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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然:敬畏公民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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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本文作者木然,资深报人、评论家、节目主持人和作家。

改革开放三十年,是臣民意识逐步淡化的三十年,是公民权利逐渐觉醒的三十年,是公民权利与权力角力的三十年。

表面看来,公民权利也有受到权力重大侵害的时候,但每一次重大侵害都会有巨大的反弹,都让权力者不得不后退。反对精神污染是对公民思想权利的侵害,结果是精神污染之后权力者再也不提污染问题,公民的思想自由有了一个可喜的进步。

只有权利的进步才能拴住权力滥用的双脚,所以敬畏民意不如敬畏公民权利。只有把集体民意化约为个体民意,把个体民意上升为公民权利,让权力者不得不敬畏公民权利,中国才能逐渐融入文明的社会。

与其敬畏民意不如敬畏公民权利

应该说,敬畏民意比不敬畏民意要好,敬畏民意有权利的内容,有现代的政治气息,有现实意义。但是敬畏民意一直没有拴住权力裸奔的双脚,这不得不让人对此作进一步的思考。敬畏民意忽略了政治现实中存在的若干风险,这既包括理论上的风险,也包括现实中存在的风险。

敬畏民意是伪命题。如果民意是划为集体民意而不是个体民意,集体民意就是伪民意。这是因为集体民意具有不断的可分性,既大集体民意和小集体民意,多数民意和少数民意,根本性的民意和暂时性的民意。在多种民意存在的情况下,无论何种民意的取舍都会伤害其它的民意。比如降低房价就是民意,可炒房客、已经买房子的人有谁希望房价降下来呢,难道实现民意就是以牺牲一部分人的民意来伤害另一部分人的民意为前提?集体民意的可分性造成集体民意的模糊性,不知民意的底线在哪里,民意的高压线在哪里。比如上访,上访制度设计的目的很显然是考虑到民意,国家领导人对访民的接见也是想为了更好地体恤民意,即使上访的问题解决了,也是少数民意,遭受同样苦难而没有上访的部分民意就得不到体现,所以上访制度只解决了好哭的孩子有奶吃的部分问题。

敬畏民意是权力者滥用权力的理论基础。在权力没有内部制约和外部制约的前提下,即使是权力者知道民意的厉害,权力者行使权力的冲动、欲望、本能、爱好、乐趣,一句话,用权的非理性嗜好也会压倒用权的理性自觉。敬畏民意演变成不顾民意。对于权力者来说,权力不是负担,追逐权力永远是权力的第一推动力。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治行为中的个人是有利己心的、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个人参与政治活动是从自己的偏好和效用函数出发。人就是人,人并不会因为占有一个有总经理位置或拥有一个部长头衔就会改变人性。政治家的基本行为动机也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虽然推进公共利益是政治家目标函数中的一个重要变量,但是他的效用函数中的变量还包括权力、地位、名声、威望等。追求权力的冲动使权力者忘记了敬畏民意的古训。

敬畏民意是忽略或抹杀公民权利。集体性民意会抹杀个体民意,伤害个体权利。集体民意成为权力专制的最好理由,封建王朝有哪一个不是口口声声说为全国百姓做事的?强征土地、强制拆迁、追求GDP、搞幸福工程等有哪一个不是以集体民意做的?权力者总是以顺从民意,以敬畏民意的方式滥用权力。以敬畏民意的方式滥用权力往往比以爱护民意的方式滥用权力更为残酷。防民之口胜于防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愚民政策都是敬畏民意的权力表达方式。维稳也是最好的敬畏民意的权力表达方式。

敬畏民意的实质是不惧民意。民意这个东西,用一首歌词说,就是像雾像雨又像风,说不清,道不明。从古到今,从东到西,哪个统治阶级都说要注重民意,民意不可违。中国古代重民意的皇帝可以说一个接一个,古代思想家也一再强调君舟民水,民贵君轻。就是现代也是强调以人为本思想,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的当代执政理念与古代重民意的思想遥相呼应。在西方,重民意的思想也是比比皆是。马基雅维利奉劝君主不要违背民意,卢梭从众意、公意角度强调民意的重要性,美国总统林肯从民有、民治、民享强调民意的重要性。现代西方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有哪一个不强调民意的重要性呢?敬畏民意也会让一些专制统治者放出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豪言壮语。

敬畏民意是民粹主义的表现。奇怪的是,政治精英都有民粹主义的倾向,他们一般会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另一方面,他们还会认为人民是愚昧的、受非理性支配的群氓,所以他们的观点错误的,功利的,必须有先进的阶级代替他们思考,从上面赐给人民以雨露阳光。政治精英敬畏民意的前提是高民众若干个百分点,他们在把民众当成爬上权力的阶梯的同时会担心搞不清哪一个阶梯会松动、会塌陷。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政治精英敬畏民意是担心一不小心在阴沟里翻船,就如同本·阿里绝没有想到的那样,一个大学生的自焚会导致他的政权就此垮台。真是大意了。

敬畏民意会使政治生态更加恶化。政治生态取决于权力与权利的良性互动和双方运用的边界。极端的政治生态恶化就是权力者与权利者都想置对方于死地,权力者恐惧失去权力失去后的严惩而不遗余力维护权力、制造暴力和流血。权利者因恐惧权力者的暴力而拚命推翻现政权,不给对方妥协的余地。最后的结果就会是现在的突尼斯,这个国家的权力和权利都是失败者,权力者如果在灭亡时才感受到敬畏权力,后悔药就无处可买。非极端的政治生态恶化就是群体性事件的大量涌现。突尼斯总统本·阿里敬畏民意的选择就是逃到第三国,在群体性事件中当事的权力者敬畏民意的结果就是镇压民意,有的甚至还通过防患于未然来敬畏民意。

改革开放三十年,是臣民意识逐步淡化的三十年,是公民权利逐渐觉醒的三十年,是公民权利与权力角力的三十年。表面看来,公民权利也有受到权力重大侵害的时候,但每一次重大侵害都会有巨大的反弹,都让权力者不得不后退。反对精神污染是对公民思想权利的侵害,结果是精神污染之后权力者再也不提污染问题,公民的思想自由有了一个可喜的进步。政治体制改革在八十年代后期严重受挫,结果是市场经济有了大发展,市场经济自由、平等、规则因其利益的强大支撑带来社会多元化、利益多元化、价值多元化,使公民权利诉求由抽象变得更加具体。二十一世纪之后意识形态在强化的过程中,网络技术却有力地化解了意识形态的扩散能力,侵蚀其主流核心价值观,使意识形态不得不以宽容的方式把人权、民主、法治、平等、博爱纳入主流核心价值观中,从而为公民权利提供了思想保证和宪法保护。

表达民意的基本方式是每个人手中的选票,把竞选提到日程,把选票发给选民,选举权力者的多数票和少数票加在一起就是民意,在这个时候,权力者不得不敬畏选票。真正的民意,是凝聚在选票上的,离开了选票,权力者寸步难行。不敬畏都不行。

改革开放三十年表明,只有权利的进步才能拴住权力滥用的双脚,所以敬畏民意不如敬畏公民权利。只有把集体民意化约为个体民意,把个体民意上升为公民权利,让权力者不得不敬畏公民权利,中国才能逐渐融入文明的社会。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