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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匮乏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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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本文作者许知远。

历史的复杂性常超越我们的想象,我们以为的规律与惯性,不过是另一种刻舟求剑。

谁又能料到仅仅是解放广场的群众示威、网络上的愤怒,就能把掌握了庞大的军队、警察的穆巴拉克赶下台。

个人的自由意志与创造性,经常打破所谓的历史的惯性与规律,偶然性层出不穷。

反抗的意义并不在于反抗一定要成功,而是抱有对可能性的渴求,能够在最晦暗的时刻,仍怀有对光明的想象。

你必须坚信自己的创造力与使命,同时你又不能过分的自我迷恋,它常常夸大挫败情绪、怜悯自己的脆弱。

中国知识分子对现状不满,但又担心剧烈变化带来动荡,呼唤新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中国会像埃及一样吗?在台北旅行时,我常被这样问到。

应该很难,中国的情况要更复杂,国家机器更强大,社会控制更严密,共产党的体制也更富弹性,而中国民众的忍受力也超越人们想象。我总是这样回答。

事实上,我对于自己的答案没有一点信心。我很清楚,对于中国变革的可能性,我不仅缺乏深入的理解,更为致命的,还丧失了想象力。

我很难想象这个政权突然终结时的场景。在私下里,我已经诅咒了这个体制很多遍。不仅从常识上,还是繁多的政治经济著作里,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都不能、更不应该持续。但是,它会怎样终结?该怎样让这种变革更为顺畅、更少社会震荡?我几乎从未设想过。

这是一种思维上的懒惰?还是蕴涵着某种更深的困境?我可以找出很多借口为自己辩护。知识分子不该成为预言家。近代历史上已经充斥了这样的例证,中国似乎受害尤深。我们也忌谈「革命」。你甚至可以说,此刻的中国生活在一种「反革命」的气氛中。一九四九年的解放已被普遍视作一次失败的革命,它不仅没实现最初的许诺,还意味着重重灾难,蒋介石被重新浪漫化为民族英雄与开明的专制者。这情绪也影响到对于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的评价,倘若没有孙文这样的激进分子,中国或许成为一个成功的君主立宪国家。它当然也与整个知识阶层的失败感相关。我很难确信知识分子在政治与社会变革的本应该扮演的角色,它即使不是中心性的,也该是不可或缺的。但在多年的政治迫害与持续的反智的社会情绪后,这种使命感与中心感已经荡然无存,一种无力感四处蔓延。与其思索那些宏观的、无法左右的问题,不如退回到自己熟悉的小世界。

恐惧新的恶性循环

这些情绪也影响到我的思考与判断。我不敢、也无意去想象未来,因为我无力参与其中。也因为,我恐惧新的恶性循环。「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戏剧在现代中国不断上演,新的解放者经常比旧的压迫者更令人惊恐。可能更重要的是,不管我怎样厌恶这个体制,我仍是这个体制中的受益者。我担心既有的生活秩序被打破。在突然到来的无政府主义与现存的专制之间,我其实默默的选择了后者,它代表着我习惯的秩序与稳定。

很有可能,我的想法与很多中国知识分子都有相似之处。我们或许还一起制造了一种流行情绪,中国社会总是在暴君政治与暴民政治之间摇摆,它像是一种历史的宿命。

但从来不存在历史的宿命。历史的惯性会影响此刻的现实,也常有一些规律会持续。但历史的复杂性常超越我们的想象,我们以为的规律与惯性,不过是另一种刻舟求剑。推翻清政府的不是孙文的革命党,也不是武昌城里的临时起义军,而是曾努力维护旧秩序的立宪派。而谁又能料到仅仅是解放广场的群众示威、网络上的愤怒,就能把掌握了庞大的军队、警察的穆巴拉克赶下台。埃及的转型当然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但这丝毫不减弱推翻一个长久独裁政权的成就;穆巴拉克下台的原因也当然复杂,统治精英内部的分裂至关重要,广场上群众的意外的爆发力量才是催化剂。而这政权更迭的代价,则比人们预料的要小得多。

更重要的是,个人的自由意志与创造性,经常打破所谓的历史的惯性与规律,偶然性层出不穷。一年前,我在埃及旅行时,人们期待的是巴拉迪,一位诺贝尔奖得主、世界性声誉的自由派,回到埃及领导反对运动。但当革命发生时,一些从未预料到的人物成为运动的核心,给予运动需要的能量与方向。

很有可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解放广场的场景不会在中国发生。但这不该影响我们对于中国未来的想象力,为可能到来的变革做出智力与情感上的准备。反抗的意义并不在于反抗一定要成功,而是抱有对可能性的渴求,能够在最晦暗的时刻,仍怀有对光明的想象。而这一切的前提是,你必须坚信自己的创造力与使命,同时你又不能过分的自我迷恋,它常常夸大挫败情绪、怜悯自己的脆弱。

我知道,自己仍距此相差甚远。

□ 《亚洲周刊》二〇一一年第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