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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明理:就“红歌”回潮问题作客“凯迪夜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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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明理,68年生,温州瑞安人,中学语文教师,中共党员。平生喜欢讲真话,最恶假话空话大话。亮明自己的政治身份,是为了向人们宣示,中共党员也有独立思考、自由写作之辈。

某些人就是有可能想再发动一场类似于“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当然名字不一定再叫“文化大革命”——来为自己谋取政治资本的。应该说,由于文革的遗毒在中国大陆远未得到揭露、肃清,很多文革过来的人身上更留有很多文革毒素,包括哪些在文革期间对自己的父母都恩断义绝的红卫兵(尽管“他”也是文革受害者),他们在中国搞文革的土壤仍然还具备的情状下,未必不想再来一次“文革”一样的运动,来达到自己梦寐以求的某种目的。

应凯迪网信息总监、“凯迪夜话”主持人、著名网络时评作家亦忱先生的邀请,我在3月19日晚8:30-10:30,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了一期“凯迪夜话”,就“红歌回潮”问题与主持人和网友们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交流。现将亦忱先生编辑过的第57期凯迪夜话精编版转帖如下。

【红歌的记忆与现实:漫谈红歌回潮现象的意义】

——凯迪《夜话》第五十七期脱水版

问:亦忱
答:林明理

【主持人简介】:亦忱,实名陈光平,56年生,凯迪媒体信息总监,凯迪夜话主持人,中共党员。

【夜话嘉宾简介】:林明理,68年生,温州瑞安人,中学语文高级教师,独立写作者,中共党员。

【夜话从198楼开始】点击进入实录版地址

【嘉宾林明理的开场白】:各位网友,大家好。不瞒诸位大侠,鄙人虽然教了二十几年书,在几十人、几百人、一两千人的台上“发表讲话”可说是家常便饭,以前还不时上台表演过独唱,但是在网络上与这么多不曾谋面的网友直接交流,还是第一次,所以,引用温家宝先生前年第一次公开上网见网民时的话,那就是 “有点紧张”,当然也有点兴奋、惶恐。呵呵。见笑了。

为了不辜负大家的期望,我也做了一点准备:抽空先看了前面几位嘉宾的“夜话”实录,发现他们都比我厉害,首先,名气大,而且,像李承鹏、杨恒均先生,都还带来著作可赠。我呢,这些都没有。那也就只能先慷慨许个诺了:“我是带着心来的”。希望凭着真诚与坦率的交流、探讨,能让大家在这两个小时里过得轻松愉快。当然,我也知道对红歌这个问题各种看法、心态都有,所以也已经初步作好了挨砖头的心理准备。

我今天已经抽空看了各位网友在“夜话”开始前的众多留言,以做点充分的准备。当然,主持人预设的问题也初步准备了一下。夜话开始前就已经有那么多留言,让我感佩,也让我“深感责任重大”——呵呵,又鹦鹉学舌了。

【亦忱问】:作为一名唱着红歌长大的50后老头,很高兴能在南中国温暖春天的夜晚,与远方的嘉宾林明理先生就红歌现象,进行一场挑灯夜话。我们这次夜话的主题是,“红歌的记忆与现实:漫谈红歌回潮现象的意义。”

首先,请问嘉宾林先生第一个问题:你作为一位中学教师,在自己成长的年代也唱过红歌吗?你对红歌的概念是怎么理解的?你是不是知道红歌产生的时代背景?

【林明理答】:我不仅唱过红歌,而且可以说对红歌的历史还是略知一二的。笔者少年时代因为喜欢音乐,还曾在上世纪90年代初,报考过本省两所师大音乐系(均通过初试、复试,文化课成绩则远超录取线,但最后都在录取的最后关口被“潜规则”涮下,此后便“死了心”而改读中文)。记得当年面试时,过声乐这一关,考生必唱民族或美声唱法。我练的是民族唱法,适合我练唱的歌曲,大多是“民歌”。其中,很多的“民歌”当时能找得到录音带的又大多是如今所谓的“红歌”。所以我唱过、哼过,还用乐器演奏过很多红歌。我从教至今,当过很多届班主任,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的经历与特长,还让我兼过音乐课。因此,我还经常带领我的学生们,慷慨激昂、声情并茂地唱过的数不胜数的“红歌”。

至于说到“红歌”一词到底始于何时,恕我才疏学浅回答不出,我搜寻了网络,也考证不出准确的源头。但从最通俗的理解上而言,所谓“红歌”,又被称为“红色经典歌曲”,或“革命歌曲”,在中国而言,应该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产生,其内涵与外延,基本上离不开如今的执政党宣扬从那个特定时代开始至今的意识形态、革命历程、“丰功伟绩”。这类被冠名为红歌的流行歌曲,即便是以歌唱“祖国”,歌唱家乡,歌唱未来为主题的,也大多被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或意识形态烙印。在那个以红色为流行色的时代,几乎所有中国人,全是在红歌声中工作、生活和成长的。他们对一些诸如《东方红》、《国际歌》和当年最流行的进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无一例外天天在广播里、集会中播出的红歌,不仅耳熟能详,而且都绝对能张口就唱。

【亦忱问】:据你实事求是的观察,目前你生活领域所及的周边,还有什么人喜欢唱红歌吗?如果有,那都是些什么人呢?

【林明理答】:我身边时不时地喜欢哼唱“红歌”的人,可以说到处都有,不过大都是些上了年纪喜欢怀旧的的人多一些,我的今年六十多的母亲当年只上过夜校,也能张口就来唱几首。其次,便是那些对红歌历史懵然无知的小学生——因为学校教育里或音乐课本里有。我也时不时会头脑里迸出几句而哼几下。而那些成长于国门洞开时代的风华正茂的青年人,喜欢唱红歌的人倒真的比较少。此外,就是在一些具有“红色”印记的节假日,也会有各级单位根据上级的要求,而组织“群众”去唱红歌的。

【亦忱问】:你是如何看待红歌再次响彻中国某些地方,且大有席卷全国的趋势呢?

【林明理答】:对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如果是民众自发的演唱,那肯定是一部分人的自由,所有人都没理由去对这种行为说三道四,或横挑鼻子竖挑眼。那是因为,任何一种曾经大面积流行过的音乐,往往能承载一代人的深刻记忆,特别是那些把曾经的一代人的情怀、理想都镌刻在其中的歌曲。一个人在垂垂老矣之时,以怀旧的心态不时地喊几嗓子,你还真能从中听出别样的况味。所以,对那些历经红歌“熏陶”的一代人而言,其记忆烙印里抹不去红歌的影子,不时唱一唱这种青春时代耳熟能详的红歌,以此怀怀旧,抒抒情,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这确实是一点也不难理解的。

而如果这种对过往时代有着特定政治内涵的红歌,由一种强权来加以刻意的推崇和推广,动用纳税人的血汗钱,而且还要像过往年代一样,把它提高到某种神圣的地位,进而期望从中提炼出某种神奇的珍贵价值,那就绝对应该观察其效果:是不是诸如推崇“老红歌今人唱”的倡导者所推崇的那样,会对建设美好的和谐社会,真有那么神奇的促进作用了。

笔者曾在一篇文章里说过,一分为二地看,红歌中也确有少数佳作,那大多创作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人前仆后继反独裁专制、反外来侵略,热情追求自由民主的年代——的佳作,比如《团结就是力量》、《太行山上》、《义勇军进行曲》等。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红”的精神(如早年所包含的自由、民主、公平、公正、变革、进步、积极、激励等等精神)也有过积极作用。但是,现在某些人所竭力推广的“红歌”中,上述的曲目却只占很少一部分——事实上,除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红歌,它也很难再找出其他更多真正有价值的曲目。另一个很搞笑的现实是,那些着力推广红歌的神秘力量,在推广红歌的过程中,也面临着这样尴尬的窘境:他们也不好意思找出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那些很多人耳熟能详的曲目,而令人信服地虔诚如故地高唱。比如,《大海航行靠舵手》、《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唱不唱啊?——这可是当年红得发紫,举国上下无人不张口就来的啊。所以,我们从那些极力推崇红歌的达人们的举动中,已经更多的看到这种现象:这些极力推崇红歌的人,他们基本是从上世纪五、六、七这三个十年中,选择一些要么是能巧妙回避历史,要么是仍旧可歌功颂德,要么是可不露痕迹重新鼓动个人崇拜的歌曲,来作为今日高唱的“红歌”加以推崇。

所以,也令人深感吊诡的是,诸如这一首《大海航行靠舵手》——根据林彪的语录谱写的当年大红大紫过的歌曲,按说如今那些对毛泽东依然怀有极高敬意的人物,应该作为首选来唱,那才是对红歌的真正热爱吧?对不对?但是,相信所有对红歌回潮感到惊奇的人,都没看到过哪一个推手——那些企图拿红歌来熏陶别人的推手,愿意将这首“当仁不让”的红歌收进自己的“红歌曲目”。

由此可见,是不是该这样讲,那些当年真正“红透祖国山河”且人人会唱的红歌,很多早就经不起时代的检验,再也羞于被人传唱,在红歌推手们眼里也湮没无闻了——它最终难逃被当代走向开放的13亿中国人无情淘汰的历史性命运。所以,我的观点是,对那些偏爱红歌的人而言,如果是那些当年的“红卫兵”们,或经历过那一时代并被刻下深刻印记的人们出于怀旧的心绪,每天唱唱倒无可厚非,但如果要将五六七十年代的红歌拿来唱出什么特别的社会进步意义,估计稍有理性的人唱着唱着,可能首先自己会为之脸“红”吧?

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我们说,某种文化,不管将它冠以啥色彩——红啊、绿啊、蓝啊、黄啊,如果需要强大的权力加以特别的保护、推行才能产生广泛社会影响,那么这种文化的真正价值能有多大,它的生命力能有多大,是值得怀疑的。历史殷鉴不远。当年竭力倡导并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林彪,最终被自己“尊崇”的舵手,搞得仓皇外逃而摔死异国他乡。这成了一种残酷的“黑色”幽默。而当年所谓的红歌红文化,在改革开放之前的近30年,靠着封闭与高压,可以也确实曾经盛行在中国大陆每个旮旯,但随着国门被开明的领导人一打开,那些慷慨激昂、曲调高亢的红歌,便很快被邓丽君的“甜蜜蜜”“何日君再来”、港台其他“靡靡之音”以及西方古典的或流行的音乐给冲击得七零八落了。

【亦忱问】:你能否具体说说,你在前面所说一再不以为然的红歌,到底不合时宜在什么地方?可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还有那么多人乐此不疲喜欢唱呢?

【林明理答】:关于这问题,首先应该说,即便是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的很多红歌(包括别的“红色”音乐),在音乐旋律的结构和形式上也还是有一定成就的。这里也有很多对外的成功学习与借鉴。用湖北作家胡发云的小说《如焉》中的那位饱经沧桑的独立知识分子、“两头真”老人卫老师的话来说就是,那里面也有“漂亮的旋律,漂亮的配器,漂亮的演奏”,当然,还有漂亮的演唱,其中,不乏向西方音乐,包括俄罗斯音乐学过很多东西,但只“只学了一点皮相”,“里面没有灵魂,没有作家的痛苦和欢乐,没有挣扎和思考,空洞得很”,因之,其乏味和空虚也是令人印象极为强烈的。

对此,按鄙人的理解,歌曲的韵味、意义,首先要依附于歌词内容与主题。我们可以看看,上世纪五、六、七这三个十年,作为遗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的所谓“红歌”,大部分都是表现什么内容的呢?我曾在《“红歌”——让子孙后代羞愧脸红的歌》一文中,有过这样的分析:

要么像《祖国颂》之类,歌唱“三门峡上工程大,哪怕它黄河之水天上来。”可是随着三门峡工程决策失误的惨烈后果日渐加重,以致后来需要把歌词“三门峡上”改掉,才能勉强能适应时代变化;当大炼钢铁的后果是三年人祸的真相难以掩饰,则需要把“高炉耸立一排排”的那一段历史免提、“忘却”,才能不让后人羞愧脸红;

要么像《社员都是向阳花》之类:“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公社是颗红太阳,社员都是向阳花”,在饿殍遍地、民怨沸腾之时公然撒谎粉饰;

要么将政治领导人比作全国民众的“父亲”,将政治组织作为全国民众的“母亲”,鼓吹个人崇拜,鼓吹宗教化崇拜,阿谀肉麻至极,——“伟大领袖XXX,指引我们向前进”、“我把X来比母亲”之类;

要么强行对孩子们灌输对政治组织的“感恩”说教,如“我问你亲爱的伙伴,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生活”之类。

这些歌曲已经被历史证明确实不适应时代的进步了,真正说起来也没有多少人愿意被这些歌曲“振奋精神”。

其次,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有意无意哼上几句,或乐此不疲地喜欢当年的红歌呢?我还是想引用《如焉》中的卫老师的精彩的一段话(其实也就是作者胡发云的话)来作答:“那些红色音乐,在你情绪中所产生的微妙作用,是不可以用理性来控制它的。我想,这种时候,对一个具体的人来说,这种音乐,其实只是一卷磁带,它记录着你的一段生命岁月。这里,就出现了一种双重的悲剧,我们连自己个人的情绪记忆,都附着在一种无处不在水银泻地般的意识形态文化上了。我们竟然没有我们自己的纯正的洁净的文化载体,来记录下我们的生命。没有,真是一点都没有,干干净净啊。其他国家有,包括那些最贫穷最落后的国家都有,它几乎在每一个时期,都有作家艺术家们留下的自己的声音,永远闪烁着人性光辉的声音,诗歌,音乐,小说,雕塑,戏剧……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还有刚才的肖斯塔科维奇……许多年之后,他们不必像我们一样,尴尬地,暧昧地,酸甜苦辣地从你刚才说到的那一类艺术中,唤起自己的记忆,寻找自己的生命过程。不管多么恐怖,他们都留下了自己的文化记忆。我曾想过,我自己在那样的苦难中,为什么不会写下贝加尔湖这样的诗与歌,让我多年之后来吟唱它呢?我们那样多的作家艺术家,又有谁在那些苦难的日子里写下过自己的苦难,人民的苦难,让人们今天一唱起它,便能够深切地记住我们苦难的历史,而不至于太过轻浮地遗忘呢?这一切,是比苦难本身更苦难的一件事。他们的记忆,是用自己的血写在大地上的;我们的记忆,是别人用刀刻在我们的伤口上的。数十年来,我们失去了表达苦难和忧伤的能力,失去了表达爱的能力,我们只有一些代用品,有些甚至是荒唐的代用品。”

正如一个网友在我《“红歌”——让子孙后代羞愧脸红的歌》一文后的留言所说的那样:“红歌不好,可无歌取代啊。你想想你到OK厅去那(哪)次少得唱三十年年(前)的歌?这几十年文化已是沙漠,说实在的我是60年代的人,记得的只是几首红歌。别的歌呵呵我还真不会哼出个调调来,更别说记得歌词了。我身边的人包括年轻些的大部分也这个样。怪谁呢?”

当然,哼唱红歌者中,也有一些人是由于中国教育一贯回避、隐瞒、伪造历史,而培育出来的。他们不知五六七十年的中国历史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令人不堪回首的悲惨故事。而如今那些依然兴高采烈唱着红歌的同胞,他们是对红歌产生的历史真相无知呢?还是一些盲目相信或崇拜那一段段丑恶历史的朴实、淳厚的民众呢?恐怕也只有着迷于推崇红歌的达人们才心知肚明吧。

【亦忱】:你认为大家都来高唱红歌,对建设和谐社会是一种有益的精神活动,还是一种无害活动,乃至是一种有害的活动?其根据何在?

【林明理答】:我认为,对这个问题,首先要分析一下,我们所要追求的“和谐社会”,究竟是要达致什么样的“和谐”。是自由、民主、法治、公正基础之上的人人自由、舒畅,“更加幸福,更有尊严”(温家宝)呢,还是强力压制之下的固化稳定,底层百姓权益受损之后的忍气吞声、忍辱负重、噤若寒蝉?如果是前一种,那么,很多意义空洞虚假的红歌根本起不了什么积极作用。而诸如《团结就是力量》和《国际歌》这样的红歌中当之无愧的佳作,虽然均能激发人们勇于追求公平和正义(她们可是“比太阳还要有光辉”啊),却又往往令那些推崇红歌的位高权重的达人们所高度忌讳,在某些“特殊”的场合,那是绝对不让广大穷人结伙来传唱的。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如果是要“打造”后一种“和谐”,那么某些人所中意的某些“红歌”在某些时候、某些人群中——比如幼稚单纯的青少年中,确实也会有一时的“教化作用”,但它经不起自由开放的文化与思想的冲击——小学生还听话会唱唱,中学生、大学生就越来越少唱了,即便“提倡”唱,“组织”唱,也只是嘴上唱唱而已。而在成年人当中,它的意义更会大打折。因为,很多人唱“红歌”表面唱得慷慨激昂,装模作样,但内心是否真心认同?笔者那篇《重庆“红歌”能否首先感动重庆官员》已经提出了有力的质疑。而如果,内心并不认同,嘴上却声情并茂,那只会是助长整个社会特别是中国官场本已十分恶劣的虚伪、虚假作派,那对国家对民族,乃至对胡锦涛先生所推崇建设的和谐社会,就会是一种长远的危害了。

【亦忱】:现在我想问一个以前问过你,但你却没有好好回答我的问题:你是否认为,一个在文革期间对自己的父母都恩断义绝的红卫兵,他在没有认真忏悔的前提下,是否会再次唱着红歌,像毛主席当年所说过的那样,“过七、八年又来一次文化革命”?你是否认为,中国已经没有了搞文革的文化土壤?

【林明理】:对这个问题,我以为,某些人就是有可能想再发动一场类似于“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当然名字不一定再叫“文化大革命”——来为自己谋取政治资本的。应该说,由于文革的遗毒在中国大陆远未得到揭露、肃清,很多文革过来的人身上更留有很多文革毒素,包括哪些在文革期间对自己的父母都恩断义绝的红卫兵(尽管“他”也是文革受害者),他们在中国搞文革的土壤仍然还具备的情状下,未必不想再来一次“文革”一样的运动,来达到自己梦寐以求的某种目的。但是,随着国家的日益开放,随着公民社会的日益成长,中国高层开明的领导人头脑也还是比较清醒的。我个人的判断是,今后谁要是再搞类似于文革的政治运动,大概很难再搞得起来,充其量也不过是玩出一场历史的闹剧而已。

【亦忱】最后再问嘉宾一个问题:由此看来,你对唱红歌作为个人精神生活还是蛮理解的,而仅仅是对组织一场席卷各地的唱红歌盛大精神运动,而基本持否定态度。那么,请你对那些热衷唱红歌的同胞,能说点不是假话的真心话吗?我很想知道你愿意说些什么既平实又宽容的话?

【林明理】:我想说的是,如果你仅仅是出于怀旧而唱红歌,那是一个人的自由。昆德拉曾说过,“在夕阳的余晖下,所有的一切,包括绞刑架,都被怀旧的淡香所照亮。”如果以这种视角来看,毕竟那一代人的记忆、思想、情感,有很多被红歌给承载了。况且音乐这种确实能够撼动人心的精神养料,它的魅力也是必须承认的。比如,我们听到或哼起某首曾经熟悉的儿歌,能唤起久远的儿时记忆。我们很多人在特定的情绪或情境下,往往会不由自主地或高歌一曲,或轻哼几句——唱的哼的都绝对会是自己熟悉的“老歌”——以抒情怀。即便如阿Q这样的“愚氓”,他也会在听到“革命了”的消息,特别是看到革命能让举人老爷也这么害怕,那兴高采烈、得意忘形之时的“革命”举动之一,竟然也是唱着自己会唱的绍剧“我手执钢鞭将你打”、“悔不该,酒醉错斩了郑贤弟”……

而对于那些天真地相信单纯依靠“红”文化“红海洋”能带来什么“公平正义”、“社会正气”的普通人,鄙人也想借拙作《重庆“红歌”能否首先感动重庆官员》的话奉劝几句:父老乡亲们,请擦亮自己的眼睛,请以“要感动别人必先感动自己”这个最最基本的要求去对照一下那些“红”不离口的人,要认真看看他们是光“唱得好”还是同时也能“做得好”。如果他们只是嘴上唱得动听而吃喝玩乐照常,挥霍浪费照常,瞒骗贪渎照常,那么,他们那一套根本就是在忽悠人。如今,某些人所提倡的“红”的那一套,跟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比也早已变味,它极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别有用心”)用以谋取个人或小集团私利,只会助长不受制约的公权更加肆无忌惮为非作歹。回顾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历史,它给我们国家民族带来过一次又一次惨痛的劫难(这个问题即便是官方史书也不否认,很多官员的父辈祖辈也是这一场场劫难的受害者),那沉重的后遗症至今都没来得及消除。在人类科技已相当发达的今天,损害我们生活幸福的最大因素往往不是天灾而是人祸,特别是不受有效监督与制约的专制权力制造的人祸。要保障咱们普通老百姓的利益,要确保咱老百姓的生活“更加幸福”与“更有尊严”,只有努力建立能充分有效制约与监督公权力的自由、民主、法治、宪政的社会。
【与网友的部分答问】

【林明理】感谢各位网友。现在回答最早抢沙发的“靓姐1”一个问题:您喜欢的两首歌(加注:指《我的祖国》——电影《上甘岭》插曲、《我和我的祖国》——作词:张藜 作曲:秦咏诚 演唱:李谷一),我都喜欢过,而且现在都认为那旋律确实还很优美。但是,您可能也知道了,第一首歌的背景是什么。那一场战争给我们带来的后果,我们正越来越看清楚。音乐的旋律要依附于歌词内容,唱那一首歌,如果想起那一场惨烈的给我们带来不可估量损失,后遗症至今还存在的战争。我们还有什么好心情呢?

第二首,《我和我的祖国》,稍微仔细一点,也可以感受到“国家伟大”“个人渺小”的国家主义情节。

【第 337 楼 zhengyou123 2011/3/19 21:43:52】:林老师是教语文的,请问林老师,现在中学课本上很多课文是洗脑性质的,实行的是愚民教育,你也是D员,请问你会教给你的学生一些本质的东西吗?你会给你的学生认识到“公民”这两个字吗?

【林明理】谢谢337楼朋友的问题。我与您深有同感。作为语文老师,我明确反对中学课本上很多洗脑性质的课文及灌输。为此我写了好几篇文章。现略转引如下:

《我如何告诉学生真相?》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3409904&page=1&1=1#3409904

《从中学生的“正确”“世界”观说到杨师群案》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2589644

《看中国教育如何把孩子“教愚”》http://blog.ifeng.com/article/2714740.html

等等。

【第 391 楼 中国网评 2011/3/19 22:03:44】绝大多数人唱歌时候,都不会去想什么“当时的时代背景、事件”等等。只有极少数才会

【林明理】这跟这几天大多数人去抢购碘盐有可比性。呵呵。

【楼第 108 楼 心平 2011/3/19 13:09:43】谁家老人愿意看到社会动荡?把自己曾经挥洒青春血汗的土地折腾的底朝天?他们是用心声在为他们的子孙祈福啊。

【林明理】是啊。没谁愿意动荡,可是腐败分子、强征强拆者在继续不断制造并埋下动荡的因素。参看笔者博文《社会动荡的罪魁祸首》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24&id=6833526&page=1&1=1#6833526

【第 468 楼 亦忱2011-3-19 22:32:16 】:请问嘉宾一个题外的问题,你是如何看待传说中“五毛”现象?

【林明理】再回答主持人一个问题。我在开头“鹦鹉学舌”说过,“我是带着心来的”,所以,也愿意继续诚实回答这问题。我眼光不好,不知道今天晚上有没有 “五毛”先生(女士)。坦率地说,真正说起来,与“五毛”先生(小姐)一样,我们都在为党工作。区别在于,我们在给党吃醒药,他们在给党吃迷魂药;我们是“自费”的,他们是公费的;我们敢用真名,他们不敢用真名——当然也有一位蛰居巴黎而大名鼎鼎的宋先生除外;我们是自发的,他们是有组织的。当然要说思想的渊源与榜样,那么从力挽狂澜锐意改革的胡耀邦到如今的常含忧患之情、多次坦言“不政改是死路一条”的温家宝,从《炎黄春秋》旗下的杜导正等一批“两头真”老人,到“体制外”的名博杨恒均、李悔之等党员同志,都是我(们)的精神导师和行为榜样。

(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