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菁菁远山:“以人为本”可以休矣

要走向现代政治文明,成功实现社会转型,当下最应该摒弃的是“以人为本”的说辞,让政治语言摆脱专制色彩,使它更多地体现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价值,从根本上走出“牧民”思维方式和统治逻辑。

做为治国理念的“以人为本”,无法诠释政府与人民之间是主仆关系这样一种政治伦理,这是有违政治常识和权力来源的。归根结蒂,权力来源于公民权利的让渡,政府的基本职能和管理的归宿是服务,如果离开这个原则,无疑会“失之毫厘,缪以千里”,这是一个普世的规律。因此,不管对它以何种形式进行包装,都离不开传统意义上的“牧民”思维和“民本”思想,实质上是颠倒了主仆关系,从属于专制话语体系。窃以为,要走向现代政治文明,成功实现社会转型,当下最应该摒弃的是“以人为本”的说辞,让政治语言摆脱专制色彩,使它更多地体现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价值,从根本上走出“牧民”思维方式和统治逻辑。

著名政治学家萧公权先生对中国传统政治有深刻的研究,在几十年前他就在《中国政治思想史》阐述了这样的观点:“孟子民贵之说,与近代之民权有别,未可混同。简言之,民权思想必含民享、民有、民治之三观念。故人民不只为政治之目的,国家之主体,必须具有自动参预国政之权利。以此衡量,则孟子贵民,不过由民享以达于民有,民治之原则与制度皆为其所未闻。”他认为,表面上看,民主只是比民本多一“民治”而已,似乎民本与民主很接近。其实,细较之下,两者完全不同。从政治的角度而言,“民治”的权利居于核心地位。所谓“民治”,就是由民众自己管理自己的公共事物。由此看来,现代人如果把“民本”思想不断强化,一方面说明他们在拒绝普世价值,用传统文化的“糟粕”为自己专权辩护;另一方面是在愚民,将自己打扮成替天行道的正义化身,已达到“牧民”的目的。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以人为本的要求,并将其论述为“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根本宗旨的体现。当然,相对于“以物为本”,这是一个进步,它的提出也似乎在提倡开明专制,但开明的专治并没有脱离专制的窠臼,它与恶政只不过是一墙之隔。在中国的语境中,“人”和“民”是通用的,人本也即民本。但中国的御用文人偏要用现代话语来包装专制货色,并把“以人为本”升格为一种哲学价值观,在概念上兜圈子,认为人本和民本是不同的。说什么人是相对于物和神而言的。人本是讲人与物、人与神的关系,而民本则是讲人与人的关系,民是相对于官而言的。这些“政治红学家”点灯熬油奉旨而为,其巧言令色昭然若揭。当然,他的居心也是可想而知。

在民主国家,由于没有极权专制之虞,政客们也没有必要用光鲜的政治口号来装点门面,这样做的结果是得不偿失的。因为你的承诺太高,往往会达不到目标,将会被民众早早地轰下台,这是个极不体面的社会。在这些国家,从理论到实践上人民都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我们看到,尽管权力的实现途径不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权力来源于选票,权力者在履行权力时严格遵守程序,权力制衡和社会监督无所有在,这一结果的目标就是确保权为民所用。尽管民主国家的民主程度不同,民主的本身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但民主的却成功地把权力关进“笼子”,避免了权力的异化。如果设想一下,一个民主国家的精明的领导人,是绝不会用“以人为本”这个口号来作秀的,因为它违背常识,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拙劣把戏本来就有滥政之嫌,这种饱含专制信息的口号,无疑会对他们的执政理念和政治形象构成伤害。

“以人为本”从古籍中起来,它穿着光鲜的马甲,在庙堂和精英们的相互呼应中,堂而皇之地进入现代中国的政治话语体系,从中我们可以窥到权力的路径,联想到孔子在广场的出现,这似乎是水到渠成的必然结果。专制是犬儒主义产生的土壤,它呼唤着“牧民”思维的回归,强化专制理念,造成政治上的空前倒退。这一结果是政府把社会控制做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法,罔顾社会的公平与正义,重统治轻建设,它在无情地利用权力盘剥利益和践踏权利的同时,也让执政的合法性受到时空前的质疑,执政基础逐渐丧失。而最危险的是,随着社会控制的不断精细化,社会逐步消失,自由的土壤不复存在,人的发展就成为一种奢望,这样的国家就成为压抑人性的暴力机器,一切罪恶也会蜂拥而至。昂山素姬说:“在一个否认基本人权存在的制度内,恐惧往往成为了一种时尚――害怕坐牢,害怕拷打,害怕死亡,害怕失去朋友、家庭、财产或谋生的手段,害怕贫穷,害怕孤独,害怕失败。”由此她希望,“要有一个制度能将人们由‘吃米饭机器人’的地位提高为真正的人──在人权的保障下,能够自由思考,畅所欲言,昂首挺胸。 ”

法家的里子与儒家的面子是中国数千年皇权社会并行不悖的统治规则。中国文化由于受数千年的皇权和专制的绑架,已经失去了原貌。事实上,做为统治学说的传统文化是统治者对中华文化选择的结果,并不是中华文化的全部,而我们的权力者缺少挖掘这一文化的勇气,让人们误以为中国文化是毒药,这是片面的和不科学的。摧毁文化和控制思想是专制极权的本性,因为只有如此,“牧民”的目标才能实现。由此我们看到,从《国语》的“且夫君也者,将牧民而正其邪者也”,到《抱朴子·百里》,“莅政而政荒,牧民而民散” ,尽管这些规劝循循善诱,但也无法阻止“牧人”挥舞“牧鞭”的冲动。只是到了近现代,政治重新回归了理性,民主制度逐渐被人们所接受,人们才摆脱了被奴役的命运。事实上,文化是相互融通的,中华文化并不完全是奴役的文化,如果用老子的思想重建社会,用儒家文化来改造世俗,用法家的合理成分来维护公平正义,用墨翟的思想来约束权力者,这在理论上不失为一个完善的社会。但在没有制度保障的专制社会,这不过是理想者的呓语,历史的规律表明,如果不放弃极权专制,就没有政治文明、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也就遑论人的全面发展,因为专制是以剥夺人的自由权利为代价的。

政治体制的转型是个整体推进的过程,它的核心是要解决权力的来源和监督的问题。但改革是利益的调整,它预示着既得利益集团利益的丧失,因此也是个异常艰难的过程,当利益集团足够强大时,这种艰难程度更是可想而知。回望100多年前的大清帝国,它当时也面临着这一境况。当两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后,誓言“绝不”的慈禧太后逐渐开了窍。尽管晚了三春,但还没有达到不可逆转的程度,毕竟大多数人是忌讳革命的。上个世纪甫始,大清开始酝酿君主立宪民主,并制定了九年民主路线图。但慈禧的“改革”是设限的,是挂着改革的羊头卖专制的狗肉,“四个不能变”的实质就是小改小革,其结果是错过了民革的窗口,尽管她还誓言“如果发生革命,就不再实行民主。”但革命还是发生了,而且革命的狂飙冲荡了数十年,就连她的尸骨几十年后也被后人折腾来折腾去不得安宁,这是也万万不会想到的。

众所周知,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历史的延续,它是以威权为特征的。事实表明,中国的政治改革已经严重地滞后,它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改革的窗口已经打开,民主宪政是它应然的走向。因此,及时释放改革的信号,坚定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才是时代的选择。当然,稳妥是我们共同的追求,只是有能把它做为籍口。

显然,做为饱含专制信息的政治口号,也到了请下神坛的时候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人为本”可以休矣,以人为主人,以人为国家构成的基本要素才是必然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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