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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盛友:“红歌”与“敌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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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谢盛友,1958年出生于海南岛文昌县,中山大学德国语言文学专业学士(1983),德国班贝克大学新闻学硕士(1993),1993-1996在德国埃尔兰根大学进行西方法制史研究。著有随笔集:《微言德国》、《人在德国》、《感受德国》、《老板心得》、《故乡明月》。1994年荣获台湾中央日报征文首奖(《中国人的代价》)。现任欧洲《European Chinese News》出版人,华友集团总裁,欧洲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德国班贝克大学企业文化专业客座教授。

“红歌”提倡者说,“红歌”是中国文化特别宝贵的文化代表,就像莎士比亚是英国文化的代表一样。这个比喻不但“荒腔走板”,而且“独一无二”、“天下无双”。

“红歌”的操作者,是否内心存在一个“假想敌”?自己设立一个对手,不懈努力而花费大量的心理和金钱,来同这个对手作战?

我们这代人,都是在听“红歌”和唱“红歌”中长大的,《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现在我们还会唱。我们看的电影,除了《地道战》和《地雷战》以外,就是8个样板戏。

唱“红歌”和看样板戏时,我想不明白:李玉和没有老婆,哪来了李铁梅?候常宝唱“爹想祖母,我想娘!”她爹当然应该想祖母,但是,为什么她爹就不能想娘?还有,我至今还不知道,方海珍的老公是谁?……

现在我想通了,这些“红色”作品是根据需要编写而成的。

哪怕是到了高考恢复后,我们大学里,每天中午高音喇叭播放“全国十首优秀歌曲”,我当时也不明白,为什么中国十亿人,只唱“十首歌曲”。

如今,“红歌”提倡者说,“红歌”是中国文化特别宝贵的文化代表,就像莎士比亚是英国文化的代表一样。这个比喻不但“荒腔走板”,而且“独一无二”、“天下无双”。

战后,德国出现政党政治以后,根据德国的国旗颜色,人们习惯用颜色来划分主要的政党,比如保守的基督教联盟是黑色,激进的社会民主党是红色,自由民主党是黄色,它们构成了德国政治的主色调。后来,绿党出现,现在还有超左的紫红色左翼党。

在政党政治里,“红”指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公民道德,而是按照某一政党的要求,来思想和规范人的行为。

目前,中国“红歌”提倡者提倡的 “红”,一般理解为像“文革”一样,要求所有人的思想一致。按照某种“正确”的政治思想来编写的“红歌”,目的是要传达这种“正确”的思想。用歌曲或音乐来宣传政治理念,并非中国独创。

据说希特勒曾叫人在拜罗伊特,为他专门演出瓦格纳的作品,当时希特勒听着听着,感动得流泪,恨不得立刻上台,与这位天才音乐家执手亲谈。瓦格纳青年时期,其思想主要倾向于“德意志”,他受到费尔巴哈和巴枯宁的影响,写过许多狂热激进的文章,甚至参加过德累斯顿的革命。

唱“红歌”未必就是爱国,至少不是爱整体中国,因为中国并非从来就是“红色”的。“红色中国”是西方人给的概念,以区别对岸的“蓝色中国”。

如果说,海南人喜欢唱《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多少是爱家爱乡的情感流露。但是,全中国人都唱《学习雷锋好榜样》:“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学习雷锋好榜样,艰苦朴素永不忘,愿做革命的螺丝钉,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学习雷锋好榜样,毛主席的教导记心上,全心全意为人民,共产主义品德多高尚。学习雷锋好榜样,毛泽东思想来武装,保卫祖国握紧枪,继续革命当闯将。”这跟爱国爱家就没有什么关系啦,目的是愚民,让人不做公民,而是做“革命的螺丝钉”。

我们这代人,很多在听“敌台”中长大。我读中小学的时候,堂哥有一部收音机,是他的外公在泰国,回来探亲时送给他们家的最好的礼物,也是我们村子里最好的娱乐。大人白天和晚上听,我跟堂哥深夜听。我们深夜听对台广播节目,当然也听台湾的“敌台”。听“敌台”是会被判刑的,哪怕到了1986年,我在湖北铜禄山工作时,还看到高墙上写着“严禁偷听敌台,人人监督举报!”的标语,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冷战期间,“蓝色中国”为了执行“反攻大陆”的政策,开展最多的就是对大陆的广播与空飘作业。广播是国民党对大陆宣传的重要工具。主要的电台有金门前线电台、中央广播电台和中国广播公司的“自由中国之声”。早年金门前线广播本质上为“对敌喊话”,播报员均为由大陆去台的专业播音员,发音字正腔圆,乍听之下几乎分不出是台湾电台或是大陆电台。大陆所称的“收听敌台广播”,指的多是中央广播电台的广播,其播音员亦模仿大陆电台的腔调,据说是为了方便大陆听众偷听,以逃避瞬间的侦查。

至于广播的内容,则包罗万象,从时事讲评、宣读国民党的文告、到社会新闻等等均有。比如, 1966年,蒋介石因为“文革”爆发,在广播里发表《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大家知道,凡是一个民族之存亡消长,全视其传统文化之优劣文野而定。如其优秀文化,一旦毁灭,则民族精神,随之丧失,而整个民族,亦等于名存实亡!我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绵延不绝,永恒保持,并随其时代而进步,所以他能发扬光大,历久弥新!”

大陆改革开放以后,港台的流行文化旋即席卷神州,使得国民党对大陆广播又有了新的内容,即大量播放流行音乐。这时候,我偷听“敌台”,往往是邓丽君的歌曲,什么《月亮代表我的心》,什么《甜蜜蜜》,均是“敌台”播送的。

“敌台”的操作,是对岸实实在在存在一个“敌人”,通过广播心理战,希望打倒对方。但是,“敌我”是人为的概念和划分,并非永恒的定义。中央广播电台的民雄分台台长黄吉祥先生说,以前他们是“反共电台”,现在要做两岸沟通的桥梁。

“红歌”的操作者,是否内心存在一个“假想敌”?自己设立一个对手,不懈努力而花费大量的心理和金钱,来同这个对手作战?

如果在一个有颜色党派划分的政治社会里,想要在一个国家保持长久的优势,任何一个政党,都会将其他政党当成一个永久的假想敌,不停地打击对方,直至超越对方。

(作者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