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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频:革命随时爆发 变革尚待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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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华人出版人、美国明镜出版社及《明镜月刊》总裁何频先生2009年10月在布拉格。(摄影:黄频/中欧社)

在未来一段时间,当局压制社会抗争,还能维持下去;但是党内、体制内某个人、某批人、某个机构说了算的局面,越来越难以行得通。我们不必对党内民主派寄予过高希望,未来中共分赃不匀本身就会产生变革的压力和动力,所以我才说,中共民主化将会来临。只是相对于随时可能爆发的革命,和平的政治变革还需要考验人们的忍耐力,也许还得有十年之功!

第一份中国“茉莉花行动”的倡议在博讯网站刊出时,一些人很亢奋,以为是中国革命掀起高潮的开始。有朋友来问我的看法,我说了两个字:“戏弄”。

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依我对中国政治局势的了解,对反对派实力的评估,我断定,发起所谓“茉莉花革命”,只是“戏弄”一下当局,只是一个“行为艺术”——而且是模仿行为,难以为继。

但是,当我看到有一些学者关于为什么“茉莉花”在中国不会开放的论证,我反而有些不以为然了。

当局不认真,“茉莉花”就会开放

有些政治分析家嘲弄:对这一事件,中共当局实在太小题大作,太杯弓蛇影了。像有人在接受《大事件》采访时还说:对“茉莉花革命”,“谁认真谁失败”。

有人讥讽这不过是西方媒体制造出来的“新闻”而已;有人分析,中国与中东的社会条件不一样,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头很好,不像中东那么糟糕;有人还提出一个 “关键性的论据”:中国的多数民众担心动乱、反对动乱。在“茉莉花行动”中,记者比参与者多,警察又比记者多,而三两个参与者又多是社会边缘人士。

这些看法从各自层面表达了看法,有的不无道理。不过我倒是认为,“茉莉花革命”在中国不成功的根本原因不在这里,而在于当局高度认真地对待——如果不高度认真对待,“茉莉花革命”就真的可能在中国发生!

虽然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吸纳了社会精英和各个阶层的热情;虽然一般民众对政治变革的参与热情被“八九”镇压之后,确实变得冷漠;但是,有一点是根本性、普遍性的,在民主与自由成为全人类普遍共识的情况下,在信息如此流通的条件下,在中国老百姓越来越了解世界大势、外国真相下,没有几个人不明白,中国的决策者更明白:任何政权,不论将经济搞得多么成功,不论他们将社会管理得多么精致,但只要是专制体制,这个政权下的国民,就有强烈冲动要去改变它!

所以虽然这次出来的人只有零零星星的社会边缘人士或秉持理想的孤独者,然而,只要他们的带头行动没有遭到残酷镇压,就真的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第一天可能只有十个人上街,如果他们没有被拘押被惩处,第二天就会达到上百人,第三天就会扩大到数千人,而第四天、第五天,就会发展到十万人。

我相信,只要中共有任何松弛,“茉莉花”就可能在中国突如其来地开放。

革命只有在发生之后,学者才能真正掌握它,而在此前,历史的转折、突变,往往不是什么理论框架能准确预测的。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掩盖了很多问题,使中国官员洋洋得意,使西方的政客十分羡慕,使趋炎附势的商人们都想到中国去捞一把……而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也确实比30年前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所有这一切,都掩盖不了、抵消不了政治不民主所造成的社会紧张和冲突,改变不了越来越不公平的状况。从体制内到体制外,日益积聚起试图改革、改进的冲动,都被体制本身的封闭、被警察的戒备、被军队的威慑所阻遏住了。但是中南海诸公心知肚明,这股能量并没有消失。

我们不能去责备老百姓、责备知识分子为什么在专制统治下不起来反抗,责怪他们愚昧、麻木。我们必须明白,民众在反复的运动、在长期的压制下,那种真实的恐惧心理——明哲保身,是老百姓在这种严酷环境中最理性的选择。

但是,我认为,以今天中国国民的素养,变革的要求是强烈的、普遍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喷出是随时可能的,中共只要胆敢开一丝缝,就会面临垮台的危险!

中共当权者很明白,不会上“谁认真谁失败”这种说法的当:民运不认真,民运还可以混下去;共产党不认真,就要了共产党的老命!

而且,我也不同意一些朋友的善良预测,认为如果一旦发生大规模的动乱,军队不会再开枪。我相信,军事镇压还是可能发生的,甚至比“六四”更残酷。原因很简单:利益集团遇到如此巨大利益的得失,必然是不惜代价。“六四”20多年了,别看中共高层不提“六四”了,似乎觉得理亏,但其实他们中不少人在庆幸呢:幸亏“六四”开枪,才赢得了政权的巩固!

中国的乱源到底是什么?

中共为了维护自己群体的利益,摆开了强力镇压的架势。他们给出的理由却是冠冕堂皇的:“中国民众被折腾很久了,他们不愿乱。”

表面上看,这有道理:老百姓确实不愿陷入动乱。但是这种说法,却恰恰提醒我们要追问下去:为何中国老是有“不稳定因素”,要劳烦当局投入重金、布下重兵来 “维稳”呢?是谁处心积虑要把中国搞乱?乱源到底在哪里?是感到利益受到了威胁的西方国家?或者,是中国暗处隐藏着若干想趁乱渔利的野心家?

我们来仔细考察一下。

先来看西方国家。虽然西方朝野都有坚定的民主自由普世价值观,但西方政府都是通过利益集团之间的较量,并通过大体公平的选举而产生的,决策者在执政过程中时刻感受到来自民众的压力,这种压力,归根结底就是要求发展经济,实现公平。决策者身处民主政体内,在三权分立、多党环伺、媒体监督的复杂制约下,根本不可能像中国决策者那样,无须顾及法治、民意、乃至环保、生态等等事关长远的诸多因素,在国内折腾。他们运用自己的技术优势、经济优势,在与中国的交往中尽可能多得到好处,倒可以来缓解国内的压力。

我们很清楚,中国外交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正是“金钱外交”的成功:西方大部分政府,一方面不能无底线放弃自己的价值理念,但另一方面,他们希望通过支持中国政府、与中国合作得到好处,来缓解自身面对民众的上述压力。

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西方政府多半很功利地与中国打交道。中国的外交官、商业部官员和经常出入国门的地方官们,应该对此深有体会:西方对中国并没有深刻敌意和戒心,更没有想搞乱中国、火中取栗的心态。只是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往往还是基于他们自己维护国家安全和重大利益的出发点,才会由政府出面去干预它国事务。

批评中共的声音是什么人发出的呢?主要是西方的一些正义人士,人权团体。他们在国与国的交往过程中,本身很弱小、很边缘,他们对中国的社会稳定怎么可能构成真正的威胁?中国的一些官方媒体,迎合决策者的图谋,恶意扭曲西方媒体的报导,歪曲西方的形象,不仅不真实,而且反过来误导中国的决策者和中国的老百姓。

那么,是中国有些野心家要把中国搅乱?任何一场政治运动,都包含了各种层面的人士,其中自然有抱着各种目的的边缘人士,包括欺世盗名者。就像1989年的风潮,经过20年时光淘洗,现在不是也能看得很清楚了吗,当时某些所谓“领袖”的人格、政治素养究竟如何?他们对自己宣扬的价值、理念的背叛,让人明白,他们不比老百姓高尚到哪里去,甚至还更低。

问题是,若真像中国官员和媒体所说,中国“茉莉花革命”只是极个别的心怀叵测者所挑动,代表不了大多数民众,那当局不是应该宽松吗?对他们难道还用得着大动干戈?美国也不乏“野心家”、“边缘人”、“欺世盗名者”,他们多年来一直在大众媒体和自办媒体上鼓噪、在建立一个又一个组织、在发动一场又一场请愿游行。但是西方国家为什么不恐惧呢?而中国政府就如此害怕别有用心者会一呼百应?

从这里,我们就能看清造成中国不稳定的根本原因了——这是所有地球人、所有有常识判断力的人,都能看得很清楚的:不稳定的根源,正是那个极力维稳、却坚决不肯放弃专制体制的中国共产党和政府!

动乱的国家中,是民主国家多,还是专制国家多?不稳定的国家,到底是哪些?看看三、四十年来国际进程就不难明白,绝大多数动荡和混乱,正是因专制或民主不彻底而起。而中国不稳定的根源,就在于中共一党独裁,才无法建立真正的社会稳定机制:中国没有公正、透明的选举机制,没有独立、专业的司法体制,没有独立、自由的媒体,没有公平的社会分配机制。好,由共产党说了算,坏,也由共产党说了算。什么时候,中共最高决策者想明白了、清醒了,政策就好一点;什么时候,他胡涂了、混账了,政策就坏一点。而现在,就算最高决策者脑筋清楚了,但是有了利益集团的强大牵制,也无法建立和推行公平的制度;何况更糟糕的是,他们知道这些制度都是临时的、短期的,都是拆了东墙补西墙的。

民主不一定带来稳定和繁荣,所有国家在民主的发展过程中都出现各种问题,民主成熟的国家也存在问题,甚至是严重问题——这些都是事实,但是更基本、更普遍的事实是:全世界范围内,绝大多数稳定繁荣的国家,之所以稳定,之所以繁荣,是因为建立了公平、民主的制度!

中国式维稳能否成功?

搞清了中国不稳定的根源,我们才能搞清楚中国式的维稳,能否成功。

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靠闭关锁国,靠思想灌输,靠行为控制,使得政权能够生存下来。但即使禁锢得如同罐头一样,当周恩来去世时,还是引发了民众内心蓄积已久的愤怒。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国人的创造性、积极性开始发挥出来了,这是中国高速发展的真正的秘密。我要强调指出,中国的国民潜质非常好,不敢说比别的民族好多少,但至少绝不比别人差。我走的地方越多,越为自己身为一个中国人而自豪,越反感某些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国民性的太偏激的抨击和批判。中国民众之所以表现差,多是由政府造成的,只要政府放开桎梏,民众勤劳、聪明就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有学者指出,中国社会的溃败比动乱更危险。我要补充说,社会的溃败,并不是国民素质低所造成的,恰恰是中共多年的政策造成的。例如,“全国人民都在赌,都是非法的;从上到下都在嫖,都是非法的” ,中国人的赌与嫖的普遍性在全世界首屈一指,但是恰恰都是中国的法令政策明令禁止的。这种明规则基本不起作用、潜规则和无规则大行其道,这种无视法令的现象的蔓延速度,不就是不稳定的重要因子吗?比赌博合法化、妓女合法化不知严重多少倍。

中国高层决策者难道不知道这一切吗?不知道,说明他们愚蠢;知道了但是管不了,说明既愚蠢又无能。

中国人同样充满对民主自由、实现自我价值的向往,这是正义的、合理的、作为文明国家的公民应该享有的,但在中国,居然被说成是动乱的因素,居然要遭到百般阻挠、打压!自然就逼使民众的能量向不具有社会进步意义、建设意义的方面发展。

当局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将媒体控制在自己手里,要压制普世观念的讨论,要禁止民众自发集会……但是越来越多的老百姓走出了中国,看到更多元、更公平、更稳定、更和谐、更合理的外部世界。改革开放的进程唤醒了人们内心的渴望,已经不可逆转。当局想将之再装回瓶子里,已经是不可能的了!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社会稳定、可持续发展,不是靠党中央这个政策那个政策,不是靠总书记这个口号那个口号,不是靠经济学家这个方案那个方案,更不是靠宣传部这个禁令那个禁令。社会稳定、可持续发展,最基本的保障就是要建立法治,由各社会阶层、利益集团之间进行争论、妥协来形成的法治,才有真正的可操作性、可持续性。

这难道不是最基本的常识吗?只因为中共不想放弃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利益的占有,才制造各种借口,来拖延民主化,才用暴力手段来维持稳定。于是我们年复一年看到,当局增加人手,疲于奔命,无论是北京奥运、是上海世博、是广州亚运、乃至“茉莉花”网络倡议,都让当局如临大敌——即使没有这些事,当局也如临大敌,一丝一毫不敢懈怠。

没有任何疑问,中国式维稳最终是注定会失败的!维稳费用越来越高,维稳手段越来越多种越来越野蛮。不维稳不行,但是,维稳会越来越不行!

高压社会反抗易,消除党内不平衡难

应该承认,中共目前确有一定实力,对社会进行有效高压,在一定时间内,能一次又一次地将来自民间的抗议和反抗扼杀在摇篮之中,坚持一党专制,打压异议人士。民间的抗争难以发生、更难以扩大、难以成功,不足以动摇这个政权。

三四年前,我曾做出过一个相当主观性的判断:2021年中国民主化将来临。虽然我举了一些历史的巧合的因素,列出这个时间却是比较随意的。我讲的基本逻辑是:一定时间内,社会不公平导致的反抗,中共能用暴力机器压下去,但中共体制内不平衡导致的纷争,是他们更难控制的。

不少人将中国变革的希望寄托在党内,我倒不一定寄望于党内的民主派或者某一位开明领袖,我只是认为,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并没有使社会变得和谐,而体制内人们对公平、对得到自己利益的要求,会产生对原有体制的压力。现在表面上是很平静的,不存在毛泽东时代那样的你死我活的争夺,但幕后的、深处的绞杀是每时每刻都存在的,而且是不断在增长的。或许刚开始还可以用理念的整合、用经济利益的交换、用党纪党规的压服来消除,但势必越来越摆不平。

对社会不公平导致的反抗,可以增加警察、武警、特务,甚至随时准备动用军队;但是对消除体制内的不平衡,消除不同的声音,能动用的有效手段就远没有那么多了,所花的成本也将会越来越高。在未来一段时间,当局压制社会抗争,还能维持下去;但是党内、体制内某个人、某批人、某个机构说了算的局面,越来越难以行得通。我们不必对党内民主派寄予过高希望,未来中共分赃不匀本身就会产生变革的压力和动力,所以我才说,中共民主化将会来临。只是相对于随时可能爆发的革命,和平的政治变革还需要考验人们的忍耐力,也许还得有十年之功!

有人担心中国的民主化变革,会造成巨大的不可收拾的混乱,甚至重新陷入上个世纪袁世凯死后的军阀混战。但我看,还是应该有这样的信心:中国出现大混乱的可能性很低。这不仅因为我相信中国国民的素质和国际主流的力量,而且,第一,中国并没有什么军阀和地方枭雄,当今之世,哪有几个将军真正具有带兵打仗、割据一方的能力和胆量?第二,除了一些民族地区之外,各个地区没有彼此大规模争夺土地和资源的背景和理由——中国与非洲的大背景毕竟很不一样,没有那些族群极端对立的大动乱根源,不会出现你死我活的毁灭性冲突;第三,新的政府、新的政党,一定会最大限度地整合各种利益群体;第四,世界列强接受一个中国新政府的时候,虽然他们有功利、势利的一面,但从价值观和长远利益考虑,他们会更愿意认同和鼓励拥护民主、保障自由的势力。

有人说,为什么不能让中共垮台?是因为没有力量取代中共;那么,为什么没有力量取代中共?这不正是因为一党专制的中共没有垮台嘛!如何打破这个“循环论证”的链条?还是毛泽东说的(虽然他根本没打算做)跳出王朝兴替轮回的周期率的那个办法:实行民主,这才是中国长治久安之道。

(根据何频2011年1月8 日谈话录音整理,《明镜月刊》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