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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凯莉:商人公民王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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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功权。

王功权:在当今中国,使民众形成敢说真话敢说心里话习惯,是很重要的。在意识形态层面,多数人都活在恐惧里。实际上,中国在进步,政府的包容度也在增加。去恐惧化,便成了必行之事。

在利益诉求至上的商圈,王功权无疑是一个坚强而固执的存在。

2011年1月1日晚上10时多,北京市丰台区某偏僻角落的一幢三层小楼门口,王功权混迹于一群素不相识的访民中间。这里是关押了几十名上访民众的“黑监狱”。

没有人辨识出这位50岁的成功商人。他和戴着风雪帽、抱着上访材料的访民一起,敲击“黑监狱”的大铁门,高喊:“开门,快放人!”小楼的一层没有窗户,三层的窗口则全部蒙上了坚硬的铁丝网。楼里,隐约传出几声妇女的尖叫声和保安的训斥声。

在刚刚过去的2010年,随着一家名叫“安元鼎”的保安公司参与截访的黑幕被揭开,越来越多的上访民众选择主动维权,来对抗像“黑监狱”这样的“维稳”机器。

不过,以王功权之身份,夜探“黑监狱”,依然成为令人惊叹的商界奇闻。多年来,人们在提起他时,仍旧习惯于将他同冯仑、潘石屹、易小迪、刘军、王启富等人并称为“万通六君子”。他更为人熟知的形象是天使投资人。2005年,王功权创办鼎晖创业投资基金,参与投资的一连串企业后来在国内或国际资本市场上市,业绩亮丽。

外界似乎只知道王功权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他本人则更看重“公民”的身份。他在个人网站上标示的座右铭是:“以一个公民的努力,推动和见证中国社会的进步。”

“做一个公民”

王功权将自己的种种行为,比喻成一块小石子,试图在杂乱的声音里,掷出一个清澈的响声。在博客或者微博上,他这样介绍自己:“一个商人、半个文人”;但很多人注意到,无论在现实还是网络上,王功权最常提到的,不是投资基金,也不是诗词歌赋,而是“公民社会”。

2011年1月2日,在一场名为“公民行动与社会进步”的民间组织2010年会上,王功权将“公民责任奖”颁给参加“上海花祭”行动的全体上海公民。2010年11月15日,上海市静安区胶州路教师公寓发生火灾,58人遇难。事故发生后的数十天里,上海市民手执鲜花,自发前往大楼残骸旁拜祭。

王功权在名为“我们不能放弃”的演讲中说:“上海花祭”是一场公民社会典型的公民行动,这场行动是和平的,“没有领袖,没有英雄人物,是自发的,由有担当的普通公民组成的”。他几欲落泪,讲话数次被掌声打断。

这样的行动,契合王功权所看重的公民精神。在2005年之前,除了自己的商务活动和诗词创作,王功权只是习惯性地关注时事热点,偶尔发表评论。

2005年,王功权成为“公盟”法律咨询中心研究员。每周日下午,他都会赶往北京市西直门附近参加“公盟”的例会;双休日的另外一些时间,他去参加一些公共知识分子聚会或者文化沙龙。“我们不是动物,我们除了活着,还要生活,我们需要一些尊严和社会参与的权利。” 王功权说。

2010年12月25日,浙江省乐清市蒲圻镇寨桥村前村委会主任钱云会遭遇离奇车祸死亡,继而发酵成为一桩重大公共事件。第二天,王功权在微博上首倡成立公民观察团,他建议一批具有公信力的公共知识分子“观察调查事件、处理真相,监督和推动政府解决寨桥村相关问题”。

网友回复很快达到140多条。有网友称,在政府公信力低下的时候,“公民围观”有助于“恢复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信任”。之后,数个公民观察团介入,在钱云会事件中发挥重大影响。

在此之前,针对拆迁过程中屡发恶性事件,王功权曾与一些人组织“拆迁现场公民围观团”,通过非暴力“围观”行为,用照相机、摄像机记录拆迁过程。“公民围观团”成员里,有打工人员、教师、律师、记者、学者等。“外力的介入,可以避免现场冲突,减缓事态的恶化。”王功权说。

王功权明白,宣传公民意识仅做到“提议、建议、呼吁”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能力、有策略、有胆量影响他人。有网友评价,在这个争夺物质利益趋近白热化的国度里,王功权依然坚持“做一个公民”。

从2008年底开始,王功权在各个场合提出,解决在京外地籍学生的教育平等权问题。长年来,大量在京外地籍学生不仅遭遇借读费、奖学金等不公待遇,在高考前往往还要回到原籍参加考试。他抨击这项不合理的制度,是户籍制度在就业、医疗保障之外带来的严重问题之一。

这样一些小故事触动了他。一名外地籍女生十分优秀,但因为是外地人,从未当过“三好学生”。班主任每次都拉着流泪的女孩做思想工作:“你把三好生让给别人,北京籍的孩子得了三好生,还可以在中考里加分。”

从2009年底开始,他和一些公共知识分子,与来自全北京各个学校的外地籍学生、家长和专家举行座谈会。一份最新出台的调查报告里,王功权和他的朋友对外地籍学生的教育状况、现状描述和存在问题进行调研,提出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

这或许是王功权近年来参与的最为重大的一个“项目”。2010年3月,5000多名外地籍家长签署《联合呼吁书》,提呈北京市市政府,要求解决外地籍学生的教育平等权问题。2010年底,北京市有关政府部门颁布取消北京市小升初考试外地籍学生的电脑排位相关规定。“这意味着我们的公民行动获得了一定的成绩!”王功权说。

人们常常看到王功权单薄而匆忙的身影。作为一个商人,他有时甚至荒废本业,参加公民行动。在很多人看来,王功权“什么都不缺”,“为别人争权益,自己捞不着什么”。很多时候,甚至会遭遇一些麻烦。

2009年,王功权曾资助出版《公民社会评论》,其第一辑的主题是“流民、游民与社会动荡”。相关部门找到王功权,要求“立刻回收出版物”。“你们不能查我的书,这是我的出版自由!”一向温和的王功权拍了桌子。

但是,刚出版的书籍最后还是被“强行买回”。有人通过朋友劝告王功权:“你不要命了吗?做这些事情!”还有税务部门隔三差五跑到王功权公司,查询账目和税务记录。

有感于“举步维艰”,王功权宣称,“说”本身就是一个“存在”。2011年1月15日,他在新浪微博里写道:“在当今中国,使民众形成敢说真话敢说心里话习惯,是很重要的。在意识形态层面,多数人都活在恐惧里。实际上,中国在进步,政府的包容度也在增加。去恐惧化,便成了必行之事。”

公民养成史

和大多数成功商人一样,王功权有着光鲜的头衔、丰厚的收入,以及一间知名公司。从吉林省公主岭市一个偏僻的山村到北京市最豪华的CBD中心,王功权50年的人生像一辆过山车,忽上忽下,惊起尖叫、呵斥或者掌声。

王功权1961年出生于公主岭市响水镇湾龙村。17岁时,一幕场景触动他“求变”的念头。烈日下,他在地头劳作,对着一望无际的黑土地,忽然感到“人生看不到未来”。

在这个不足千人的小村落里,王父是当地的小学校长,王家兄妹六人,王功权排行第四。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因“文化大革命”荒废多年的高考制度刚刚恢复,一切看起来都是“百废待兴”。对很多农村青年来说,当兵、提干、考大学是三大出路。王功权1980年考上了大学。

1984年,他从吉林工业大学管理工程专业毕业。经历省委组织部、院系党支部的层层考核,作为吉林省22名破格录取的大学生之一,王功权获得一份不错的工作——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企业宣传处干事。

当时,王功权并没有想到,这份外表光鲜的工作,在后来的他看起来,却“单调而不具备创造性”,主要任务是写报告、宣传典型事迹以及准备领导讲话稿。

26岁上,王功权熟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以及《走向未来》、《走向世界》丛书。他写下心得:“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存在问题,君王、臣民的二元对立性,权力问鼎、更迭中的暴力手段,都是值得商榷的。”

他将一些思考融入一篇名为《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的论文,作为吉林省委宣传部青年干部理论学习班的结业作业。在论文中,青年王功权提出两点看法:一是在中国的劳动阶层中将形成富民阶层;二是国家管理阶层中将出现官僚腐败阶层。

这样的看法,在当时的社会看来,是“不可思议的”。领导呵斥:“收起来!不要乱写!”

尽管如此,王功权在业余时间总是去拜访一些书的作者,和他们讨论新的观点。和上个世纪80年代所有穿着蓝运动衫的年轻人一样,王功权对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和未来的社会发展,充满着“气球一样的决心”。

一本厚实的《资本论》被翻破了。这个戴着厚眼镜片的年轻人熬夜写就《论分配与马克思先生商榷》。在这篇自娱自乐的小文里,王功权提出《资本论》存在问题:如果把“资”理解为“劳”的高度凝结物,“劳”是不是应该包括“资”,作为一种延展的方式?按劳分配、计件劳动真的具备可实施性吗?如果国家领导人和普通公务员同样工作八个小时,他们的薪水就会一样吗?

熟悉王功权的人说,他的思考总是和时代联系在一起,大多是时代进程里的一些“常识性”思考,但他痛苦的根源就是,即便是一些“常识”也是这样难以实现。

1988年,王功权成为吉林省省委、省政府历史上第一个辞职的公务员。他辞去宣传部干事工作,领导表示“非常震惊”,安分了一辈子的王父则骂他为“逆子”。为了下定决心,王功权写了一式五份辞职信,分送给机关党委、宣传处、处长、党委书记和部长。

那时,最时髦的词语是“下海”,新闻里讲述最多的是“停薪留职”或者“下海”办公司。随着人潮,王功权坐了30多个小时的火车硬座,跑到刚建制的海南省寻找出路。

1988年对整个中国来说,是一个充满希望和矛盾的年份。所有海南岛上的人们都在关心、讨论“中国应该怎么改”。第一轮征地工作蓬勃开展起来。

起初,王功权担任海南省开发建设总公司老城出口加工区开发公司办公室主任,负责征地工作。一群村民为获得高额补偿,在一个被征的山坡上建起假坟。没有冲突、更没有强拆,王功权在一个深夜独自找到村里威望最高的老头。他的诚恳态度和对未来的描述,让老头子看到了希望。他打着手电筒,带着王功权爬到山坡,指明哪个坟是假的,哪个坟是真的。

在那一年,王功权的人生就像芝麻开门,打开后“别有洞天”。他以总经理的身份,开始筹备海南省海口市秀港工业开发公司。而作为后来的“万通六君子”成员冯仑、潘石屹等人,也是王功权在海南岛结识的。

转折在1989年出现,王功权因牵涉三年前的旧事,被关押审查将近一年。此后几年,他一度处于低迷状态,全部身家只剩下600多块钱,直到1991年参与创办海南农高投联合开发总公司(万通实业集团前身)。

忙碌的生活一度让渐渐步入中年的王功权丧失思考的自由,王功权决定找回自己。1995年,王功权赴美创办美国万通公司,并担任董事长。在将近三年时间里,他拥有更多的时间去阅读和思考。他看美国的历史以及制度形成,美国人历史上对于国家收税权力的抵制、对公权力侵害的防范,都让王功权感慨不已。在他看来,在一个和谐的公民社会,个人有权表达合理诉求,国家权力不能对人的自由进行干涉,要使用分权思路限制国家权力。

在经历一系列风波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时局的关注,开始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应该怎么改”,而变为90年代“知道怎么改,但如何投身其中”的思考中去。王功权在笔记里自问:未来的中国社会需要什么?

王功权自认,1995年前,他尚是一名传统的热血青年,桎梏于传统的思维模式之中,而其后,特别是2005年之后,由于经历的逐步丰富,对于中国政治文化、社会运行模式、以及公民理念开始形成系统性的思考,并试图努力影响别人。

彼时,王功权已经从万通实业集团功成身退,并离开从1999年起为之奋斗六年的IDG高技术创业投资基金。2005年,他创办鼎晖创业投资基金,并将更多的经历投向公共知识分子活动领域。

2006年4月的一天,他在办公室附近的一个小制作店里,定制了100枚“公民证章”。圆形,绿底黄字,和一元钱硬币一样直径大小,上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图形,一本标有“宪法”二字的打开的书样,和“中国公民”四个字。

小店的女孩问,“是不是出国旅行团用的标签啊?”“是标明中国人身份用的。”王功权说。

在结识“公盟”的成员后,王功权以普通公民身份,更积极地参与公民行动。商人身份像一层薄膜,随时可从他的身上褪去。“对我来说,只要满足基本的正常需求,其他消费已经毫无意义,对一个商人来说,更多的只能是参与创造、分配过程,从个人角度来看,毫无增益。”王功权说。

理性的商人,感性的公民

王功权将自己的身份一分为二:理性的商人、感性的公民。他习惯于多重角色切换,就像从一个巴洛克风格的宴会厅进入一间田园风格的小客房,在一个圈子里,不谈另外一个圈子的事情。

“我不知道什么叫做成功,虚幻的成功涉及快乐和幸福吗?”他反问。当中国商界的成功人士纷纷关注慈善、公益、环保事业的时候,王功权将目光投向公民、公民社会。他逐步认识到:怎么参与公民社会,怎么进行公民教育、公民培训,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王功权绝少出现在香车宝马的名流宴会上,从一个会议地点赶往另一个会议地点的路途上,他选择看书、睡觉或者上微博。他在商务车上,最新阅读的书籍是《民主的细节》和《权力之道》。

这个和蔼的中年男人看起来不善交际,言语亲切却不失犀利。他作息规律,近乎苦行僧,每日早晨7点半起床,晚上12点半睡觉,工作时间持续12个小时。他有高尔夫球杆,却几乎没怎么玩过,一个卤肉套餐就是简单的午餐。

有人评价,成功商人的身份,带来更多的资源,相比一般公民,王功权能完成更多的事情。尽管如此,当亲友要求其托关系、走后门时,却总是受到严正拒绝,“我不可能去做这样的事情”。

硬壳背后,他有自己不可战胜的柔软。

1月20日凌晨6时,他在微博写道,“夜起如厕,顺看微博,得知一被拐卖儿童之母,在厦门寻子。有人见其子已被人为致残,曾在厦门某处表演钻铁桶行乞。”他立刻从网上找到这位母亲的电话,“告诉她乞丐部落的黑社会运行管理方式,希望为这个心碎母亲能做点什么”。

王功权常常落泪。一次是在长途火车上,他看到一张照片,照片关于“扫黄打非”成果展示。照片里,十几名中年妇女衣衫不整,捂着脸、蹲在墙角。图释说明,这些妇女卖淫一次在5至15元不等。他哭了,是怎样的窘境让一些应该安享家庭生活的中年女人,从事这样不堪的生计?

他拒绝将自己摆在高高在上的位置。无论是遇到端盘子的女服务生、穿制服的保安、戴安全帽的民工,还是地下通道里跪求的乞丐,王功权都会不由自主地停下来,寒暄几句。这个穿着高档大衣的中年男人,会不厌其烦地问:你家有几口人?收入怎么样?都种什么作物?家里有孩子上学吗?今年的税费要交多少?偶尔,他还会把露宿桥洞的访民,带到家里过夜。

当然,还有一些和其他商人一样的举动。王功权每年都会资助一些失学的学生,包括戴红领巾的小学生、即将参加高考的中学生,和勤工俭学的大学生。另外一部分资金,他还会用在穷困的文化学者,潦倒的诗人、画家身上。

“普通公民只有获得平等的生存权,才能真正成为公民,拥有民主、自由,才能和有权有势的人平起平坐。”王功权说。

他呼吁民众珍惜手中“仅有”的民主权利。“如果我们的民众,非常认真对待,那个从来都没认真对待过的选举基层人大代表的投票权利,媒体认真监督选举过程中的合法性和透明度,结果会怎么样呢?”

2009年3月初的一天,王功权参加了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筹备组的一次内部会议。长方形会议桌子的周围,有官员和一些著名股权基金的合伙人在座。一个负责人在向官员汇报协会筹备情况,谈到协会的职能时他说到,“说白了,我们协会就是政府的喉舌,就是政府在前台的……”

王功权“听不下去了”,起身退会。两个人追出来询问,他这样回答:“我认为成立协会应是为了维护成员权益,为会员服务,督导行业自律,推动政府有关这个行业的法律法规的建设和完善。我接受不了协会做政府喉舌和替政府在前台做什么什么的观点。”

有人曾称王功权为老“愤青”,他微笑着拒绝这一称呼。在他看来,“愤青”是不够理性,情绪激动的。而作为一名普通公民,他也许更适合“愤老”这一称呼,这一词语中包含的情绪是“理性、建设性”的。

北京的冬天依然未曾下雪,2011年初的寒风刮面。在王功权的小办公室里,他屡次提起“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此时,这个中年商人的眼中忽然泛起一丝泪光。

(《新世纪》周刊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