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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PING:这段语录的引用尤其令人憎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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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语录的历程,年轻人不懂,而作为号称“文革”受害者的“红唱黑打”的引导者,你能说自己也不懂吗?真不清楚:你究竟是这段语录的受害者,还是受惠者?

值得庆幸的是,政法系统,并未见到有几个人随“红唱黑打”的引导者而“起舞”。他的独吟,最终成了“曲高和寡”。这充分说明:历史在进步,任何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政治糟粕,只能被人民大众唾弃。用赞颂农民运动“过火”行为的语录来指导政法系统的“打黑”工作,不要说用普世价值标准来衡量,是不能容忍的;就是以执政党的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和以法治国的精神来衡量,也是完全错误的。因此,这段语录的引用,尤其令人憎恶。

那位“红唱黑打”的引导者曾经在对政法战线的“打黑除恶”工作作指示时说:“打黑除恶是个硬碰硬的斗争,也有如毛主席所言,这‘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温良恭俭让。’我们政法战线给大家发了枪支警具干什么?是因为有敌对势力,要维护社会秩序。我们工作中要谦虚谨慎,但绝不能对黑恶势力温柔放纵。”

在这里,他把这段著名的毛语录掐头去尾了。完整的原话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暴烈的行动。”

据《人民网-观点频道》报道:那位“红唱黑打”的引导者“讲话尤其喜爱引用毛泽东语录,而且言必称‘毛主席’”。

先且不议他大量引用的其他语录、以及他引用的做法存在什么问题。单说这段语录的引用,就是尤其令人憎恶的。所以尽管事发已多时,但是问题并没有得到清算,我仍然“耿耿于怀”。

这段话,最初是出现在1927年3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它是对湖南农民运动中的“过火”行为的辩解和赞颂。在战争时期,这段话被用得怎么样,我不知道。反正在中共执政至“文革”之前,这段话不怎么被提起。这很正常,也是可以理解的:执政了,又是处于和平时期,怎么会需要煽动民众的暴力呢?但是在“文革”前夕,它被选入了林彪作序的那著名的小红本子《毛主席语录》里。而它被朗读得最多和最热烈的时候,是“文革”初期、特别是在那极其恐怖的“红八月”。在当时,它和那段同样很著名的“造反有理”语录(即:“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一起,甚至被著名的音乐家李劫夫谱了曲,成了音乐史上的一大“创举”:语录歌。那些身系皮带、脚穿皮靴的血统高贵的“革命小将”——“自己的孩子”们践踏和蹂躏文明时,以及后来造反派在“采取革命行动”时,常常气势汹汹地唱着这两支语录歌。这一点,在诸多“文革”题材的影视作品中,都可以看到这种情节。

意味深长的是:中,在“文革”初期的造反热潮过后,即使在中、后期的“批林批孔”和“批邓”的“群众性批判热潮”中,也很少再出现这段语录。其道理应该和“文革”之前相同的吧。要知道:毛当时在号召“安定团结”了。至于到了“文革”结束之后的新时期,毫无疑问,无论官方和民间,都更不会喜欢这段语录。——当然,不能说一点也没有出现过。几年前。我就在街上看到过:一人一边疯骑着自行车,一边高唱着这首语录歌。街边的人们都把极其怜悯的眼光投向此人。然而,这样的情景,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想不到,时至今日,“红唱黑打”的引导者竟然“脱颖而出”,独自高吟起这条语录来了。这条语录的历程,年轻人不懂,而作为号称“文革”受害者的“红唱黑打”的引导者,你能说自己也不懂吗?真不清楚:你究竟是这段语录的受害者,还是受惠者?

请问:如果是依法打黑除恶,怎么“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温良恭俭让”?又什么叫不能“对黑恶势力温柔放纵”?

“红唱黑打”的引导者回避了“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暴烈的行动。”这说明他明明懂得: 再提“暴烈的行动”肯定是不合时宜和不得人心的了。可是,紧跟着这几个“不是”,在逻辑上除了“暴烈的行动”还能是什么?“红唱黑打”的引导者用不能“对黑恶势力温柔放纵”来替代“暴烈的行动”,只能是欲盖弥彰。这也就揭开了他那“依法办事”的外衣。

值得庆幸的是:在政法系统,并未见到有几个人随“红唱黑打”的引导者而“起舞”。他的独吟,最终成了“曲高和寡”。这充分说明:历史在进步,任何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政治糟粕,只能被人民大众唾弃。用赞颂农民运动“过火”行为的语录来指导政法系统的“打黑”工作,不要说用普世价值标准来衡量,是不能容忍的;就是以执政党的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和以法治国的精神来衡量,也是完全错误的。因此,这段语录的引用,尤其令人憎恶。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