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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炳啸:为革命的正当性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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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革命的正当性辩护
——也谈埃及革命及其意义

越是贪恋权位,权位越是丧失得彻底。而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万古不易、颠扑不灭的真理。

人民不到迫不得已、忍无可忍的境地,绝不会随随便便地去鼓动风潮、参与革命。但是,当那些既不清醒也不明智的执政者拒绝改革、拖延改革并且欺骗愚弄人民的时候,当曾经的革命者(如蒋介石)沦为了压制革命力量的反革命屠夫的时候,建设一个新中国的人民民主革命的正当性就变得无可置疑、势不可挡了。

对革命的代价应负历史全责的只能是那些既不清醒也不明智的执政者们。而要想避免使国家和人民遭受动荡甚至不可控风险的革命,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执政者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和明智,始终和人民站在一起,始终站在时代进步潮流的最前列,始终以远见卓识和稳健科学的顶层设计思维引领改革纵深推进,始终在时代的最前列、在人民之中保持对于改革进程的领导力,坚决把改革作为一场革命来奋勇推进。

近来很忙,本来没功夫插嘴埃及革命的是与非。在我看来,一切本应是泾渭分明,无需我再废话。但是让我很错愕的是,今天遇到一位不相熟的朋友,见面聊起选举网上关于埃及革命的争论,他竟然颇为同情地对我说:“我觉得你的那位战友宋鲁郑说的很客观,但是自由派都攻击他。”什么时候,废寝忘食、笔耕不辍地坚决反自由、反民主、反革命、反社会主义的宋鲁郑先生居然成了我的“战友”?这让我大为不悦,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说宋鲁郑先生反自由、反民主、反革命,这是“宋鲁郑之心、网人皆知”的。可是,说他反社会主义,有人也许会不同意。那是因为,很多人并不真的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宋鲁郑先生当然更不懂。在马克斯看来,致力于改造不合理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最根本一条“首先就是争得民主”,把“官僚国家”和“阶级国家”改造为“公意国家”,并不断推进这种公意国家的社会化进程,使国家权力回归政治社会(即公民社会,与“市民社会”或“个人权利”“市场力量”的概念不同),并最终消灭国家,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也即公民社会自治。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伦理基点就在于人民革命的正当性不容置疑。

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当宋鲁郑先生在处心积虑地论证妥协的必要性时,却忘记了马克思最反对妥协主义。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强调“宪法的基础是普选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6页),而且指出“选举法还需要一个东西作补充,即新的新闻出版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3页),但是,在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甚至是被政客玩弄的时候(如问世了“扼杀”新闻出版自由的《新闻出版法》),人民就松劲了、妥协了,所以,马克思批评人民在“最后的决定性时刻又拖延了下来,人民松了劲,他们已经习惯于合法的胜利而不再去争取革命的胜利”,以致于“所取得的胜利化为乌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1页)马克思甚至不无讽刺地指出:“资产阶级既然将它一向用来掩饰自己并从中汲取无限权力的普选权抛弃,也就是公开承认:‘我们的专政以前是依靠人民意志而存在的,现在它却必须违背人民意志而使自己巩固起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6页)同时,新的新闻出版法“扼杀了所谓的革命报刊;人民把这些报刊的死亡看成是对废除普选权的报应”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3页)。

恩格斯对于革命有着更为精辟的解读。在他看来,统治者“以为自己的地位比任何时候都巩固的时刻”,才是他们真正最危险的时刻,也正是“中间阶级”“最接近自己的胜利”的时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2~483页)。恩格斯进而雄辩地指出:“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那种迷信的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强烈地、普遍地感觉到,因此还不能保证立即获得成功;但是,任何人企图用暴力来压制这种要求,那只能使它越来越强烈,直到它把自己的枷锁打碎。”“突然爆发的运动,不是个别人活动的结果,而是民族的要求和需要的自发的不可遏制的表现,每个国家的各个阶级对这种要求和需要的认知程度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已清楚地感觉到,——这已经是一件公认的事实。”(《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3页)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宣示:“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埃及革命成功后,电视新闻播放了一则采访一个老船工的新闻,老船工抱怨说抗争使得他无端损失了18天的生意,影响了他的生活,而这种对于民主革命的态度正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小市民的反动性”)“总之,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最后,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与协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307页)可见,在马克斯看来,支持一切被压迫者的抗争行动、支持一切反对专制统治的人民革命是社会主义运动的生命,也是共产党人的唯一正确的立场。共产党人如果不同争取自由解放的人民力量始终站在一起,那就是政治蜕变的开始。

反对革命的人们近年来在不断地形成强大声浪,一会儿“告别革命”,一会儿错误地理解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角色转换,以为中国共产党理应放弃革命性,而应沦为实用的执政利益主义的国家秩序党(笔者认为,角色转换只意味着执政的共产党必须放弃在革命时期所不得不采取的非正常手段——如与非法斗争处境相联系的权力高度集中、秘密指令、暴力对抗、内部肃反、革命利益压倒法律权威等等,而不是说共产党执政了就应放弃作为先进政党的革命性——也即始终推进社会变革、始终反对和革除既得利益者的保守性、不断地改造现实世界直到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社会理想的革命的不妥协性)。保守的自由主义者哈耶克更是坚定的反革命,主张自然地演进理性,反对革命的构建理性(我曾撰文对此予以了有力批驳,见《宪政是个好东西》)。在这些反革命的保守思潮影响下,出现了大量的否定辛亥革命、否定人民民主革命的历史意义的言论,似乎妥协与改良是唯一正确理性的选项。

对于前苏联和东欧地区的革命,一些人也予以反对,似乎人民理应保持理性,理应拒绝革命,与执政者妥协合作,寻求演进理性的自然过程。

但是,当那些被既得利益集团绑架的既不清醒也不明智的执政者一个个自觉不自觉地成了“稳拖派”(如错过1898年最佳改革时机仍旧在新政时期大搞“皇室内阁”、步步“稳拖”而又不得不步步退缩的史上最愚蠢的清末皇室)、睁眼瞎(如被歌功颂德冲昏了头脑的看不到执政危机的袁世凯和那位踌躇满志的独裁者齐奥赛斯库)和浪漫主义幻想症者(如倡导“改革新思维”却缺乏稳健理性的改革顶层设计与积极务实的改革行动的戈尔巴乔夫)甚至是暴力依赖癫狂者(如撕毁“双十协定”、拒绝自由主义宪政、妄图用武力清除反对派势力的蒋介石)的时候,革命就成了唯一可能的选项和必然的结局。

梁启超先生曾说:“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也。”无数的历史经验证明,革命的真正制造者和最有力推手正是那些既不清醒也不明智的拒绝真正改革的保守主义执政者。如果1998年维新变法得到了执政集团的理解和支持,那么也许今天的中国仍然是一个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英国式的立宪君主国,而光绪则成为了领导中国走向自强的“明治天皇”,慈禧则成为了“中兴圣君”背后的伟大女政治家;如果袁世凯头脑足够清醒而明智,致力于发展宪政民主制度,那么今天他仍然是中国民国的“华盛顿”,而袁家则必然成为民国不朽的望族,接受一代代民国公民们发自内心的尊崇;如果蒋介石不一意孤行,遵守“双十协定”,那么今天他仍旧是中华民国历史上领导中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真正站立起来并开创了自由主义宪政民主新纪元的中国的“林肯”。说得近一点,如果穆巴拉克在突尼斯革命爆发之时甚至之前,就能主动积极地推动宪政民主改革,宣布自己和儿子绝不参选下届总统,而且立即着手完善宪政体制,选择深得民心并具有民主精神的接班者一起致力于埃及的宪政民主事业,那么不仅不会发生埃及革命,而且他还会被埃及人民刮目相看,流芳百世,而且家族曾经的既得利益也会获得应有的尊重,正如台湾转型之后蒋家所享有的社会尊重一样(都是得益于蒋经国的清醒与明智)。总之,越是贪恋权位,权位越是丧失得彻底。而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万古不易、颠扑不灭的真理。

人民不到迫不得已、忍无可忍的境地,绝不会随随便便地去鼓动风潮、参与革命。但是,当那些既不清醒也不明智的执政者拒绝改革、拖延改革并且欺骗愚弄人民的时候,当曾经的革命者(如蒋介石)沦为了压制革命力量的反革命屠夫的时候,建设一个新中国的人民民主革命的正当性就变得无可置疑、势不可挡了。

在革命的前夕,未来政治的风向标不是看传统势力与权势者地位表面上看如何稳固和军队力量如何忠诚(蒋介石在抗战后的影响力一度如日中天,军队绝对忠诚,美国盟友也扶持,但还是败了),而是要看普通公民的普遍政治情绪与朴素的政治认同。这在埃及革命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我的妻子正好在今年1月初出游埃及,在埃及等地停留了近十天。她回来后感受最深的事情,一是感觉埃及的古代文明令人惊叹,但今天的社会发展确实要比中国落后几十年;二是在与普通埃及民众接触中(如导游和攀谈的市民),民众明显流露出对独裁专制三十年的穆巴拉克家族的反感甚至是厌恶情绪(尽管埃及也许比一些民主国家在腐败指数上还会好一些),——要知道,当时埃及革命还没有开始,但是普遍不满的政治情绪已经积蓄已久了。我不知道穆巴拉克及其身边的智囊们是否保持着政治嗅觉的灵敏性,是否清醒地意识到这些,但是,他错过了成为埃及的“蒋经国”[①]的最有利的时机。当他被迫提出宪政改革的时候,已经行动起来的人民却不再信任他了,人民的正义要求只有一个:穆巴拉克滚蛋!

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的穆巴拉克灰溜溜地滚蛋了!于是,宋鲁郑等等先生们又开始连篇累牍地借着“革命之后的新问题”来继续阐发“反革命”的伪理论。其实,革命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革命之后怎么办”的问题在革命之后有解决得好的,也有解决得很糟糕的。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有反复的较量,曲折中进步,螺旋式上升,这一点也不奇怪。马克思对于所有被压迫者的抗争性革命——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无论是革命之后发展顺利还是不顺利,都予以了充分肯定和支持。这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因为,革命的成功还是失败,抑或是革命之后发展得顺利还是不顺利,原因和因素都很复杂,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也可以不断总结革命成败的经验与教训,但是,对于革命的历史评价问题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不能轻易否定美国二次革命、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辛亥革命和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等等革命历史事件的正当性与历史意义。埃及革命之后怎么办?这是在我们首先高度评价埃及革命的历史意义的前提下,需要埃及人民在当下加以冷静思考、讨论和抉择的新课题。

那么,谁应当对革命的非理性代价负责?革命能够避免吗?我认为,对革命的代价应负历史全责的只能是那些既不清醒也不明智的执政者们。而要想避免使国家和人民遭受动荡甚至不可控风险的革命,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执政者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和明智,始终和人民站在一起,始终站在时代进步潮流的最前列,始终以远见卓识和稳健科学的顶层设计思维引领改革纵深推进,始终在时代的最前列、在人民之中保持对于改革进程的领导力,坚决把改革作为一场革命来奋勇推进。邓小平说,改革也是一场革命。诚哉斯言!只有当改革也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排除既得利益集团阻力、革故鼎新、在法治的轨道上开辟历史新纪元的一场有序革命的时候,这种改革才能真正有效地避免那种自发的无序革命的灾难,把人民的参政热情吸纳到宪政法治场域中,并在宪政民主训练中不断增进公民理性、公共精神。这就是埃及革命对于我们的启发意义。

民主革命的道路从来都不是坦途,但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还是让我们真诚地向埃及人民祝贺!为埃及的宪政民主进程祝福!

[①] 我并不主张中国大陆学习蒋经国当时的政治改革举措,事实上,“蒋经国模式”不适宜也不可能在大陆复制,但是对于蒋经国晚年的政治改革我们必须采取历史的评价方法,予以充分肯定。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