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菁菁远山:拷问“绝不”论者的道德底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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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反复强调,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

虽然我们看到政治体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关键时刻,但主流话语同时提出“积极稳妥”和“绝不”二说。

“绝不”等于为改革限定了一个空间,如果想越“雷池”一步就算违规。

那么这个空间有多大呢?我们从这个完整的句子——“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上就可以看出,我们腾挪的空间几乎不存在,因为“西方的那一套”是指普世价值主导下公民社会,以及建构于其上的相互制衡又接受普遍监督的权力。

现实告诉我们,中国的一切问题就是出在权力不受制约,同时又在制度设计上排斥了体外监督,在这种威权体制下,公平正义无法保障,贫富差距日益突出,社会已经被无所不在的权力无情地吞噬,权贵资本横行无忌,腐败如水银泻地般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中国社会治理目前已经进入到了高成本,高风险,低效率的时代,如何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是一个异常紧迫的问题。

历史遵循相同的规律,中国的种种现实也表明,从威权体制向民主宪政的转型之“势”已经不可阻挡,眼下只是如何顺应潮流的问题了。否则,“逆之则亡”就是抱残者的谶语。

高成本的社会在拷问“绝不”论者的道德底限

成本是经济学上的一个概念,但当把它引入到社会和政治领域时,更有助于人们对政治体制良莠的判断,进而形成强烈的共识并推进改革的实施。当社会运行成本已经极端昂贵且难以承受其重时,随着执政合法性的递减,整个社会处在一种动荡和风险中,如果此时执政者以“维稳”替代改革,就会是“死路一条”。因此,聪明的执政者总是会在关键时刻与社会达成共识,不追求于“刚性稳定”,从而实现政治的转型和社会的重建,尽管这一过程不能一蹴而就,但必须让改革永远地走在革命的前面。在某种程度上看,如果说这是考验一个政治家的勇气和驾驭政治的能力,毋宁说是在观察一个人的道德担当。因为改革是利益的调整,也是对公平正义的捍卫。因此,当一种社会管理体制已经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公平正义的缺失使社会失序已致失控时,是否坚决地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执政者道德底限的拷问。

在一个话语权处于高度垄断而信息控制无所不在的状态下,尽管共鸣已经形成,但因为没有权力的背书,已经形成的共鸣就无法成为社会共识,在这种情况下,瓦釜便假黄种大吕之名大行其道,不断地颠覆人们的智力。当此之时,由于既得利益者与话语垄断者的身份高度一致,相形见绌的观点便成为便成为一种不可逾跃的社会准则。因此,虽然我们看到政治体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关键时刻,但主流话语同时提出“积极稳妥”和“绝不”二说。当然这二者绝不矛盾,因为改革是任何社会都要时刻面对的东西,在任何一种语境中,“积极稳妥”都是适用的,而“绝不”似乎就明确了很多,他等于为改革限定了一个空间,如果想越“雷池”一步就算违规。那么这个空间有多大呢?我们从这个完整的句子——“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上就可以看出,我们腾挪的空间几乎不存在,因为“西方的那一套”是指普世价值主导下公民社会,以及建构于其上的相互制衡又接受普遍监督的权力。而现实告诉我们,中国的一切问题就是出在权力不受制约,同时又在制度设计上排斥了体外监督,在这种威权体制下,公平正义无法保障,贫富差距日益突出,社会已经被无所不在的权力无情地吞噬,权贵资本横行无忌,腐败如水银泻地般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事实上,这种国家主义与利维坦怪兽并没有多大的分别。但当令的世界上民主的浪潮已经吹过三浪,我们曾经被残酷地打到了沙滩上,错过了一个良好的机遇,面对全球化的世界和国内日益强烈的民主诉求,“绝不”论者应该彻底地反思了。如果在千载难逢的机遇面前坐失良机,为了一已之私而罔顾人民的福祉,那会被载入历史的。当改革的共识破裂,社会的危机将会进一步加深,那么执政合法性也就会完全丧失,这样的结果是谁也不愿意见到的。

中国这个13多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已经成为全球经济规模老二,而其财政收入在2010年已经达到83080亿元,比上年增加14562亿元,增长21.3%,四年翻了一番,也同样居世界第二。当然,如果算上地方政府和权力部门变为体内循环和集体腐败的灰色收入,要远大于这个数据,这部分收入到底是多少,因为无法统计的原因只能估算,但绝对不会是个小数目,对此,王小鲁曾经做过粗略的估算。但就是这一块剩下的蛋糕,也是足够庞大的,它对应的是全球税负痛苦指数全球第二的国民。财政部发布公告称,中国2010年全年财政支出总计人民币8.96万亿元,而这些钱都用到哪里去了呢,可以这样地说,除去必须用一大部分用于盲目投资以巩固执政合法性外,剩下的绝大部分是用来养这个昂贵的政府的,只有一小部分用于民生及其它方面。因为要维护一个没有公平正义的社会是要付出高成本的,而且这种代价随着社会的越来越“刚性”,它的代价就越大。一叶之秋、窥斑见豹,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就可洞见一斑。

糟糕的制度设计让反腐败付出高昂的监督成本

中国有一支世界上最大的反腐队伍,他们由四个团队构成,分别是纪检、监察、反贪局和预腐局,有人计算过,这四支队伍四倍于其它一些其它的国家。但中国的现实是,政府总是回避财政公开和官员财产公开,权力之间又没有制衡,反腐败成为权力者的私事,沦落为权斗的砝码。因此,我们看到的是腐败的漫漶扩散无止无休,而迫于社会的压力,政府在不进行制度改革的前提下不断地投入财力和人力,不断地推高成本。殊不知这种骑墙观望式的权力反腐制度已经让反腐败成为一个永无休止的战场。

今年2月7日《新快报》报道,因为揭露广州地铁三号线北延段工程验收报告作假,钟吉章先是被调离原岗位,工资减少近三分之二,后来被恐吓“抓走”。再后来,原本打算聘请他当总监的公司,因看到关于他的新闻,也销声匿迹。再往后,有关方面终于“给颜色瞧”了。2010年12月底,钟吉章所在的单位以合同到期为由,不再续聘他。“冒死爷”钟吉章下岗了。我们真不知道这是真反腐还是假反腐,如此的作为只能算零效率,如果反腐败只是一种“权力选择”,那么这么一个庞大的机构不仅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它将会使腐败愈发严重,因为有资本腐败的权力总是大规模存在的。一个社会之所以需要制度,就是因为制度的存在可以节约成本,如果一种反腐制度提高了反腐败的成本,那就还不如没有的好。

诺思说:“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但要维持一种制度是需要一定的投入的,这种投入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等诸多方面。在一个制度的形成至完善的的循环过程中,可分为制度形成成本、制度执行成本、制度监督成本、制度变迁成本。监督是决定管理有效性的核心因素,从我国反腐败的成效上看,我们在付出高昂的成本的同时,其有效性却微乎其微。

“为官位服务”的潜规则无限推高了管理成本

中国官场奉行权力为王,而权力的来源则是来自于更高的层级。权力主导一切的结果就是有了权力就有一切。所以,这种权力来源的倒错让官员们只知道对上负责,为了做官而做官成为最现实的逻辑的官场上的唯一宗旨,只要对自己仕途有利,就无所不用其极。因此,这一结果导致是是普遍的不作为。而升官是需要资本的,在市场经济时代,金钱是实现这一途径的基本条件,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如果相对安全,在金钱上他们无所不为。当然,最终打造出的必然是一个无序的社会。

今年1月13日,中共山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山西省监察厅联合通报了2010年查处的五起腐败案件。其中,大同市原副市长王雁峰、前公安局局长申公元严重受贿案再次引发舆论焦点。2004年12月17日,山西省左云县店湾镇红窑沟煤矿突发事故。矿主李克伟为瞒报此事,将井口封死。4年后,此事经矿工联名举报后获中央高层批示。2009年2月18日,大同市公安局发出B级通缉令通缉李克伟,原因是涉嫌“重大责任事故”。 据称,为瞒报红窑沟矿难,李克伟至少动用了上亿资金和多层关系。可见,绝对的权力完全可以让能够影响自己仕途的事情消失真相,但却导致了社会失范和混乱。但它又反过来推高了管理成本,让管理永远也走不出治乱的]循环。

潜规则主导下的官场必然是充满谎言和暴力的,当它演变成为社会灾难时,这种成本就无法计算了。在上世纪90年代 ,朱镕基到安徽南陵县视察粮仓时,当地官员连夜派人添满空仓,等朱镕基满意而去后,粮食又被运走。 当这一现象普遍存在时,就极有可能让决策失误,从而祸国殃民,三年自然灾害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隐性的激励机制让行政开支成为无法填满的无底洞

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庞大的公务员队伍,而要保障这样一个庞大的队伍,如果没有可靠的经费来源,是无法保证这个官僚体制运行的。有一组数据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根据财政部综合司研究报告,1978年以来,中国行政管理费增速总体快于财政支出的增速,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总体呈上升趋势。1978年-2006年,中国行政管理费支出年均增长19.3%,明显高于同期财政支出13.7%和GDP15.6%的年均增速;行政管理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978年的4.7%提高到2006年的18.3%。而现在行政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已经超过了20%。但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在5 % 左右。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研究发现,从1978年到2006年,财政支出中用于行政管理的费用增长了143倍。

为什么中国的行政费用居高不下,其原因在于政府隐性激励机制的存在。要维持这个只向上级负责的官僚机器的运行,维护稳定的大局,超脱的权力必然会让这个维稳的机器适应权力的好恶来进行运转,如果没有激励机制,就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我们看到尽管财经制度比较健全,但因为没有社会监督,所以“三公”支出当然地成为了隐性激励机制运作的平台。事实上,如果推行财务公开,这种隐性的激励机制便宣告破产,而建立新的平台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它会影响到现体制的运行。因此我们发现,每当社会要求政府公开财政收支时,都是无果而终。中国的“三公”,即公款招待费、公车支出费、公务考察费到底是多少,就连财政部都说不明白。前不久,郎咸平说已经每年达到1.8万亿元,大约是军费的3倍,我想至少是这样,只是不知道他是否计算了权力部门的灰色收入。需要强调的是,“三公”消费是刚性的,他只能增加不可能减少。

令人无语的是,在一个行政成本异常大的社会,居然它的的公务员制度让社会死气沉沉,整个社会的资源都在权力的操控下,仕途成为人们的唯一追求。2010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吸引了140万人争抢1.6万个职位,学而优则仕的传统重新回归。这说明中国社会已经是权力主导下的社会,权力对社会资源处于高度的掌控状态,权力为王的代价是市场已经成为权力的玩偶,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已经不复存在。

诚然,中国社会治理目前已经进入到了高成本,高风险,低效率的时代,如何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是一个异常紧迫的问题。

有据可查的是,中国的“维稳”费用在2009年已经达到了5000多亿元,已经和军费开支比肩。而且这种用钱买稳定的做法是不可持续的。柳宗元说:“夫弊政之大,莫若贿赂行而征赋乱” 他在《封建论》中曾分析了中国社会分封制暴露出的种种弊端,认为实行郡县制是历史的必然,“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可见,历史遵循相同的规律,中国的种种现实也表明,从威权体制向民主宪政的转型之“势”已经不可阻挡,眼下只是如何顺应潮流的问题了。否则,“逆之则亡”就是抱残者的谶语。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