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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专制下的“黑色花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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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苿莉,原名莫莉花,在瑞典教育机构任职,兼香港中文杂志专栏撰稿人。二零零一年获纽约「万人杰文化新闻奖」。二零零五年获香港记者协会、外国记者会、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颁发的「人权新闻奖」。

专制下的“黑色花卉”
——监狱、酷刑和命案

“黑色花卉”是南非作家的一个文学性比喻。在南非实行种族隔离的几十年间,监狱和行刑室像黑色的花卉一样,在南非的土地上绽放。良心未泯的作家无法对酷刑及其迫害视而不见,于是他们在监狱旁边安营扎寨。

今天,中国政府对政治犯施加的酷刑,对维权人士的迫害,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与前南非一样,中国也生长着许多“黑色花卉”。那些遍体鳞伤的受害者,他们凄绝而痛苦的处境,令我们无法麻木不仁。

◎ 南非作家描绘国家肮脏的故事

在南非实行民主化之前,由于种族隔离政策的钳制,作家失去个人的写作自由。正如后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南非作家库切所说:“作家即使不参与政治,也不能放弃他在美学和伦理上的抵抗。这种‘抵抗历史’的责任,并非外来强加给作家的负担,而是来自内在的良心的呼唤。”

库切写出了小说《等待野蛮人》。这篇小说涉及到行刑室的酷刑对人心的撞击,在南非文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时,大批南非政治犯遭到刑求,身上烙下数不清的伤疤,很多人死在行刑室里。没有人能够救助那些受害者,作家们只能守在被禁止入内的黑门之外,想象里面发生什幺样的事情。

行刑室因此成为作家们想象和创作的源泉,甚至形成了一种黑色的迷恋。这是因为,当国家制造这种神秘的黑幕,它就在无意中为小说的描绘创造了一个前提。南非的自由作家们拒绝国家的权威和游戏规则,而是按照自己的思路去想象酷刑和死亡,从而描绘出国家权力肮脏的故事。

例如,南非诗人克里斯朵夫的一首诗,富有想象力地描绘了南非恐怖的现实——统治者可以制造多种意外死亡:“他从九层楼上掉下来/ 他吊死了自己/ 他在洗澡时滑到一块肥皂上/ 他吊死了自己/ ……。”这样描写“被自杀”的文学作品,展示了极权主义的罪恶。在那个时代,南非人的人性通过作家的努力而复苏。

◎ 中国的“黑色花卉”如同鬼魅

比较起来,在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下生存的作家还是幸运的。他们可以在监狱和行刑室旁边安营扎寨,南非当局并没有去驱逐和殴打他们。不但能够守在黑门外观察,他们还有自由写作与出版的权利,可以以笔为剑,为受害者申张正义。而中国的“黑色花卉”却在阴暗的地方,开得非常诡异,人们很难有走近观察它们的可能。

2007年11月,中国维权律师高智晟写了一篇《黑夜,黑头套,黑帮绑架》,详细描述了他被当局劫持绑架后遭受的非人酷刑:他被陌生人猛击后,被揪起头发,给套上了黑头套绑架到车上,被大皮鞋猛踩脸上。被当局拘禁后,高智晟遭受辱骂,被多人手执电警棍轮番殴打。他们甚至把电警棍塞到高智晟嘴里,并用牙签捅他的生殖器。在五十多天的时间里,高智晟遭到的肉体及精神折磨骇人听闻。

然而,高智晟的上述遭遇却在一两年后,才得以辗转公开于世。与此相似的情况不少,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基督徒维权律师范亚峰,前不久也被警方罩上黑头套带往秘密场所,连续多天遭受酷刑。更多的“黑色花卉”深不可测,维权作家力虹服刑直到瘫痪,最终失去了生命。

而在山东沂南双堠镇东师古村,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家简陋的农家院落,也成了一朵“黑色花卉”。去年9月9日陈光诚刑满出狱,即被监禁在家,陷入一百多个打手和看守的重重围困之中,他们甚至不准陈光诚夫妇出去看病和买菜。前去探望陈光诚的人,都被人围追堵截在家门之外,有的探望者被殴打,有的东西被抢车被砸。不久前,陈光诚夫妇遭受虐待的视频公开,前去采访的西方新闻记者,也在那里遭到罕见的野蛮袭击。北京十几位法律界和公益维权人士聚会商讨如何帮助陈光诚,结果多人被警方带走讯问,其中律师江天勇遭受警方暴力殴打。

正因为中国有这么多非人性的“黑色花卉”,长期关注中国受害者的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才会在去年12月10日奥斯陆“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典礼上,听挪威戏剧演员朗读获奖者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的陈述》时,没有鼓掌。月前,傅希秋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张敏的采访,坦诚地说出自己在听刘晓波最后陈述的感受:“娓娓道来讲监狱从狱警到管教,多么温情脉脉,多么人性化。我心里很不自在,很难过,我就很难鼓掌。”

◎ 公民网络围观疑案是一个创举

年前,当一个多年上访维权的村长钱云会蹊跷地死在重型车下,大批媒体和公民观察团前往案发地观察调查,引爆了巨大的公共舆论漩涡。互联网像被点燃了火焰,余温至今仍未消退。由这次钱云会事件产生多个公民调查团,他们前去乐清实地调查,整个网络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公民围观团。

这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做法。由于中国的司法不独立,公检法要服从共产党的领导,新闻也受到钳制,因此过去的许多疑案都是黑箱操作,公众无法了解内情。但这一次,面对钱云会疑云重重的车祸,公共知识分子和广大网友一起,以事实和推理,重现车祸的场景,审视当局及其权威判断,不断追踪报道被掩盖的事实,对政府的处理方式提出怀疑。

而当局的所作所为,无一不在加深网民们的怀疑。例如,他们掩盖那些支持谋杀的证据,搜走一些能够揭示真相的设备,对现场证人及其亲属进行抓捕虐待,甚至殴打证人和敢说话的村民,强迫被释放的村民签字承认这是“交通事故”,甚至制造恐怖气氛,对前往调查取证的公民调查团成员进行阻扰、传唤、遣返与查抄。

公共知识分子和网民对钱云会事件的持续关注,它的意义类似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制度。可以说,中国网络公民是一大群志愿陪审团员,虽然他们不能像民主国家的陪审团一样分享司法权,不能切实地形成权力制约,但为了实现社会正义,他们以网络舆论,力图对一党专制下的司法做出平衡,以大众的常识观察分析事件,独立地做出自己的解释。

◎ 滕彪对权力与真相的哲学思辨

流血的严峻现实,促使思想者从中提炼出思想。南非作家库切曾说明他为什么会迷恋“黑色花卉”,是因为“行刑室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隐喻,极权主义与它的牺牲品之间的关系,在这里达到赤裸裸的极端地步。”

在涉及钱云会一案的文章中,著名维权人士、政法大学法学院教师滕彪的《分裂的真相——关于钱云会案的对话》,具有特别的思考深度。几十年来的专制统治,人们对隐瞒真相的事情已经习以为常,而滕彪却在人们熟视无睹的地方发现问题。从钱云会事件中,滕彪揭示出一种哲学的反讽,如一位西方哲学家所说:“荒谬与生活交织在一起;真正的存在就是栩栩如生的矛盾,”

滕彪在此文中用对话体裁来讨论苦难和死亡。文中有两个虚构的对话者——“甲”和“乙”,滕彪说都是他自己,但我们能看出来,真实的滕彪在扮演“乙”的角色。就如苏格拉底式反讽一样,滕彪会提出一些令人迷惑的问题,然后出其不意地展示真相。

在这篇富于哲学思辨性的对话中,处处可见精彩之处。例如,“真相就是权力。真相是生产出来的。寻找真相的主体(人)并不外在于历史、话语,并不外在于生产真相的体制。”“真相!真相!真相死了!这个事件,从网络上疯转钱云会照片那一刻,真相就死了,永远死了!开国大典的照片都能造假,还有什么造不了假!”

“正义才是真相的前提。这里的正义也不是什么抽象概念,而是一系列制度:司法独立、证据制度、诉讼程序等等。”“回到钱云会案。真相就是——没有真相。因为没有权力。周老虎、杨佳案、刘涌案、高莺莺案、聂树斌案、汶川地震、八乘八、文革、镇反……真相是什么?每次我们最有兴趣知道真相时,每次我们都进了‘罗生门’。”

像勇敢的南非知识分子一样,曾被评为中国“十大法治人物”的滕彪并不气馁,他从公民网络围观讨论“钱云会命案”之中看到希望:在互联网时代的后极权社会,对某个事件的见证、围观、言说,形成了意义重大的“公众”。滕彪认为,网络的权力将对传统的暴力系统、宣传系统形成最有力的冲击。

说出真相是无权者的权力。无论“黑色花卉”开得多么邪乎,中国有滕彪、江天勇和傅希秋一类良知的守卫者,希望将始终不渝,在远方闪耀。

(作者赐稿/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11年3月号)

作者附记:
上文涉及的国内维权律师滕彪、江天勇,还有四川作家冉云飞等多人被拘留,陷入“黑色花卉”之中。让我们关注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