了一个新的、史无前例的“半公有半私有”的特点,并且更倾向于“私有”,即中国政治“私有于”这些可以决定唯一的一个候选人名额的少数人手中。

综合而言就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公有制经济+半私有制政治”。而结合本文首段的“三大基本依据”,我们就不难发现:中国这种由“公有制经济”和“半私有制政治”相结合的“基本国情”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组合——因为“私有”和“公有”之间存在着不可协调的矛盾(第三条基本依据)。

因此,我们可以作出结论:中国在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上“停滞不前”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中国的经济制度是公有制经济。这个“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注定了中国需要一个“公有制政治为主体”的基本政治制度。而迄今为止已知的、最具“公有制政治”特征的政治制度,就是西方国家民主选举、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

(四)“政改”才更符合人类的“基本福祉”

我们再把目光从“中国的基本国情”转移到“人类的基本福祉”之上。人类未来的福祉终究要掌握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国手中,而这些大国的未来终究要掌握在它们的“国家制度”手中——因为,再富有魅力的领导人也难免一死,他对国家未来的影响就难以长期发挥作用。唯有“制度”对未来的影响方可永恒。

当前中国的经济制度是公有制经济,但政治制度却是半私有制政治。所以二者无法协调,必然产生矛盾。

当前美国的经济制度是私有制经济,但政治制度却是公有制政治。所以二者也无法协调,必然产生矛盾。

这种矛盾所产生的动力,必然会推动人类社会朝共同的一个趋势发展:中国的政治会朝“公有制政治”发展,美国的经济会朝“公有制经济”发展。现实已经证明了这个趋势:中国学术界的思想争论加速了中国政治的公有化进程,而美国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则加速了美国经济的公有化进程——虽然这两个进程进展得都如此缓慢,但趋势却是注定的。这种“公有制经济+公有制政治”的历史大趋势,代表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福祉。

直到封建社会时期,人类都生活在由“私有制经济+私有制政治”所组成的、落后的社会环境之内。后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都通过对社会制度的改革,得到了推动社会继续进步的强大力量。不同的是:二者的改革都是片面的。资本主义政权保留了“私有制经济”、并着手推进“公有制政治”的改革;而社会主义政权则保留了“私有制政治”、并着手推进“公有制经济”的改革。

这些改革最终造就了“美”、“苏”两大阵营。但通过几十年的发展,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却在人类社会向“公有制社会(天下大同)”发展的大趋势中败下阵来,最根本原因就在于:“经济”和“政治”作为影响人类社会基本福祉的两大基本要素,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并非绝对平等。实际上,“政治”的作用力更大于“经济”的作用力。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私有企业看起来更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国有企业、而苏联的国有企业看起来却更像与民争利的私有企业的原因。因为苏联的政治是“私有制”的政治,而美国的政治则是“公有制”的政治。

历史再一次走上了轮回。如果中国无法从“以私有制政治为主体”的政治制度转向“以公有制政治为主体”的政治制度,那么中国的政治制度就无法适应中国“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制度。这种“政治私有”和“经济公有”之间不可协调的矛盾,必然会导致中国步上苏联的后尘!

因此,我们可以作出结论:中国在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上“停滞不前”的行为,不仅是置“中国基本国情”于不顾的无耻行为,也是置“人类基本福祉”于不顾的罪恶行为。中国必须通过“政改”来给国内人民和国际人民一个历史性的交代!

(五)支持“政改”,谁也别装!

我们再回顾一下支持政改的三大基本依据:1、政治和经济是互相紧密影响的,二者之间的关系必须协调;2、政治和经济一样,也有“私有”和“公有”之分;3、“私有”和“公有”之间存在着不可协调的矛盾。笔者相信:中国到底更需要“行政管理制度改革”,还是更需要“政治体制改革”,这并不是一个非常难以判断的问题。

其实,中国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不会发现不到中国的政治体制存在着“基本原则”上的缺陷。在“政改”的话题上之所以存在着如此之多的异议,原因就是:很多知识分子都在装傻。——因为这些知识分子存在私心,存在幻想。他们内心深处存在“进入体制内”的潜意识,他们想要得到那种优越的地位和生活条件。这种潜意识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影响到了他们思考问题的角度和看法,导致他们很难作出一个公平公正的结论。作为本文的作者,我也曾经无视中国政治体制“基本原则”上的缺陷,曾经一味地支持改良、反对政改——因为我当时就想成为政府“改良智囊团”的成员,相信“当政治利用学术之时、就是学术俘获政治之日”。但后来,我决定不装傻了——因为,我认识到了“改良”根本就是违反“基本原则”的一个矛盾行为,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错误行为,甚至是一个间接导致人民灾难的罪恶行为。

半个世纪前,20万的中国抗美援朝志愿军血洒朝鲜大地。然而,半个世纪以后,20万抗美援朝志愿军用生命为代价换来的胜利,却间接将朝鲜人民推入一个饥肠辘辘、哀鸿遍野的人间炼狱之中!——志愿军战士本来是为了美好的信仰而血洒朝鲜大地,但却因为朝鲜的制度约束而间接成为朝鲜人民的刽子手——原因就是因为:人终有一死,唯有“制度”对未来的影响方可永恒!

因此,我们决定是否应该支持一个国家的崛起,并不应该看这个国家的领导层是“天使”还是“魔鬼”,而应该看这个国家的制度是更容易产生善良的“天使”、还是更容易产生邪恶的“魔鬼”。如若不然,我们对天堂的美好信仰,就很容易被利用成为铸造地狱的基石……我们,也必然在无形之中间接成为屠杀人民的刽子手……

——真正有能力改良的好人是不会选择改良的,因为他深知改良是行不通的一条绝路。而选择改良的人要么能力不足、无法看清改良的本质和未来,要么就是心怀不轨、想要挤进这个体制分一杯羹。章先圣今天在此劝告所有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句话:

别失去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气节。支持政改,谁也别装!

后话:

笔者章先圣,是曾经的改良派学者,《科学执政前需重塑权威》等改良内参提案的撰写者。

1年前的今天,我学会了“翻墙”。多维网是我接触的第一个被屏蔽的海外中文网站,也是我《重塑权威》的改良提案首发地之一。后来,我在草根网开博客(zhangxs.caogen.com),并借助草根网的渠道将《重塑权威》转交给新华社内参部。当时的我,和许许多多刚从体制内封闭的学术界走出来的学者一样,是一个愚昧的改良派学者。

其实我心里总有一种念头挥之不去,那就是:我出自好意的“改良”建议是会成为国民的福祉,还是会间接成为国民的灾难?

方滨兴,中国防火墙的主要创始人,北京邮电大学的校长,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您是否也经常在内心深处质问自己:“我们出自好意的爱国行为,是否会间接成为国民的灾难甚至整个人类的灾难?”——如果答案是“是”的话,那我们的灵魂是否担当得起这种间接而又深重的罪过?……”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