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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昆德拉、哈维尔和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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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徐友渔先生。(摄影:黄频/中欧社)

谁也不能强迫别人参与政治,无权要求别人为真理、为正义斗争,但对每个人都可以要求:你起码应当成为一个公民。在哈维尔看来,做一个公民,就应当意识到表明自己观点和看法的权利和义务。他甚至提出了更高的标准:自由的整体性和法律的整体性也是恢复公民意识的前提、组成部分和结果。这里所谓整体性,就是指不但自己是公民,别人也是公民,当别人的公民权利受到侵犯和剥夺时,你不能无动于衷,因为这不只是对某个人的侵犯,而且是对公民权本身的侵犯。

冉云飞“每周一推”按:哈维尔与昆德拉,在中国知识界引起的争论,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降至今,仍未停息。这说明二者的区别,带给中国知识界的不同感受,引发中国知识分子在现实语境中的对应式反应,从而带来不少的分歧、争论。这一争论,由于不能在中国的传统传媒上展开,故只有在网络上零星地发声。但零星地发声,也展示了八九过后,中国知识分子变化的心路历程,值得持续观察,并使有心者做认真的梳理。

关于哈维尔与昆德拉的争论,比较有影响的文章是李慎之、徐友渔、崔卫平、余杰等人写出来的。有意思的是,昆德拉的支持者中有名的人似乎不多,但昆德拉支持者众多,甚至可以说在八九年后形成了一种思潮。有人甚至用昆德拉的“媚俗”来贯穿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现实,希图以此来推卸自己应负之责。八九屠城后,集体懦弱的从众心态,成了民众包括许多知识分子的集体无意识,为了将自己懦弱带来的道德失重降低到最低点,极力吹捧昆德拉的著作比较符合他们内心想法的“解构主义”因素。也就是说,反抗、行动、坚持民主自由价值理念、坚持做人底线,没有什么了不起,那只不过是“媚俗”,和躲避、麻木一样,都只一种生成状态,将这两种不同的生存状态在观念上抹平后,便找到了不反抗、冷漠的支撑点,并为自己行尸走肉般的活动,找到了强有力的支撑。

在更为广阔的意义上,我无疑是同意哈维尔的,并且认可他“活在真实”中的理念。但这并不是说,我要强迫(我也无能)所有的人去做哈维尔。事实上,做哈维尔的风险极高,那是一个“理性的人”都害怕的,如果你诚实地承认自己的害怕,我认为这种诚实的懦弱,都是“活在真实中”的一种表现。也就是说,你如果有这样的作为,在最低端也是与哈维尔的精神同道。但如果你不仅不敢反抗,而且把反抗者所映衬出来的你的懦弱,视为对你的挑战,并因这样的道德和勇气对比,而对反抗者发起进攻,这样掩盖自己懦弱麻木的不诚实举动,就不是犬儒所能概括的恶行了。但在中国,八九后被收买或者冷漠旁观的知识分子,就我们目力所及,是不少的。

我这样说,并不是说反抗者就是一个圣洁的干净的人,不是的,而是说正因反抗者也有现实意义上的体制原罪,才使得反抗变得更为难得和有意义。哈维尔说:“我们大家都多多少少对这部极权机器之得以运行负有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仅仅是这部机器的受害者。要知道它之所以能运行,我们每个人都曾出了一份力。”换言之,我们都是体制的制造者,其中不乏受害者,但是体制之罪,我们也难辞其咎。正因如此,我们对那些视反抗者为敌人的懦弱麻木者,特别是此中的知识分子,视为必须加以批评的人。末了,我必须说明,我不是主张昆德拉与哈维尔对立,也不是主张“一山不容二虎”,我们都可以欣赏他们,但在涉及我们的现实利益和政治权利时,必须有自己比较的认识。2011年2月8日13:40分于成都

徐友渔:昆德拉、哈维尔和我们

捷克人真是了不起,在经历似乎绵延无期的民族苦难的同时,向世界贡献了两位伟大的作家:米兰·昆德拉和瓦茨拉夫·哈维尔。两位世界级大师在中国的命运大相径庭,昆德拉的作品被广为译介,而哈维尔则是只知其人,未见其文。昆德拉被文化人津津乐道,可以夸张一点地说,在一些人中间,已经形成一种“昆德拉情结”或“昆德拉精神”,作为生活与写作的资源,而哈维尔的精神和形象则使某些人烦恼、不安,其结果是故意的冷淡与缄默。事实上,不少人对形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心知肚明,两位作家的思想和言论无疑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立场和生活态度。我对两位作家都很喜爱和尊重,认为两人思想深刻程度不分轩轻,决无推祟一个,贬低一个之意。但我想矫正对昆德拉的某种误读,还想把中国人在明显偏好之下藏着捂着的一些东西抖落开来。我的理解和阐释可能会受到批驳,这不要紧,有话明说总是一件好事。

轻与重

在昆德拉笔下众多男女主人公中,萨宾娜最有才华,最能洞穿世事。如果说,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轻”是一个见仁见智、谜语般的概念,那么萨宾娜的行为和感情就是破谜的解码符。萨宾娜是背叛的象征和符号。一连串的背叛使人直面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刃……她的人生一剧不是沉重的,而是轻盈的。大量降临于她的并非重负,而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

在此之前,她的背叛还充满着激情与欢乐,向她展开一条新的道路,通向种种背叛的风险。可倘若这条路走到了尽头又怎样呢?一个人可以背叛父母、丈夫、国家以及爱情,但如果父母、丈夫、国家以及爱情都失去了——还有什么可以背叛呢?

萨宾娜感到四周空空如也,这种虚空就是她一切背叛的目标吗?

如果说“背叛”这个词因其道义色彩而不符合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习惯,那么“ 消解”或“解构”立即可以成为代替词。背叛即是对固有价值的消解,对既定意义的解构。人生而处于一套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之中:对亲人的依傍,对故土的眷念,对友谊的诚挚,对爱情的忠贞,对社会、历史责任的承担。这一切像地心吸引力一样使人的行为有所依托,但有时会以戏剧性的方式让人经受选择和决定的考验,它们这时就成了负担,令人感到不堪其重。轻,则是层层消解之后无重力吸引或牵制的感觉,它既可能产生自由不拘的快感,又可能产生无所依凭的空虚和恐惧。

消解的前提条件是思想的力度,直面虚空则需要勇气。

与萨宾娜恰成鲜明对照的角色是弗兰茨,被萨宾娜背叛得最无情的是弗兰茨。也许,在某些经历了解构主义洗礼的人看来,弗兰茨象征了天真的理想主义和幼稚的人道主义,对西方主流话语缺乏反思。他就读于巴黎,天资不凡,20岁那年就确定了学者生涯,以后在事业上一帆风顺。但他不满足于学院式的成功,认为书本生活不真实,他渴望与人们并肩游行,同声呼喊,他要为真理和正义战斗。弗兰茨对萨宾娜的爱慕掺杂着这种理想主义情结,每当她谈起自己的祖国,他听到“监狱”、“迫害”、“坦克”、“禁书”、“非法展览”这类名词,就油然生出一种羡慕加向往的复杂好奇感,“他把她祖国的悲剧加在她身上,发现她显得更加美丽。”他认为,这位来自苦难之乡的女性,进入他那宁静平庸的生活,就像格列佛进人了小人国的领地。显然,弗兰茨的爱慕,除了情与性,还带着观念色彩。当然,很难说这种观念的成份,应该受到尊重还是轻视。

尽管弗兰茨对萨宾娜极尽倾慕呵护之能事,但在心性更高、阅历更深的她的心目中,他并没有多少分量。萨宾娜认为“监狱”、“迫害”、“禁书”、“占领”、“坦克”一类词是丑陋的,没有丝毫浪漫气息,惟一使她感觉甜美引起思乡之情的词,是“墓地”。但对弗兰茨来说,墓地只是一堆丑陋的石块与尸骨。

从一般的标准看,弗兰茨近乎完美元缺:学术上的成功、文化修养和艺术鉴赏力,此外,他英俊高大,风度翩翩,更难得的是,他健壮有力,曾当过拳击冠军。“但她内心中自语,弗兰茨也许强壮,但他的力量是向外的,在他生活与共的人面前,在他爱的人面前,他显得软弱无力。弗兰茨的软弱也可以称为美德。”当弗兰茨温柔地向她表白“爱意味着解除强力”时,萨宾娜明白了两点:第一,弗兰茨的话是高尚而正义的,第二,他的话说明他没有资格爱她。

当弗兰茨既出于爱情,又出于正义冲动好不容易背叛家庭时,萨宾娜却背叛了他,不留一句话,悄然而去。萨宾娜的背叛是轻的胜利,在某种意义上说,这胜利是巨大的苦难代价之后的报偿:它将无家可归、亡命天涯的人对好心肠的施恩者在精神上的优越感暴露无遗。对少数优秀者而言,苦难可以转化成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他们四海漂泊,这财富却永不离身;他们受人救助,但从不仰人鼻息,永远心高气傲。应该注意,萨宾娜的轻并非生就即轻,而是经历了许多重之后的轻;没有重也没有轻,否则是漂浮之轻,而非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萨宾娜离弃一位西方优秀的文化人,也不过是“曾经沧海难为水”而已。

在继续根据昆德拉的文本谈论轻与重之前,我止不住想就刚才所谈发表几点感想。

首先,我觉得昆德拉对于西方的文化精英有一种不能抑制的刻薄和怨毒心态,虽然我知道出自东欧国家的文化流亡者或移居者往往如此,但我原本期望昆德拉会表现出一种大家风范。

根据昆德拉的安排,弗兰茨参与了西方文化精英进军柬埔寨的作秀式闹剧,在垂头丧气、无功而返的途中,被曼谷的一帮抢劫者杀害。更具讽刺性和更为刻薄的是,死了的弗兰茨最终还是属于他曾经背叛过的妻子。读到这里,我不但颓丧,而且绝望,如果弗兰茨的命运果真由别人安排,我不禁要为安排者如此刻薄而感到寒心。

如果允许扯远一点,我在此想指出,弱势民族中,抱怨和不满西方文化精英者大有人在。一方面受惠于西方社会中无权无势的热心人,一方面又爱摆出既要吃又要骂的姿态。这倒不是因为“给了人情反招恨”的心理情结,而是因为施恩者被视为肤浅的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者而让人感到受不了。同情也罢,欣赏也罢,人家熟悉的毕竟还是自己的东西,再有理解的愿望,也难于到位,再使劲帮忙,充其量也只能把你安置在边缘,摆弄成配角。于是,那些穿透力极强的眼睛,终于发现恩主们到底还是白人文化中心论者,是新的救世主、新的文化殖民主义者。我不明白,那些热衷于在西方卖国货,又回过头来对国人大谈自尊的人,为什么要假定西方的文化人非得完美无缺不可,更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锲而不舍去讨没趣,讨气受?

许多中国文化人在昆德拉的小说中,就解读出一个“轻”,这轻使他们摆脱了道德规范、社会责任的重担;这轻使他们逃离价值的约束,标准的衡量;这轻使他们无拘无束,为所欲为;这轻使他们像膨胀了氢气的气球,脱离地球重力的吸引,飘飘然上升,乘风而去。不知是无意还是故意,他们没有解读出昆德拉作品中的重,他们没有看到,昆德拉所描述的、萨宾娜所经历的轻,是人的生命所不能承受的。这轻和重联系在一起,没有重,则不能言轻。

萨宾娜,这个象征轻的符码,在暮年以轻来总结自己的一生时,也用重来刻画自己挚爱的情人托马斯的一生。

托马斯夫妇是幸运的,苏联军队入侵之后,托马斯以自己的名声,被西方医学界同行安排出国,在瑞士获得一个不错的职位。但特丽莎忍受不了国外生活的轻松悠闲,她返回布拉格。托马斯在轻与重之间有好一阵挣扎:

星期六和星期天,他感到甜美的生命之轻托他浮出了未来的深处。到星期一,他却被从未体验过的重负所击倒。连俄国坦克数吨钢铁也无法与之相比。没有什么比同情更为沉重了。一个人的痛苦永远不及对痛苦的同情那样沉重……

他不断警告自己不要向同情屈服,同情心则俯首恭听,似乎自觉罪过。但同情心知道这只是他的自以为是,还是默默地固守自己的阵地,终于,在特丽莎离别后的第五天,托马斯告诉院长,他得马上回去。院长是帮助托马斯逃离灾难的人,他不理解,他生气了。他质问道:“非如此不可吗?”托马斯答:“非如此不可。”

托马斯面临的另一次抉择是在声誉和他称为生命意义的东西之间作出权衡。托马斯曾写过一篇短文,主张曾经制造过冤案的人不能以自己不知情或信仰纯洁而开脱责任,苏军占领期间,有关当局命令他收回此文,不然就不能继续从事医务和科研工作。尽管所谓收回只是私下写个纸条,尽管周围的同事都料定他会妥协,尽管他在自己的职业中寄托了生命的意义,但他拒绝收回。他沦落为窗户清洗工,最后移居穷乡僻壤,在一次车祸中死去。其实,他可以轻轻松松地另作选择,保留生活中他应得的一切,但他以自己后半生的生命为代价,选择了重。

退与进

自进入90年代起,中国知识界对于80年代文化热中自身的形象和作用作出反思与批判,以前公认的价值标准遭到质疑和否定。在这思想文化氛围大转换的过程中,昆德拉的作品,与其他思想资源(比如后现代主义思潮、哈耶克和柏林的保守自由主义观点,等等)一道成为武器或说辞。不少人认为,80年代知识分子以精英自居,从事思想启蒙,这种做法在90年代再也行不通了。还有人认为,80年代的启蒙话语表面上是以新(科学、民主)反旧(封建专制余毒),实质上是以旧反旧,因为那种以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为基调的话语,虽然在内容上与旧话语相反,但结构上是相同的,即具有集体性、强制性、垄断性,真正的新话语应该纯粹是个体性的,应当不落政治和历史的窠臼,彻底的新应当是对道义、责任、使命、真理等等的拒绝。

昆德拉的作品似乎提供了文本依据。

昆德拉议论说,争取自由、正义,反抗暴政的政治运动虽然像是令人陶醉的伟大进军;但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媚俗,它对局势的改变于事无补,那些参与者不过是要表现自己的无所畏惧,因此,在他的笔下,欧美文化名流进军柬埔寨充满了出风头和倾轧,纯属一场闹剧。在托马斯拒绝签名的场景中,昆德拉把他的观点表达得淋漓尽致。

当托马斯走进征集抗议信签名者的房间中时,迎面看见墙上一幅大宣传画:

那张画模仿了1918年苏联国内战争征兵时的一张著名宣传画,画上有一个士兵,帽子上戴着红五星,用分外严峻的眼神直瞪瞪地盯着你,将食指指向你。原画的俄文标题是:“公民,你加入了红军吗?”取而代之的捷文标题是:“公民,你在两千字宣言上签了名吗?”

昆德拉想说的是,就以争取自由为名而行强制之实而言,捷克的反抗者和苏联占领军有多大区别?

当征集者希望托马斯尽快考虑决定是否签名时,他感到这人和要求他签署收回观点声明的警察没有两样,“人们都是试图让他在一份不是自己写的声明上签名”。(这里忽略了重要的一点,拒绝警察将大祸临头,而拒绝群众抗议者不会引起实际的侵害,充其量招致误解和轻蔑。人们现在习惯于将体制与非体制的强制等量齐观,都是抹杀了后果的区别。)

与进军柬埔寨的西方名流一样,抗议运动的积极分子也是装腔作势、煞有介事。他想对托马斯表示好感,说“你的文章拯救了所有的人!”对这种精英心态,托马斯报之以沉默。这人还告诉托马斯,房间可能被秘密警察安了窃听器,为了显示自己的勇敢无畏,他大声对着墙中想象的麦克风讲话,而心中打着另一种小算盘:自己的言行已记录在案,进入了历史。

托马斯认为,靠一纸请愿书根本达不到目的,甚至会适得其反。当他的儿子说“签字是你的责任”时,他激怒了,他把这当成要挟,决然地拒绝签名。如果昆德拉想说,托马斯有权拒绝签名,这没有错,尤其是在他描述的那种情况下,拒绝很可以理解。但昆德拉的主张远非仅此于此。

昆德拉还借萨宾娜的观点表明,尽管苏联的入侵使得群情激愤,人们走向街头游行示威,高举拳头,呼喊谴责社会帝国主义的口号,但在法西斯和所有的入侵与占领后面,“潜在着更本质更普遍的邪恶,这邪恶的形象就是人们举着拳头,众口一声地喊着同样的口号齐步游行”。(我们确实看到过恶与集体一致相联系。但难道可以说凡集体一致皆为恶?纳粹冲锋队的游行与罗素领导的反核和平运动是一回事?放弃集体行动,以什么方式抗恶?独善其身岂非任人宰割?)

如果说、集体话语方式有可能与法西斯相关,那么昆德拉及其追随者把二者当成了必然相关,把集体性抗恶视为恶。更有甚者,有人把现实的恶悬置起来,高声谴责抗恶的要求和冲动。

在如此令人气闷的气候中,我们不能不把目光转向哈维尔,其实,我们早就该关注他了。

哈维尔以平和的口气这么评论昆德拉:

自然,在每一篇请愿书中,甚至每一个签名都有那么一点昆德拉所讥笑的那种成分。所以,我就不能反对昆德拉的讥笑、特别是因为那只是在小说里讥笑。我反对他,是他看不见,或故意拒绝去看事物的另一面,事物的那些不明显但也更充满希望的那一面。我指的是这些事物可能具有的间接的和长远的意义。昆德拉也许会成为他自己的怀疑主义的俘虏,因为这种怀疑主义不允许他承认冒着受人讥笑之风险而做出勇敢的行为可能更有意义。

如果说,昆德拉在小说中把抗议运动写得乌烟瘴气,把抗议人士写得丑态百出,那么哈维尔却以自身的言行提供了相反的形象。在他的自传中有一个细节,很容易被人忽视,却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是哈维尔和战友们利用最后一次聚会的机会,为自己的运动起草一份遗嘱式的历史性文件:

我被任命为负责迅速起草这个文件的三个委员之一,于是我们马上就退到电影俱乐部的一间小屋里开始草拟。但不巧的是我还得去出席离此不远,位于斯帕列纳大街的斯帕列纳美术馆我朋友的画展开幕式。我不是去发表什么高论——这将由艺术史家们去做——而是参加一个歌唱节目的表演。我的这位朋友是个达达主义者,他就喜欢唱走调的爱国歌曲,喜欢我热情地吟诵我们民族的古典文学的精华。所以,我装着去方便一下而溜去参加了那个开幕式。在开幕式上,我的歌唱和吟诵欠有震惊四座之势。然后我又匆匆赶回电影俱乐部,参加了那份文件的最后一段的起草工作。

从哈维尔的自述中可以看到,在真实的运动中,以平常心投入,只顾效果而不计名位,处事有举重若轻气概者,大有其人。

作为运动的发起人和领导者,哈维尔在《论(七七宪章)的意义》一文中指出,与政治家通常的争取、鼓动、说服、指导、号召,甚至命令威胁不同,《宪章》不强迫别人于什么,不鼓动、号召大家,不试图对任何人说教,不代表任何人,也从不抱怨那些不支持它的人们。“《宪章》并不认为它的活动方式是惟一的、最好的,也并不希望大家都去仿效它”。

哈维尔特别不能同意昆德拉书中的这种说法:请愿毫无用处,只是一些人想出风头。他说,受难者认为:

当得知人们普遍表现淡漠无情、听之任之的时候,仍然有人了解他们,有人公开地站在他们一边对他们毫不犹豫地表示支持,这本身就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即使没有别的理由,这种情感本身就使那篇请愿书显得非常重要。我自己的经历告诉我,外面的人对我表示支持的消息能够帮助一个人在狱中生存下去。

然而,它还有更深的意义:这标志人们重振士气、恢复公德心的过程的开始。

许多人回避社会责任和道义表态的理由是,他们厌恶政治,似乎任何政治性或社会性行动都必然扭曲人性,但哈维尔谈到不同信仰、职业、年龄的人参加他发起的运动时说:“与其说他们是由于政治观点一致而聚集在一起,倒不如说他们是因为人的本性而走在一起来了的。在这里,人性超越了政治,促使他们团结在一起的动机首先是道德方面的。”

谁也不能强迫别人参与政治,无权要求别人为真理、为正义斗争,但对每个人都可以要求:你起码应当成为一个公民。在哈维尔看来,做一个公民,就应当意识到表明自己观点和看法的权利和义务。他甚至提出了更高的标准:自由的整体性和法律的整体性也是恢复公民意识的前提、组成部分和结果。这里所谓整体性,就是指不但自己是公民,别人也是公民,当别人的公民权利受到侵犯和剥夺时,你不能无动于衷,因为这不只是对某个人的侵犯,而且是对公民权本身的侵犯。

我承认,就我们目前的公民意识和道德水准而言,哈维尔的主张是要求太高了。我自己很可能做不到,但我决不会去嘲讽和诽谤。哈维尔的出现或许使人难堪,但我宁愿有这样的提示,我不怕自己的生存状况受到质疑或挑战,我不屑于以各取所需的方式,在昆德拉的作品中找到形而上的辩解。

(牛博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