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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一杯在手,含笑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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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一生,不管做一个好人有多难,他都努力去做了。

胡适死后,清点遗物,好衬衫只有一件,好袜子只有一双,其他的衬衫和袜子皆曾补过,身无长物,一寒至此,真正不可思议。

胡适:做一个好人到底有多难

在20世纪的中国学者中,胡适所受到的“礼遇”无疑是最高级别的:推崇他的人将他抬到与神圣仙佛齐平的地位,批判他的人将他打入与魑魅魍魉等同的行列。这么极端的褒贬,多半由于情感天平和政治杠杆在起作用。其实,胡适的头脑显然比他的崇拜者和敌手要清醒许多,也要诚实许多,他只想做一个对国家、对教育、对学术有裨益的好人。这个愿望看似中庸,要实现它,却也是千难万难。在中国,做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是异常艰难的,但并非全无报酬。历史是一盆黄河水,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只要人们肯拿出足够的耐心,总归会看到清浊分明的那一天。

【在政治上太天真】

1922年5月,由胡适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在《努力周报》第2期发表,胡适、罗隆基等人主张“好人”(即“社会上的优秀分子”)从政,认为若寄希望于现实政府中的衮衮诸公,则政治永远无法清明。但胡适也有清醒的认识:他不是做政治家的料,理由是他“从小就生长于妇人之手”,心地过于仁慈,不够强悍。胡适与新月社同仁宣扬“好人政府”,无异于指斥现政府中多为坏人,因此激怒了不少贪墨成性的官僚。

固有的政治屏障犹如铜墙铁壁,又岂是书生的笔尖可轻易捅破的?“好人政府”的论调无疾而终,“教育救国”的论调再次摆上桌面。当时,改良主义者有一个共识,即中国的万千弊端皆因民品劣、民智卑,故而无法自强、无法自治。

1930年4月,胡适在《新月》月刊第2卷第10期发表《我们走那条路》一文,用“五鬼闹中华”的形象说法指出危害中国的祸源。“五鬼”即“五个大仇敌”:“第一大敌是贫穷。第二大敌是疾病。第三大敌是愚昧。第四大敌是贪污。第五大敌是扰乱。”胡适的这个观点颇遭时人和后人的诟病,因为他只谈到病象,未触及病根,封建专制和帝国主义这两把悬在中国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居然都被他忽略了。有人说他存心“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作辩护”,这话固然是上纲上线,但胡适的政治见解过于书生气确实贻人口实,“拥鲁派”便长期批评他的思想“远不如鲁迅深刻”。

在政治上,胡适是一个天真的人,也是一个矛盾的人,他有时想下水,却又怕弄湿了鞋。偏是这样,他最终还是下了水,未能坚守住20年不问政治的自期。当日本军队打破中国的国门后,胡适毅然放下学问,走出书斋。1938年8月初,旅法旅英期间,胡适接连收到蒋介石的两封电报,慎重考虑了一番,出于救亡图存的民族大义,他复电称:“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胡适写信给夫人江冬秀,自承违背不做官的初衷,目的是为救国家于水火,解民族于倒悬,待使命完毕,终当返回讲台和书斋。

1938年10月6日,胡适就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有趣的是,东邻敌国对此反应颇为紧张。东京的《日本评论》在日本舆论界独执牛耳,竟主动向政府献策:“日本需要派三个人一同使美,才可抵抗胡适。那三个人是鹤见辅、石井菊次郎、松岗洋右。鹤见是文学的,石井是经济的,松岗则是雄辩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胡适之众望所归。

胡适上任不久,首都南京即告失守,中国正处于最危险的时期,胡适的心脏也处于最脆弱的时期。此时,美国奉行孤立主义,援华呼声若断若续,胡适遂利用自己的影响,演讲和撰文造势,《日本侵华之战》刊登于纽约报章,反响强烈,使日本暴跳如雷,甚至呼吁美国国会“非美活动委员会”对胡适的“非美”活动有所制裁。

胡适与美国总统罗斯福都是乐天派,两人相见恨晚,交情融洽。珍珠港事变发生后,罗斯福亲自致电胡适:“胡适,我要第一个告诉你,日本人已经轰炸珍珠港!”负责马歇尔计划的霍夫曼曾戏言,胡适再不写信给他,他将削减援华经费两亿美元,幽默中见出爱重。胡适卸任时,美国副总统赫尔赞扬他是华府外交团中一位最有能力、工作效率最高且最受人敬重的使节。

尽管胡适是一位称职的大使,但他并不适合在官场行走。好友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在《我记忆中的适之》一文中写道:“他卸任驻美大使后,我就劝他离开政治回到教育界来,盖我知其为人一生忠诚和义气对人,毫无巧妙政治手腕,不宜在政治上活动,常为人利用,而仍自乐。”抗战胜利后,胡适接任北京大学校长。1947年12月,蒋介石想再度起用胡适担任驻美大使,胡没再遵循昔日承诺——在他的心目中,内战与反侵略战争的实质是完全不同的。他托外交部长王世杰向蒋介石婉言辞谢。

有些人罔顾史实,仅凭臆断就痛批胡适是“彻头彻尾冥顽不化的反共分子”,殊不知,胡适的思想更近似于活跃的化学分子,经常出人意料。据弟子罗尔纲回忆:上世纪30年代初,胡适曾异想天开,撰写文章建议国民政府将东北某省划拨给中共,让其试验共产主义的治国方略,若试验成功,再行推广。这篇论文碍于当局的禁锢,没有发表,若非对国民党太失望,胡适当不会动此念头;若非奉行自由主义,他也不会有此建议。蒋介石决不是胡适心目中理想的领袖人物,蒋虽亲近英美,取的却是实用主义的态度:对英美的军事援助欢迎之至,对其政治制度则敬而远之。

1949年初,美国白宫暗示蒋介石,中华民国必须拿出一块崭新的招牌,才能醒人耳目。因此有人敦劝胡适抓紧时机,组织一个政治团体,积极从事。胡适向来劝导青年人不要被人牵着鼻子走,他自己当然也不会甘愿做政治傀儡。1949年6月,国民党大势已去,宋子文给蒋介石出馊主意:任命胡适为行政院院长,借重胡的国际声望,以图获得友邦的奥援,力挽狂澜于既倒。蒋介石别无良法,也准备将死马当活马医。对于此番别有用心的延揽,胡适敬谢不敏,他不愿贪虚名而取实祸。

1954年2月,台湾召开伪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蒋介石故伎重演,再次推荐胡适为“总统”候选人。胡适郑重表示,他的心脏病史已长达15年,连人寿保险公司都不愿给他开具保单,还如何担当得起“总统”的职责?有好事者问他,假若他果真被提名,然后当选,又该怎么办?胡适的答复颇为率性:“如果有人提名,我一定否认;如果当选,我宣布无效。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我当然有不当总统的自由。”

胡适由美赴台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之后,常要填表,一遇“职业”栏,即颇费踌躇。一次,他笑着说:“我活到今天,还不知道我的本行是哪一行,还不知道我的职业怎样填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身上毫无官僚气息,从不喜欢别人称呼他为胡院长,而希望叫他胡先生或胡博士,他说:“我们是一个学术机关,称官衔,让做官的人去称吧。”他愿做政府的诤友,也只有他这样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才有做诤友的价值。

【“容忍就是自由”】

应该说,胡适对中国社会的解剖和批判一直是不遗余力的,即使与鲁迅相比,也不遑多让。1918年6月,《新青年》推出一期“易卜生专号”,胡适写下了《易卜生主义》的长文:“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仪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社会,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是一点病也没有,却不知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胡适一辈子不肯曲学阿世,不肯随波逐流,即使当着独裁者的面,也敢发出自己宏亮的心声。在他看来,科学和思想若要兴盛,至少言论自由不可缺席。

1925年秋,孙中山尸骨未寒,由诗人徐志摩主持的《晨报》副刊即连篇累牍地讨论苏俄问题,隐然站在反对联俄的立场上,与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相抵牾。当时,陈独秀担任中共总书记,对《晨报》的所作所为自然很难满意。同年11月29日傍晚,《晨报》馆被激进的游行者联手捣毁并纵火焚烧,震惊中外。事后,胡适与身居上海的陈独秀通信交流看法,陈独秀拍手称快,认为烧得应该。胡适的内心顿起波澜,对陈独秀的态度深感失望,这位从不讲狠话的学者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发出了与好友绝交的警告:“五六天以来,这一句话常常来往于我脑中。我们做了十年的朋友,同做过不少的事,而见解主张上常有不同的地方。但最大的不同莫过于这一点了。如果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胡适所讲的“这一点”就是言论自由。他担心,一旦用暴力摧残舆论的恶例成为惯例,激进分子动辄以非民主的方式强求民主,以反自由的方式硬争自由,现实的黑暗将会更加深不可测,自由和民主的萌芽将会惨遭践踏,“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后来的事实证明,胡适的担心不是多余的。

上世纪20年代末,胡适膺任上海的中国公学校长,他准许学生各抒己见,无分左、中、右,人人皆可畅所欲言。当时,有人捕风捉影、散布谣诼,说胡适讲过:当年苏联派人来中国商洽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点名要见的就是胡适,由于当日有事,胡适让陈独秀去了,结果陈独秀成为了中共创始人。许多学生愤愤不平,为了维护胡适的名誉,要将这份匿名的揭帖当众撕去,胡适却一笑置之。

胡适既是一位世界主义者,也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他一生最急切的愿望就是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迎头赶上西洋的进步。他爱好和平与秩序胜过爱好自由与民主,始终反对以暴力争取自由。胡适并不是因为怕事而崇尚和平,而是因为服膺民主的精神。他极注意言论自由,就是要保住民意的孔道。毫无疑问,和平、民主、自由是构成其信仰的三元素。

1956年,蒋介石七十华诞,《中央日报》征文为蒋祝寿,该报发行人和社长胡健中向旅居美国的胡适约稿。胡适遵嘱寄上一文,其中用了一个洋典故,说的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打高尔夫球时,幕僚前来请示:某个问题有两种解决方案,您想采用哪一种?艾森豪威尔挥杆不辍,让幕僚去找副总统尼克松定夺。胡适用典的意图昭然若揭,那就是劝蒋介石无为而治。胡适随文附信,对胡健中使出激将法:“我谅你也不敢登!”结果,胡健中硬着头皮将文章登出来了,蒋介石居然雅量宽宏,未予计较。

迄至晚年,胡适认识到自由重要,容忍更重要,他把“容忍就是自由”变成了口头禅,自有其深意存焉。

【“箭垛式的人物”】

新文化运动发轫之际,有人指责胡适不分青红皂白打倒孔家店,实属罪大恶极。但打倒孔家店的头号猛将明明是吴虞,这笔烂账却算在胡适头上,他不予置辩。胡适对于人身攻击向来不作公开回应。

章太炎的大弟子、北大教授黄侃对新文学不存好感,对胡适抱有敌意,他曾在中央大学课堂上戏称胡适为“著作监”,学生不解其意,黄侃的回答颇为阴损:“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部没有了也。”学生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黄侃是存心讽刺胡适的著作只有上部,没有下部。此喻遂传为笑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中国白话文学史》均只有上部,下部长期付之阙如,倒也是事实。林语堂曾幽默地夸赞胡适是“最好的上卷书作者”,这一“美誉”多少有些令人尴尬。

左倾的青年百般挑怒胡适,无所不用其极,胡适却一概宽容,完全是一副“老僧不见不闻”的态度。1930年,胡适写《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其中有二三百字批判唯物史观的辩证法,这一页就让叶青等人骂了几年,胡适一直不回应不理睬。

自成名之日起,胡适就是“箭垛式”的人物,尽管如此,胡适从不赞成自己的朋友或学生意气用事,对论敌实施人身攻击。女作家苏雪林是反鲁急先锋,1936年11月,鲁迅尸骨未寒,苏雪林即在《与胡适之先生论当前文化动态书.自跋》中写道:“以鲁迅一生行事言之,二十四史儒林传不会有他的位置,二十四史文苑、文学传,像这类小人确也不容易寻出。”这样的措辞近乎谩骂,已超越了文学批评的正常范畴,立刻遭到胡适的严肃批评:“我同情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

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至于书中所云‘诚玷污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邪小人’——下半句尤不成话——一类字句,未免太动火气,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1943年元旦,胡适花费20美金购获30大本的《鲁迅三十年集》,然后连夜挑灯细读集中没有读过的文章,这是胡适在交卸了驻美大使职务后购读的第一套书,由此可见他对鲁迅心无芥蒂。中国文化界有一耐人寻味的现象,数十年不变,批判鲁迅的必揄扬胡适,反之亦然,鲜有调和者,更鲜有兼爱者。鲁迅与胡适的旗下各有千军万马,双方杀来杀去,阵地数易其手,至今未分胜负。鲁迅倾向革命,胡适倾向改良;鲁迅倾向破坏,胡适倾向建设。以中国社会而论,改良显然比革命更温和、更迟缓一些;建设显然比破坏更紧要、更迫切一些。苏雪林是坚定的拥胡派,却偏偏具有鲁迅的愤嫉,她崇敬胡适老而弥笃,实为奇事。苏雪林自称一生只痛哭过两次,一次是母亲去世,另一次便是胡适去世。她奋勇反鲁,务为驱除,自然就在情理之中。

胡适中西学问俱粹,既热情讴歌现代文明,又维护农本社会(不主张革命)。一生如他所言,确实“左右为难”。他自诩为世界主义者,却未能完全丢掉孔孟之道的包袱,无论是在“以小人始,以君子终”的西方社会,还是在“以道义为名,以乡愿为实”的中国社会,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位文质彬彬的君子,天真而又本色。偏激的人嫌他的言行常常折衷,不够诡异刺激;保守的人又恨他离经叛道,为异端邪说树帜张目、铺路搭桥。共产党批评胡适对国民党是“小骂大帮忙”,国民党却批评胡适对共产党是“姑息养奸”,他落了个两面不讨好。

1957年11月,“中央研究院”第三届第三次评议会以全票(18票)推选胡适为“中央研究院”院长。翌年4月8日,胡适将书籍悉数运往台湾,作永久定居计。胡适回到台湾,表面上热闹,骨子里却只有寂寞和冷清。台湾大学教授徐子明、中国医药研究所所长李焕荣撰小册子《胡适与国运》,极尽人身攻击之能事,嘲骂胡适有领袖欲,讥笑胡适在美国混不下去了,回台湾是为了组织新政党,与政府为难。面对汹汹之议,胡适处之夷然,且不无幽默地调侃道:“大陆已印行三百万字,清算胡适思想,台湾还得加把油,否则不成比例。”

胡适尝言:“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反而损害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愿挨骂。”雅量真非常人可及。

【旧学邃密,新知深沉】

当年,严复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学人崇博雅,“夸多识”;而西方学人重见解,“尚新知”。由于在学术价值上的取向差异,中国学人善记诵而少发明。蔡元培曾夸赞胡适“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在学术上,胡适“不立异,不苟同;不自立门户,也不沿门托钵”,他只开风气。当年,有一位联坛高手将“孙行者”对应“胡适之”,堪称切对。胡适确实就像孙悟空,是向西方取经的头号主力,他扫清妖氛迷雾,为中国文化界取来了几部真经。

哲人必定留下哲言,精妙哲言较之长篇大论更具穿透力和影响力。胡适的许多哲言丝毫不逊色于《论语》中孔子的哲言。比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作事,严肃的作人”,“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要小题大做,千万不要大题小做”,“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做人要在有疑处不疑”,“多研究一些问题,少谈点主义”,“呐喊救不了国家”,“真正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立起来的”,“生命本没有意义,你要能给它什么意义,他就有什么意义。与其终日冥想人生有何意义,不如试用此生做点有意义的事”,“不做无益事,一日当三日,人活五十年,我活百五十”。胡适勤者多获,以他的三倍乘法计,他在世间活了72岁,即相当于绝大多数人活足216岁——其实又岂止此数呢。

胡适治学如老吏断案,极重视证据,最烦人轻作断言,什么“西汉务利,东汉务名;唐人务利,宋人务名”,什么“明代士大夫重气节”,诸如此类,他统统斥之为“胡说”。他在致弟子罗尔纲的信中写道:“名利之求,何代无之?后世无人作《货殖传》,然岂可就说后代就无陶朱、猗顿了吗?西汉无太学清议,唐与元无太学党锢,然岂可谓西汉唐元之人不务名耶?要知杨继盛、高攀龙诸人固然是士大夫,严嵩、严世蕃、董其昌诸人以及那无数歌颂魏忠贤的人,独非‘士大夫’乎?”罗尔纲作《太平天国史纲》,外界赞为民间良史,胡适却感到很不满意,他责备道:“你写这部书,专表扬太平天国,中国近代自经太平天国之乱,几十年不曾恢复元气,你却没有写。做历史家不应有主观,须要把事实的真相全盘托出来,如果忽略了一边,那便是片面的记载了。这是不对的。你又说‘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受了太平天国提倡通俗文学的影响,我还不曾读过太平天国的白话文哩。”如此严切的批评无异于当头棒喝,令罗尔纲知所改进。胡适研究先秦诸子,他考证出的老子的年代与钱穆不相合,有人批评他有成见,胡适又好气又好笑,他对学生说:“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会有什么成见呢?”有的同学问他要不要去听钱穆的课,他说:“在大学里,各位教授将各种学说介绍给大家,同学应该自己去选择,看哪个更言之有据,更合乎真理。”

胡适做北大校长时,壁报上每天都会更新骂他的揭帖,但他在红楼讲“宋朝理学的源流”,能装五百人的大讲堂仍撑得满满当当,连讲台上也有人席地而坐。胡适讲课,“字正腔圆,考据博洽,还带上许多幽默,弄得人人叫好,个个满意”,他的魔力真够瞧的。这正应了徐志摩的那两句赞美词:“你高坐在光荣的顶巅,有千万人迎着你鼓掌!”

胡适一生桃李满天下,最得意的弟子却要从物理学的根脉去寻。物理学家饶毓泰、吴健雄是他任中国公学校长时的学生,算起来,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是物理学家吴大猷的弟子,是饶毓泰的徒孙,胡适则是他们的太老师。

【“我的朋友胡适之”】

胡适和蔼可亲,总是满面笑容,言谈晏晏,使人如坐春风,与马君武那种盛气凌人,一言不合,就用鞋底抽打对方的耳光大异其趣。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曾择定不到30岁的胡适为接班人,胡适自觉经营业务非己所长,且他更乐意留在学界,便推荐老成持重的王云五代替自己。这件事使人看到老辈学人对晚辈的爱惜和扶持。胡适提携后进同样不遗余力,最难得的是他还不存党派之成见。千家驹是共产党员,胡适推荐他去陶孟和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去,陶有顾虑,胡适便说:“你管他是不是共产党,你就看他在你这里工作行不行。”

上世纪50年代初,张爱玲寓居香港,寄小说《秧歌》给胡适,他看得极为仔细,赞赏备至,嗣后将通篇圈点且题写了扉页的原本寄还张爱玲,使她“看了实在震动,感激得说不出话来”。张爱玲到美国后,颇得胡适的照拂。这两位《海上花》的高级别读者,对文学的理解有许多共同之处。胡适爱护晚辈,慈中有严,女作家谢冰莹请胡适题词,胡适的话句句都到心坎:“种种从前都成今我,莫更思量莫更哀。从今后,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栽。”

胡适爱才、惜才、奖掖后进,乐意做青年人的朋友,他常用易卜生的那句名言——“最要紧的事情,就是把你自己铸造成器”激励青年人。胡适对许多学者都有知遇之恩,他从不在意对方的政治立场,只留意他们的学问。如季羡林、杨联升、沈从文、毛子水、邓广铭、吴晗、千家驹、罗尔纲……许多才俊经胡适的提携和培植成为国家栋梁。但胡适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彭明敏曾得胡适的器重和帮助,赴法国学习国际航空法,学成后任教于台湾大学,30多岁即为教授。此人精神不健全,竟然公开扬言要将外省人处死1/3,放逐1/3,留下1/3供他们驱使,丧心病狂一至于斯,胡适地下有知,会作何感想呢?

胡适是乐天派,也是务实派。他很少大言炎炎,看人全凭自己的判断,“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叶公超尝言:“有一时期,我们常常有所争论,但是他从不生气,不讥讽,不流入冷嘲热讽的意态。他似乎天生的有一个正面的性格。有话要主动的说,当面说,当面争辩,绝不放暗箭,也不存心计。从前上海的左翼作家,在鲁迅的领导之下,曾向他‘围剿’多次。他答复过,有时占点便宜,多半是吃亏,但是他的文字始终是坦率而纯笃的。刻薄是与适之的性格距离最远的东西。他有一种很自然的醇厚,是朋友中不可多得的。”

至于帮助同行学者,这更是胡适的习惯动作。林语堂官费到哈佛研究,由于费用未及时发放,他陷入困境,打电报回国告急,胡适倾尽私囊汇寄两千美金(在当年这是一笔巨款)使其完成研究。林语堂回国后才知就里,胡适却从未向林语堂提及此事。

1948年,胡适将自己珍藏的孤本秘籍《红楼梦甲戌本》慷慨借给燕京大学的学生周汝昌。他对周汝昌的为人一无所知,借后却从未提及和索还。周汝昌与其兄周祜昌先斩后奏,录下副本,然后写信告知胡适,胡适肯定他们的所为。周要做一些更深入的研究,为曹雪芹胡适与张大千(左一)、王云五(右一)的原著恢复本来面目,胡适也愿意鼎力相助,并借给周汝昌《戚蓼生序本》和《庚辰本》,使三种真本汇齐于周汝昌手中。

“我的朋友胡适之”绝非浪得虚名,以至于林语堂在他主办的幽默杂志《论语》上宣布:“这本杂志的作者谁也不许开口‘我的朋友胡适之’,闭口‘我的朋友胡适之’。”因为这样的人太多了,以至于鱼目混珠,真假莫辨。

1959年,台北街头一位卖芝麻烤饼的老人袁瓞弄不懂美国的议会民主制与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有何不同,更拿不准二者孰优孰劣,他鼓足勇气,写信向胡适求教。胡适用公开信作答,极之乐观和欢欣。信中有这样一节文字:“我还可以说,我们这个国家里,有一个卖饼的,每天在街上叫卖芝麻饼,风雨无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还忙里偷闲,关心国家的大计,关心英美的政治制度,盼望国家能走上长治久安之道——单这一件奇事,已够使我乐观,使我高兴了。”胡适请袁瓞到南港中研院去玩,不仅送书给他,还语重心长地说:“社会的改造是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只能有零售,不能有批发……许多人做事,目的热,方法盲,我们过去有许多人失败的原因,也是犯了有抱负而没有方法的毛病。”胡适与一位卖饼的小商贩交流起来尚且没有障碍,而且能够平等待之,其他的就可想而知了。

唐德刚说:“胡适的伟大就伟大在他的不伟大。他的真正过人之处,是他对上对下都不阿谀……他说话是有高度技巧的,但是在高度技巧的范围内,他是有啥说啥!通常一个有高度清望的人,对上不阿谀易,对下不阿谀难,而胡氏却能两面做到。”唐德刚称道胡适:“他可以毫不客气地指导人家如何做学问,他有时也疾言厉色地教训人家如何处世为人。但他从无‘程门立雪’那一派的臭道学气味,被他大教训一顿,有时受教者还往往觉得满室生春,心旷神怡!”

【一杯在手,含笑而终】

胡适曾为英年早逝的《学术》杂志创办人刘伯明作挽联:“鞠躬尽瘁而死,肝胆照人如生!”若将这副挽联用在他身上,同样切合。有人说,胡适是世间最幸运的书生,20多岁即暴得大名,尔后40多年,获得过世界一流大学颁赠的36个荣誉博士学位,一直能维持清名而不坠,虽在大陆受到口诛笔伐的围剿,却无损其毫发。也有人说,胡适高处不胜寒,五四时期,他旗下猛将如云,健卒如雨;其后,他麾下将多兵少;及至暮年,几乎无兵无将,比诸葛亮六出祁山更恓惶。

梁实秋在《怀念胡适》一文中写道:“他重视母命,这是伟大的孝道,他重视一个女子的毕生幸福,这是伟大的仁心……五四以来,社会上有许多知名之士,视糟糠如敝屣,而胡先生没有走上这条路。”诚然,有些人以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做护符,干些荡检逾闲的事。郭沫若、郁达夫、徐志摩等人都未能免俗,赶了休妻的潮流,胡适却忠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依然得到俗世的幸福,可谓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

迄至晚年,由于精力透支太过,胡适积劳成疾,数病缠身,他患有严重的胃溃疡,胃被切除十分之六,还患有肺炎和心脏衰弱。

1962年2月24日,中研院举行第五次院士会议,胡适主持。会前,医院方面对胡适的健康状况颇感忧虑,打算派出医护人员陪同左右,胡适坚决反对,他说:“今天的会是喜事,他们一来,像是要办丧事。”结果一语成谶。下午五点在蔡元培馆开酒会,胡适请凌鸿勋、李济、吴健雄三位院士讲话。科学家们对“科学生根”的问题意见不一,胡适病体支离,情绪受到困扰,作总结时说:“他们围剿我,我很欢迎,这是学术自由……我挨骂了四十多年,我从来不生气。”他最后说的一句话是:“好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大家请再喝点酒,再吃点点心,谢谢大家!”6点多钟时,客人离去,胡适与凌鸿勋夫妇握手时,心脏病猝发倒地。胡适尝以“路远不须愁日暮”勖人兼自勉,怎奈病来如山倒,遽归道山。一杯在手,含笑而终,可算好死法。72岁终其天年,也较新文化运动中的其他主将和健将刘半农(44岁)、钱玄同(53岁)、鲁迅(56岁)、陈独秀(63岁)为殊胜。不少人认为:胡适死得其所,他生平最佩服蔡元培,如今死在中央研究院的元培纪念堂,与蔡元培同寿;而且有这么多朋友、学者为他送行。一个不平凡的人,终有不平凡的死。

胡适一生,不管做一个好人有多难,他都努力去做了。

胡适死后,清点遗物,好衬衫只有一件,好袜子只有一双,其他的衬衫和袜子皆曾补过,身无长物,一寒至此,真正不可思议。

(王开林/《同舟共进》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