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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咚:社会不公是民众心理期待惹的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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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公共权力在维护社会公正中的作用,却对维护宪法权威和以法治国只字不提。

作者别有用心地指出,“如果个人缺乏公正之心,总想在社会分配中多占便宜甚至不劳而获,必然导致极端个人主义,带来社会的非理性,使整个社会陷入无序状态。”再次居心险恶地将社会不公的罪责栽到无辜的民众头上。

2月1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载了任理轩的署名文章《理性看待当前的社会公正问题》,洋洋洒洒七八千字。“任理轩”显然是笔名,看来这位作者倒有些自知之明,晓得文章一出笼,势必要被公众的口水淹没,因此不敢露出真面目。

这篇文章煞费苦心地为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日益严峻的“社会不公”问题进行辩护。作者以惯用的“八股腔”对“社会公正”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认为“社会公正是历史的”,“社会公正是一种历史现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社会是否公正有着不同的衡量标准,社会公正也呈现出不同的内涵。”“社会公正是相对的”,“看待社会公正问题,应防止落入平均主义这种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都颇具诱惑力的窠臼中。”“我们所追求的社会公正,是要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但不是要否认差别、消灭差距,而是在承认差别的基础上将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内,进而充分挖掘每个社会成员的潜力,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社会公正是具体的”,“社会公正要求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权利在社会成员之间合理分配,各种义务合理承担,但具体如何分配与承担才是合理的,在具体的领域又有具体的内涵和具体的标准。”

可笑的是,文章以“马克思主义”自居,对中国的社会不公现象进行了“历史的”、“唯物的”、“辨证的”分析,然而却荒谬地得出了“唯心主义”的结论,认为中国的“社会公正”问题之所以越来越严重,是因为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下,公众的主体意识越来越强,对社会公正的期待也有了“跨越式”提高,超越了社会发展步伐。

文章如此苦心孤诣立论的目的是想说明,中国“在实现社会公正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此作者重点列举了经济、社会领域的三个论据,“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人们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自主选择的程度大大提高,个人的能力素质对个人的成功起着越来越关键的作用。”“社会流动逐步畅通,社会成员不再简单地被划分为干部、工人以及城市居民、农村居民等身份。尤其是城乡壁垒逐步打破,城乡之间的流动更加顺畅,广大农民可以进入城市谋生甚至可以转变为市民。”“加大扶贫力度,农村贫困人口从改革开放初到现在减少了2亿多人;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城乡义务教育全部免除学杂费;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低保等制度的实施使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得到保障,而且低保标准在不断提高。”

然而对公众来说至关重要的政治领域的“社会公正”,作者则一笔带过,语焉不详。这恰恰表明了中国在实现公民政治领域的“社会公正”方面乏善可陈,甚至存在广泛的问题。但文章在随后罗列的“社会公正”问题时避重就轻,仅仅把“由于体制机制不完善导致的权钱交易等腐败问题”当作政治领域社会公正的主要问题,刻意回避了公民在享有政治权利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更为吊诡的是,文章不从现有政治体制、法律制度等方面分析“社会公正问题日益凸显”的深层原因,即使提出体制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也将之诿过于社会转型带来的必然结果,并片面地将社会公正问题归咎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公众的心理期待,从而“为尊者讳”,开脱责任。

文章最后强调,理性看待社会公正问题,妥善解决社会公正问题,应突出三个重点,即认识到位,将社会公正作为事关社会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问题;举措得力,实现科学发展,不断做大蛋糕,努力分好蛋糕;形成合力,政府承担主要责任,社会发挥协同作用,个人培育公正之心。

这篇文章通篇采取“先入为主”的态度,试图通过舆论导向,廓清社会上对“社会公正”问题存在的种种“错误认识”,消除公众的疑虑和不满,并将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中国在社会公正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上来,转移到那些似是而非的政策举措上来。然而它所立论的观点、论据、方法乃至于提出的对策,都是苍白的,缺乏说服力的,只能引发公众更强烈的反感,引起人们对社会公正问题更深切的担忧和更执着的探索。

文章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公正问题的存在是必然的,而公众对社会公正的心理期待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

然而事实是,中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好、最善良的老百姓。在突尼斯,一个菜贩的遭遇诱发了一场革命,而在中国此类现象屡见不鲜,但公众却在现实面前低头,忍气吞声。与作者观点完全相反,公众对社会公正的期待是“历史的”、“相对的”、“具体的”,不仅没有超越社会发展的步伐,超越时代,倒是在大多数时候显得过于礼貌和文雅。

首先,公众对社会公正的期待是“历史的”。社会主义自称比资本主义更先进、更文明,在社会公正方面也应该更优于资本主义。虽然处在“初级阶段”,但按照理论家们的定义,从根本上来说,社会主义社会是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既然如此,社会主义社会里实现社会公正的水平,理应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充分,更完满,即使是在所谓的“初级阶段”。中国公众在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形态里对社会公正提出更多更高的期待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他们并未依仗于此,反而在社会公正方面提出的要求都是最基本的。比如,中国公众对政治权利的主张,完全在《宪法》里对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范围内的,并没有超越历史阶段,提出过分的要求;又比如,公众对社会保障体系的期待也并未比资本主义国家民众的要求高,实际上,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距甚远。

其次,公众对社会公正的期待是相对的。中国公众从未追求绝对的社会公正,历史上所有提出“平均主义”主张者都是利用民众朴素感情的政治投机家。公众对社会公正的期待,都是基于自己所处的社会阶层提出的与之相应的要求,一个货车司机对社会公正的期待,绝不是希望过一个亿万富豪享受的生活,而只不过是希望保持温饱乃至小康的生活处境;一个乡村教师的憧憬,也不过是能够按时足额拿到工资,退休生活有保障。他们对社会公正的期待都是相对的,而从未像本文作者所指出的那样,超越时代、超越自己的社会阶层非分妄想。

第三,公众对社会公正的期待是具体的。中国公众在希望享有起码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同时,并未忘记自己所要履行的相应义务。除此之外,他们的期待都是实实在在的,毫无夸饰。比如对政治权利,公众所期待的不过是最基本的人的尊严和公民权利,这些权利都是在宪法里已经做出明文规定然而事实上在现实中从未认真落实过的。而且,公众在希望实现自己的基本权利的同时,并未打算损害别人的权利。比如本文作者指出的,“我们不能将经济领域的等价交换、公平竞争甚至优胜劣汰原则简单套用到社会领域,无视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需求。”相反,公众比这位作者更具同情心,对待弱势群体,绝大多数民众希望给予特殊照顾,以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

至于作者提出的三个对策更是官样文章的“代表作”。所谓的“认识到位”是典型的“人治”思维的反映,是赤裸裸的官本位思想。将问题的解决寄希望于引起领导重视,只会加剧原本已经严重的官本位主义,加剧“人治”,这是与时代精神相悖逆的,也是反进步的。中国改革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要从根本上消除“人治”的土壤,消除官本位主义,建立人本主义,以法治国。作者不仅没有遵循这一进步的历史潮流,反而继续鼓吹“领导重视论”,从长期来看,势必将加剧社会不公,引发更严重的社会危机。

所谓的“举措得力”完全空洞无物,一本正经说些官话套话。科学发展是没错,问题是如何实现科学发展?作者对关键问题视而不见,喋喋不休唱高调。又比如“切好蛋糕”,所论者不过是“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等陈词滥调,并未根据社会公正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有效的措施。由此也说明本文的着力点不是为了解决社会公正问题,而是教化公众驯服,不要“超越经济社会发展”对社会公正进行盲目期待。

而在所谓的“形成合力”中,作者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一是强调了政府的主要责任。二是强调了社会协同作用。三是强调个人要培育公正之心。

这里对政府责任的强调,是对前文“领导重视论”的进一步深化。作者称,“没有公共权力作保证,没有完善的制度为保障,社会公正的实现很可能寸步难行。”这种观点仍然在突出公共权力在解决社会公正中的主要作用,然而正是公共权力的泛滥和失去制约导致社会公正问题大量出现,不仅培育了一个广泛的特权阶层,而且围绕这个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特殊利益集团,特权阶层和利益集团相互支撑、相互支持,使贫富分化趋于严重,一方面少数人掌握了大量权力和利益,另一方面多数人享有的权利微乎其微,为生存而挣扎。

强调公共权力在维护社会公正中的作用,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公共权力”?我们需要多少“公共权力”?政治体制改革喊了多年,也试行了多年,但公共权力不是减少了,而是扩大了;不是受到更多的监督和制约了,而是大量被滥用,腐败现象愈演愈烈,愈加普遍就是显著的证据。在此情况下,作者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对政治体制滞后蜻蜓点水、言不及物,片面倡导公共权力在实现社会公正方面的作用,无异于缘木求鱼。

强调公共权力在维护社会公正中的作用,却对维护宪法权威和以法治国只字不提。大量社会公正问题的存在就是因为有法不遵,或者法律制度没有规定到。因此,维护社会公正就需要突出宪法、法律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以宪法为根本,以法律为准绳,切实将法治作为彻底克服人治的根本措施。

而对个人公正之心的强调无疑在呼应文章中人对社会公正的心理期待超越经济社会发展。作者别有用心地指出,“如果个人缺乏公正之心,总想在社会分配中多占便宜甚至不劳而获,必然导致极端个人主义,带来社会的非理性,使整个社会陷入无序状态。”再次居心险恶地将社会不公的罪责栽到无辜的民众头上。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