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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盛友:国共用人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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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谢盛友,1958年出生于海南岛文昌县,中山大学德国语言文学专业学士(1983),德国班贝克大学新闻学硕士(1993),1993-1996在德国埃尔兰根大学进行西方法制史研究。著有随笔集:《微言德国》、《人在德国》、《感受德国》、《老板心得》、《故乡明月》。1994年荣获台湾中央日报征文首奖(《中国人的代价》)。现任欧洲《European Chinese News》出版人,华友集团总裁,欧洲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德国班贝克大学企业文化专业客座教授。

蒋中正留用诤言者,撤换被批评者,以巩固自己的权力;毛泽东打倒进言者,提拔新的人选,以巩固自己的权力。

蒋毛这样的风格,一直影响着国共两党的路线方针,也影响着两党后来领袖的用人和做人,做事和做官。

傅斯年1920年到欧洲留学,在伦敦大学学院研习三年半后,转赴柏林大学,研读实验心理学、比较语言学和东方语言。1926年10月,傅斯年海归,1927年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并兼任中国文学和史学两系之主任。

傅斯年把宋子文逼下台

1944年,傅斯年在参政会上向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发难,揭发孔贪污舞弊,骂他是皇亲国戚。事后蒋中正亲自请他吃饭。蒋问:“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我绝对信任。”蒋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立刻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傅斯年分别于1947年2月15日和2月22日在《世纪评论》[1] 发表了两篇文章:《这样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和《宋子文的失败》,痛批时政。

傅斯年指出,“政治的严重性不在党派,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並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有时是自身的矛盾、分裂,有时是有些人专心致力,加速自蚀运动,惟恐其不乱,如明朝的魏忠贤,真好比一个人身体中的寄生虫,加紧繁殖,使这个人的身体迅速死掉。至于说到政治,如果不承认失败,是谁也不相信的。政治的失败不止一事,而用这样的行政院长,前有孔祥熙,后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药的事。今天能决定中国将来之运命者,必须会悟今天政治的严重性不在党派,不在国际,而在自己。要做的事多极了,而第一件便是请走宋子文。自抗战以后,所有发国难财者,究竟是哪些人?照客观观察,套购外汇和黄金最多的人,即发财最多的人。”

蒋中正留任傅斯年,他1949年飞到台北,接任国立台湾大学校长。受命于危乱之际,他积极“替台大脱胎换骨”。据说,傅斯年常去找蒋中正要办学经费,他每去一次阳明山,必定是“满载而归”,是敢在蒋中正面前从容跷起二郎腿、抽着烟斗的人。

朱偰留在大陆遭受劳改

同时留德海归的朱偰也写了《我所亲眼看到的通货膨胀内幕: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的著作。在1949年以前,朱偰在大陆由于大胆进言社会,反而受到重用,先后被任命为财政部关务署副署长、署长。

1949年春,朱偰拒绝去台湾,留在南京。1957年,朱偰为南京古城墙戴上了一顶“右派”帽子,1961年9月,帽子被摘掉。他认为莫名的厄运结束了,可是后来那段岁月,朱偰遭受劳改、批斗、游街、写检查书、认罪书,因难以忍受非人道的精神、肉体的残酷折磨于 1968年7月15日含冤、含恨、愤而辞世,终年61岁。

陈寅恪被冻结工资

当年,国民党为准备退守台湾,紧张组织“抢运国宝学人”。陈寅恪出现在第一批名单之中,但国民党人陈雪屏几次请陈寅恪乘专机离去均遭拒绝,最后蒋经国指示,飞机留在那里,陈寅恪什么时候决定,什么时候起飞。

胡适与傅斯年去了台湾,陈寅恪留在大陆。文化大革命时,陶铸被江青打倒,陈寅恪同时遭到迫害,红卫兵冻结寅恪夫妇工资,多次写书面检查交待,声明:“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有诗云:“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刘节代替陈寅恪受批斗。

当时,周恩来还去同毛泽东讲了,说是陈寅恪拒绝去台湾,留下一架飞机,这样做,人家要说共产党忘恩负义。毛泽东不理睬周恩来。

陈寅恪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因心力衰竭且骤发肠梗阻麻痹逝世。

章伯钧成中央级“右派”

根据章伯钧先生的夫人李健生女士的回忆:

那时章伯钧当交通部长,有一天,章伯钧开会回来,一进门就说:“这下糟了!我提了意见,彭真、李维汉铁青着脸坐在那儿,一声不响。”

章伯钧那天提出了“政治设计院”的构想,就此闯了大祸。章伯钧同罗隆基讲不到一块,不知怎么就弄成了“章罗联盟”,成了最大的右派。

当时,周恩来还去同毛泽东讲了,说是章伯钧他们在重庆时还是帮了共产党不少忙的。这样做,人家要说共产党过河拆桥。毛泽东不理睬周恩来。

1969年,章伯钧病了,很厉害。孩子们都不在身边,李健生一个人弄不动他。幸亏邻居来帮忙。邻居称他为“章善人”。邻居喊:“章善人病了,我们要帮帮他!”弄了辆三轮平板车,把章伯钧载到医院。那时,医院不给右派看病。

周恩来发话,医院才收留章伯钧住院,给看病。不久就逝世了。那时,一个月才二十块钱生活费,怎么办他的丧事啊!后来,周恩来批示:“是什么待遇就是什么待遇。”

政协军宣队、解放军来人了,叫李健生放心,丧事组织包了。组织找李健生,说:“党的需要,章伯钧不能公开平反。”

1949年以后,共产党在大陆摧残中国人祖先留下的忠义理智信,以至于现在大陆的中国人,成为最没有诚信的人之一。这种“诚信检验”,只有中国人在海外的时候,才能充分体会得到。

用人、做人、做事、做官,没有诚信,这样下去,能走多远?

注释[1]:

《世纪评论》是担任过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的经济学家何廉1947年1月筹款创办的,由留美政治学博士张纯明主编,撰稿人包括萧公权、吴景超、潘光旦、蒋廷黻、翁文灏等,他们批评时政,倡导民主,言论大胆,很快得到社会公认。

(作者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