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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邮报:为什么独裁者总是很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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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裁者总是有很多事情去为之发愁。他们看到敌人无处不在。

在这方面,以中国为例是再好不过了。中国领导人每天都得去翻阅一份布满了种种有争议性的纪念日的日历,这些纪念日或许会提醒公民当民众对政权的统治合法性提出质疑之时会产生什么后果。

如果中共在未来某一天判断失误,那么它就还可以有机会去打造最富有意义的重大政治性纪念日。

独裁者总是有很多事情去为之发愁。他们看到敌人无处不在。如果不是某些外国势力密谋推翻他们,就是存在着宫廷政变的风险、心怀不满的军方、或者——正如我们在最近几周所见——本国民众发动反抗他们统治的起义的威胁。

从独裁者的角度来看,其中的许多威胁似乎是合乎情理的。任何独裁政权都需要去确保军方感到满意。就拿前中共党魁江泽民来说。他是首位缺乏军事资质的中国领导人。所以,一时间好像几乎每次拍照之时,都可以看到江泽民将勋章别在这个或那个将军的身上。

同样,最高领导层内部的政治算计也是危险重重。每当胡斯尼·穆巴拉克 (Hosni Mubarak) 看到有人的政治生涯一路高企之时,他就会让此人靠边站。例如,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一段短暂时期,埃及前外长阿姆鲁·穆萨(Amr Moussa)看起来像是一位未来领导人。因此,穆巴拉克于2001年将他派驻阿盟 (the Arab League),等于是将其打进了政治炼狱(显然,穆巴拉克的直觉是准确的。穆萨有意在今年秋天参选总统) 。

可那为什么暴君和独裁者对于哪怕是最微小的威胁都极易发怒呢?为什么缅甸军政府害怕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为什么中共在一提及达赖喇嘛时就会气得怒火中烧?

因为他们都很清楚象征主义的力量。他们要么已懂得一个人、一个重大事件甚或一个简单的手势是如何带动人们以某种方式行动起来的,要不然他们就永远都想不通。

我最钟爱的有关于此种象征主义的例子的其中之一就是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周年纪念日。请记住,埃及的示威活动开始于1月25日并非偶然。这一天是埃及当局所预留出来的一个全国性假日,即“警察日”(Police Day)。并且,观看过从埃及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传来的镜像的人都知道,埃及人并没有对本国的警察给予特别高的尊重。警方应该有一个使其获得尊敬的节日的想法只是自讨没趣。因此,青年活动家就会选取这一天来展开集会。事实上,他们在2010年的“警察日”曾试图去发起游行。唯一的不同只是这一次产生了效果。

让专制政权感到棘手的难题是,他们掌权的时间越长,他们所制造的具政治敏感性的纪念日就会堆积得越多。日历上遍布着一个又一个的旨在提醒人们记住独裁政权所犯下的罪行的敏感日子。

在这方面,以中国为例是再好不过了。中国领导人每天都得去翻阅一份布满了种种有争议性的纪念日的日历,这些纪念日或许会提醒公民当民众对政权的统治合法性提出质疑之时会产生什么后果。

对中国的政治日历表作一番速描,涵盖了3月10日(1959年西藏起义纪念日)、4月1日(1978年民主墙运动终结纪念日)、5月4日(1919年五四运动纪念日)、6月4日(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7月5日(2009年对新疆穆斯林的镇压)、7月22日(1999年对法轮功运动的镇压)以及10月1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每当这些日子到来之时,当局就必然会感到紧张不安,动用力量搜寻可能会召集民众反抗共产党的“黑手”和“捣乱分子”。

2009年最让北京感到惊恐不安——当重大敏感日接踵而至——据报道说,中共成立了专门的高级行动小组,被称为 “6521委员会”(数字6521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西藏起义50周年、天安门大屠杀20周年和镇压法轮功10周年)。北京深知周年纪念日的重大象征意义。

最近,我偶然地碰到了中国当局的过敏症发作。我当时想在政治气氛相对宽松一些的时候前往中国。显然,我不会在6月3日或9月30日抵达。我原打算12月出发。在中国学者刘晓波将会于12月早些时候获颁诺贝尔和平奖的事实很明晰之后,我不得不取消这次旅行。我再次将旅行日期替换到2月份。2月很平静。当然,中东在几周之前开始了全面的抗议活动。中国政府由于害怕它所正目睹的茉莉花革命,它就开始严加防范禁闭,先发制人地对任何它所认为的有威胁性的人加以逮捕或软禁。

当然,从外围看,这很像偏执狂。但是,从独裁者的角度来看,由于利害关系甚为重大,使他对即便是象征性的威胁也要严阵以待。中东许多国家的政权并未预先考遇到某些征兆。而如果中共在未来某一天判断失误,那么它就还可以有机会去打造最富有意义的重大政治性纪念日。

(作者:William J. Dobson/译者:蓝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