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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三洲:90岁的聂元梓在想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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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红极一时的聂元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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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聂元梓。

90岁的聂元梓在想些什么
“说实话的日子不多了”

一、

2009年12月26日,周六,寒意料峭。中午,聂元梓老人打来电话,说今天是毛泽东的116岁冥诞,有人约她下午到“乌有之乡网站”去听讲座,问我能不能和她一起去?

我问她,知道“乌有之乡”是个什么性质的网站吗?那是一个很有名气的左派网站,也就是毛派的网站,这个网站还在呼吁要把毛泽东的诞辰日作为中国的“圣诞节”呢。

她说不知道,眼下闭目塞听,也不会上网,更不懂现在的左右之分,只是想去看看听听,到那里不说话就是了。

我说,不管你说不说话,只要人去了,就等于表明了你的立场,会被人家当作招牌利用的。

但老人还是执意想去听听,还要我陪她一起去。推辞不过,就顶着寒风连同一个广播学院的退休干部一起打车来到位于海淀苏州街的附近的“乌有之乡”,等搀扶老人上楼后才发现,“乌有之乡”的讲堂里早已经挤满了人,而且是年轻人居多。主持人在前排给聂元梓找了座位坐下后,等拿出相机,刚给老太太怕一张照片留作纪念,就被人禁止了,说是这地方不能拍照。

下午两点,讲座开始,由前北大副校长梁柱主讲《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来回答“右派丑类们对伟大领袖的攻击与污蔑,因为他们对毛泽东的诋毁已经超出了当年的蒋介石!”在几近两个半小时的讲演中,主讲人慷慨激昂,抑扬顿挫;满屋子听众激情洋溢,掌声不断。本来担心年近九旬的聂元梓会支撑不住,没想到她居然稳稳地坐着听讲,一直到了终场,真是令人称奇。

讲座结束后,还是有人认出了这个步履蹒跚、老态龙钟的老太太,居然是赫赫有名的聂元梓。有人争着与她合影,也有人询问她的近况。所以,连“乌有之乡”书店陈列的那么多图书都没来得及看,就匆匆走到楼下。此时,天已昏黑,寒风瑟瑟。在等出租车的空间,一个中年男子走过去冲着我们大声说:“聂元梓同志,你们当年搞的文化大革命半途而废,太不成功了,不然的话,就不会出现今天的资本主义复辟局面了!”

面对这样的敏感话题,聂元梓喃喃地自言自语:“我们当时不都是听毛泽东的话,才干革命嘛,咋知道会有今天这样的结果啊?”

二、

2009年一年,对出狱已25年的聂元梓来说,心境复杂,有高兴事也有烦心事。

高兴的事是社会媒体又开始注意她了。南方一个颇有些名气、写过《袁庚传》的传记文学女作家,采访了她几次,说要为她出一本传记。这年暑天的时候,有关单位找到了她,说要录制影像数据,为历史留下脚注,影像留存,文字版权归个人。每天上午车来接送,到录像棚自我讲述,整整录制了38天。而聂元梓自己对五年前在香港所出版的那本40多万字的《聂元梓回忆录》则很不满意,“那时候刚出狱不久写的,手边没有数据,全凭个人记忆,加上错字很多,图文不符,不好!”尽管如此,坊间还是出现过多种盗版书。“有三种盗版,一本比一本盗得好,证明这书还是有市场有影响啊!”老太太不无得意地说。近几年,她把这本回忆录改了又改,但也不知道哪家出版社能再重新出版。

更让人意料不到的是,不但有很多对文革感兴趣的研究者拿着这本回忆录找到了她,还有许许多多早已相忘于江湖的旧友、甚至包括以前曾激烈反对过她的人,也都相继联系上了。新老朋友聚在一起,述往忆旧,过去的疮疤被一层层揭开,历史的真相逐渐浮现。于是,一些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也越来越清晰了。
烦心的事,就是在国内颇有影响的《炎黄春秋》2009年第1期上,刊载了署名牛辉林的一篇文章《夜半抄家记》,作者讲述了文革中作为与聂元梓一起呼风唤雨的“红卫兵战将”,是如何受聂元梓的指使,去查抄她丈夫吴溉之家的陈年往事。这篇文章一发表,不少媒体便转载,也成为不少人津津乐道的热门话题——妻子居然抄了丈夫的家。这篇文章对聂元梓的刺激很大,一年来像噩梦一样缠绕着她。

“简直是胡说八道,造谣污蔑,无耻诽谤!”老太太一直在重复着这句话,“他(牛辉林)不也是造反派嘛,一个混世魔王,哪有资格撇清自己、往别人身上泼屎,搞人身攻击!”老太太按捺不住,写下了9条批驳意见,5月份就给了《炎黄春秋》杂志社,内中还有一封措辞激烈的附信,大意是“媒体应该公平公正,你们能登牛辉林的文章,也应该刊登我辩诬的文章,我将保留对对贵刊诉诸法律的权利”云云。其间,她甚至准备联系张思之大律师,想请他为自己代理这一诉讼。

半年多过去了,《炎黄春秋》未见刊载,聂元梓也曾多次询问过。一次,电话打到了责任编辑杨继绳的那里,聂元梓陈述了个人意见,责问对方为什么偏听偏信,不能秉公处置?结果杨继绳也发火了,回敬了一句:“你这还是文革那一套遗风啊!”接着把电话挂了。事后,聂元梓来电话告知此事,说:“杨继绳的脾气可真大啊!”她也许不知道,杨继绳如果没有那么大的脾气,也不会有他自己那么厚重的《墓碑》一书问世了。

不过,事隔一年之后,到了2010年,第1期的《炎黄春秋》到底还是刊载了聂元梓的《我对《夜半抄家记》的意见》一文,9条意见,尽在其中。老太太说,憋了一年的气,这才顺了点。她说,这封信最重要的是第9条,是一条对历史的辩诬,证明“全国第一张大字报与康生的老婆曹轶欧并无关联。没有曹轶欧或者没有我聂元梓,那六位同志同样会写这样的大字报的,也同样会被毛主席批示广播的。因为这是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思想目的而决定的。”

虎年春节到了,聂元梓说她给《炎黄春秋》编辑部寄去了一封信,对能予以她这个特殊的政治人物网开一面,让她说话,表示感谢。这也是40多年来,聂元梓第一次以个人的名字在国内媒体上刊登文章。

(《明镜月刊》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