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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盛友:从开罗看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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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谢盛友,1958年出生于海南岛文昌县,中山大学德国语言文学专业学士(1983),德国班贝克大学新闻学硕士(1993),1993-1996在德国埃尔兰根大学进行西方法制史研究。著有随笔集:《微言德国》、《人在德国》、《感受德国》、《老板心得》、《故乡明月》。1994年荣获台湾中央日报征文首奖(《中国人的代价》)。现任欧洲《European Chinese News》出版人,华友集团总裁,欧洲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德国班贝克大学企业文化专业客座教授。

现在,面对开罗,我认为, 89年的六四至少不是一场“动乱”。当年北京的学生“领袖”,他们的确有理、有利,但是,没有做到有节。

亲爱的同学:

开罗的革命是否成功了,全世界人都在拭目以待。

面对开罗,你们都请求我讲一讲六四,我不是不愿意讲,我不知道我该讲些什么,况且,一提到六四,我心如刀割,就想哭,话到嘴边,就难以出口;况且,我不是直接参与者,我只是“隔岸观火”,讲出来的话,一定是一面之词。既然你们也这么关心六四,可见了解六四真相是多么的重要。

1989年4月8日早上,胡耀邦在中南海怀仁堂参加十三届四中全会前夕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开会期间,胡突然心脏病发,随即送至北京协和医院,情况虽没过危险期,但一直稳定;至4月15日早上,胡耀邦突然因急性心肌梗塞,抢救无效于早上七时五十三分逝世。胡耀邦逝世后,随即翌日在北京主要高校校园内,出现形形色色的大字报,借悼念胡耀邦,批判1986年令胡耀邦下台的“老人政治”。基于对胡耀邦遭遇的同情,和其开放清廉形象的尊崇,加上对改革开放以来引发的官倒,与贪污情况严重的不满,使当时的青年学生纷纷出来悼念胡耀邦,以至引发后来的学生与民间联合运动,并导致近代著名的六四事件发生。

我们八十年代这些留学生,有的已经海归,有些甚至担任部长。每年两会期间,我们都寄希望近距离靠近中央权力的同学,在人大开会时提出议案:“四•二六社论”是否可以重新讨论?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又称“四•二六社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人民日报》于1989年4月26日在头版头条刊发的社论,内容针对之前全国各地学生因悼念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胡耀邦,而发展出来的学生游行活动进行了批评,并将学生活动定性为动乱。

这篇社论是由国务院总理李鹏下令,胡启立组织,曾建徽执笔起草,社论的大部分内容得到邓小平的支持。1989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将政治局会议和邓小平的看法,通报赵紫阳和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等。李鹏还要求胡启立负责,由曾建徽起草《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后称“四•二六社论”),当晚就在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社论全文。社论称,“有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 利用学生制造混乱,“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团结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社论发表第二天,在上海担任市委书记的江泽民,以市委的名义召开万人基层党员干部大会,要求党员群众认真学习四•二六社论精神,制止动乱;北京也召开万人基层党员干部大会,李锡铭发表讲话,称要维护首都社会稳定,批评学生是在搞“文革”,是制造动乱。

四•二六社论的发表在中国基层引起反弹,很多人对将事件定性为“动乱”表示不满,很多大学党委组织报告中也有不满,称社论的发表在学生中有很大抵触情绪。

亲爱的同学,我和你们的父母亲经历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动乱,这是中共中央定性的,我们是在十年动乱中长大的,我们深知,我们在国内亲身经历的文革和在海外看到的1989,其“动乱”的情况和程度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真的很想知道真相。

同学,六四真相大白有很多好处:

第一、若真的是动乱,中央领导人会教育公民,请今后不要动乱,我们相信,大多数中国人都不喜欢动乱,都想过安定的日子的。

第二、若不是动乱,那么那篇社论是错误的,讨论一下未尝不可?

第三、大学者阿克顿说“历史的教训就是,人们往往没有从教训中吸取教训”,我们中国人是希望从历史中总结和吸取教训,吸取和学会教训,做到今后不犯同样的错误。

你们让我谈六四,过去,我认为六四是一场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经过二十多年的思考,如今我认为,六四不是一场民主运动,因为89年的中国,不同于东欧,这里有哈维尔、索尔仁尼琴这样的思想家,他们的理论背景推动着东欧民主运动的车轮,而中国没有。

也不同于台湾的民主运动,那里有殷海光、胡适、雷震、傅斯年这些理论家在推动,而在大陆,没有。

现在,面对开罗,我认为, 89年的六四至少不是一场“动乱”。当年北京的学生“领袖”,他们的确有理、有利,但是,没有做到有节。

当国内开始戒严时,在海外的留学生个个看电视,个个都惊呆了。朝野对立成了难以化解的僵局。这时候有一个人站出来提出一个方案:学生和政府各退一步海阔天空,学生撤回去,人大常委会使用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对“国务院的戒严令”进行违宪审查。提出这个方案者就是当时的四通总裁万润南先生。

如果当年学生们都听老万的劝告,接纳了这个方案,六四肯定不是那样的结局。

(作者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