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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将批评者逼成反抗者是最愚蠢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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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于恐惧的自由——寄语高耀洁医生

用纳税人的钱监控纳税人,是当代“中国特色”之一。高医生的工作,长期持续地遭到地方官员的阻挠恐嚇,有时则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亲人们迫于压力不得不疏远她,老伴出于恐惧烧掉了她的南下调研材料;2007年5月,她的住室前后被安装了四个摄像头;2009年2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访华时提出要见她,又有专人从郑州到北京围追堵截未成;事后,她的电话被监控得更紧,甚至打不出去也打不进来……。

对真相的恐惧,是一种普遍流行的官场病;将一切不利于自身权位的诉求泛政治化,则是官僚们的习惯思维。当高医生的善举触及到真相,触动了官场潜规则和利益集团的私利时,就被某些官员视为“异议分子”了。老人遭遇“被异议”并非个案,类似的例子如今比比皆是。将批评者逼成反抗者,是最愚蠢的政治。当局曾宣布自己的政策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后来又说过“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这种话如今很生疏了,不断看到的却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

当个人驱除心中的恐惧,才会去争取言论和表达的自由;当众人一齐说出真话,才能争取到免于恐惧的自由。

高耀洁教授多年来在中国贫困地区救助艾滋病人和“艾滋孤儿”,宣传艾滋病防治知识。这位步履蹒跚执著前行的老人,是我敬重的长者之一,但由于各种原因,虽谊属忘年师友,却至今未曾谋面。

初次神交,是从友人处得到一本她的大作《中国艾滋病调查》,里面还夹着一张纸,是老人致读者的一封公开信。书中披露的真相令人震惊,信中谈及的遭际令我揪心。很难想象,这位孱弱的老人多年来孤军奋斗,如何对付得了日益险恶的社会环境。每思至此,难免替她捏一把汗。不知不觉间,我开始关注起高医生的行止,尽管互不相识,心中常琢磨能帮上老人什么忙。

2008年12月31日,《南方都市报》刊登了高教授的一封公开信,提出“治贫先治愚”。她举亲身经历为例:有次到一个贫困村庄,给了一位因卖血感染艾滋病的重病人买一点药,病人拿着药问,“大夫,是不是毛主席叫你来的?”一连问了三遍,她无言可对,只能说“你去吃药吧,多喝点水。”此后她每次去农村,都会带一些杂志,但“不管带多少本,都会一下被抢光。等我再次去这个村子的时候,我送的杂志被传阅得面目全非,只看出来是一堆废纸,但他们还在阅读。由此我意识到,他们缺少的不仅仅是食物和衣服,更缺少精神食粮。特别是那些不通汽车和不通电的村庄,那里的村民好像是与世隔绝”。老人大声疾呼:贫困地区“知识太缺乏了,信息太闭塞了”,吁请公众为贫困农村捐献旧杂志。

读了这封公开信,我很是感慨。历史和现实中的真相,绝非“抹黑”,共和国成立快六十年了,近年经常看到媒体宣传“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那么,不通汽车不通电、与世隔绝的农村,以卖血为生、导致艾滋病蔓延的农村,算是什么主义的农村?是“新农村”还是“旧农村”?如果算是“旧农村”,新旧之间的界限又该从哪年算起?

老人在信中自叹:“近几年来,我虽然自费发出几万册我编印的防艾书籍,但还是杯水车薪,我觉得我是一个失败者”。防艾科普工作本是政府职责的一部分,如果只有一位老太太在做,当然是杯水车薪。面对猖獗蔓延的艾滋病魔,如果高医生失败了,更失败的政府,还有整个民族。

所幸高医生不是孤立的,河南《妇女生活》杂志社、《南方都市报》报社的编辑们,都曾收集了大量旧杂志寄给她。《南都》的一位编辑(同时也是志愿者)与我联系,希望大家都来帮助高医生。可惜此前我刚刚卖掉了不下200公斤的报刊,只好把这封信加上“帮帮高耀洁”的标题,贴到了“猫眼看人”论坛和自己的几个博客上,很快有了反响。

有网友回帖说:“失败的是我们整个民族,您是为我们留下一个救赎出口的人”;“让一个老人在救赎,我辈有愧啊”;“高医生是我最敬重的人之一,不可为之而为之”……。很多人寄去了旧杂志,也有人将她的信转帖到各大论坛上发动捐赠,有表示愿出钱为村民订阅报刊的,更有提出直接捐款的。但老人托编辑告知,不碰钱也不要订阅,以免有人中饱私囊。

不久高医生来电邮致谢,我们从此建立了通讯联系。她的每封来信都署名“高耀洁医生”,且有“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这句座右铭。我有时寄上一些自己的诗文,因此她一直以为我是诗人,而非历史学者。老人不时在信中谈及自己的苦恼,有一回还谈到捐赠旧杂志的无奈:

……全国各地寄来《读者》、《南风窗》、《人物周刊》、《中国青年》、《新闻周刊》、《生活用刊》《大众医学》、《家庭医学》等十多种,几十万册,《南方都市报》一次寄百余公斤。我把各种杂志分类,每包装三本杂志和一份防艾资料,寄往西北各省乡级中学。每次发出300至500包,请志愿者开车拉往邮局,第一批、第二批,证明杂志到达了,第三批和第四批还有第五批均石沉大海,自09年4月份开始第六批千余册,存在家中已不敢再邮寄。

为此,我约了两位资深NGO人士茶叙,探讨有何方法帮她,结果是无能为力。结账时被告知,有位先生已经代付了茶金。正诧异间,该先生起身,笑容可掬地向其中一位NGO高管(前官员)打招呼,自称原是其部下,代付茶金系表达敬意云云。这位先生在我们谈话开始后不久,即在邻桌落座,且一直是闷茶独饮。我脑海中立时浮现出小说《1984年》的经典警句——“老大哥在看着你”。类似情况已经历过不止一次,我早已不觉恐惧,今次如非巧合,就一定是意味深长的告诫。

我想起了“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是罗斯福总统在二战期间提出的“四大自由”之一,另外三个分别为“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

这也是毛泽东在取得政权之前,代表中共作出的庄严承诺:

“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七日《新华日报》)

六十四年弹指一挥,毛泽东的承诺兑现了吗?我们能否选择信仰且免于匮乏?能否自由表达并免于恐惧?

艾滋病是一种当代医学尚未攻克的致死性传染病,而公众对艾滋病的恐惧,通常只是一种社会病。要想免于因无知而产生的种种恐惧,则亟需普及防治知识、阻断传播途径。多年来,高医生走访艾滋病高发地区和病患家庭,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老人虽然对艾滋病无所畏惧,却不得不生活在另一种恐惧的阴影中。

她曾在一封信中,对我谈到了自己的另类恐惧:

我为什么一次再次的给你发(注:系指高医生的部分自述文稿),我很清楚他们会害我的,我不怕死,我怕他们给我很多莫须有的罪名,我更怕我死了以后这一段情况没有人能知道。

用纳税人的钱监控纳税人,是当代“中国特色”之一。高医生的工作,长期持续地遭到地方官员的阻挠恐嚇,有时则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亲人们迫于压力不得不疏远她,老伴出于恐惧烧掉了她的南下调研材料;2007年5月,她的住室前后被安装了四个摄像头;今年2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访华时提出要见她,又有专人从郑州到北京围追堵截未成;事后,她的电话被监控得更紧,甚至打不出去也打不进来……。

高医生曾自问:

我这个行走蹒跚、80多岁的老人,只身流浪在外地,多次流泪,多次思考。13年来,我与官方主要分歧:一是自1996年到2003年,我认为有艾滋病,他们说没有艾滋病。二是2003年以后,他们承认有艾滋病,但主要通过吸毒和性传播,我有充分的根据,主要是血传播。我是为弱势群体说话,救他们于水火之中。这件事情本来是一个学术性的问题,他们为什么要进行各种打压,造谣和抵御?……

她的老伴认为,这一切皆系“赃官集团”所为,高医生本人也这么看。她曾将四张真相照片寄给一位副总理,但信被退回了。老伴在烧掉了调研材料后含着眼泪对她说:“你南下的调查资料全部叫我烧了,这些材料弄到中央,会惹大事,问题就不是仅限在河南了,我们全家没法生存啦,我实在怕,你别怪我……”

艾滋病的防治,在全球都是公共卫生问题,甚至可以是人权、民生问题,但只有在中国才能成为“政治麻烦”。“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中国人的习惯思维,像高医生夫妇这样的人道主义者,原本就不是体制的反对者。以客观的角度审视,其见解是“建设性”的,只求匡正官场积弊,改善弱势群体困境,长远上对体制有益无害。

对真相的恐惧,是一种普遍流行的官场病;将一切不利于自身权位的诉求泛政治化,则是官僚们的习惯思维。当高医生的善举触及到真相,触动了官场潜规则和利益集团的私利时,就被某些官员视为“异议分子”了。老人遭遇“被异议”并非个案,类似的例子如今比比皆是。将批评者逼成反抗者,是最愚蠢的政治。当局曾宣布自己的政策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后来又说过“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这种话如今很生疏了,不断看到的却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

高医生最近去了美国,此前已在国内流浪数月,有家归不得。凭她的国际声望和影响力,本可留在祖国,继续为防艾事业倾注心血;但似乎又不得不走,以其年龄和处境,已无法承受生命的如此之重。对这位深爱自己同胞的老人,你很难扣个“不爱国”的帽子;但其个人遭遇,却令这个国家有不爱公民的嫌疑。她从来都是一位勇者,不断地帮助弱势人群;如今自己却不得不远涉重洋,以八十多岁的高龄,流落异国他乡……

老人不会打字,所发电邮都是请朋友代劳的。其中一封来信的末尾写道:

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面,在我内心里很佩服你,认为你是世界上的大好人,所以我才跟你说我的处境,但是我希望不累赘你,不要因为我给你添是非。我已经是一个八十多岁的人了,我视死如归。但是,我要死得清白。我不能做坏人的工具。

读着这样的文字,我深深感受到老人心中的孤愤与凄凉,即便如此,仍想着“不累赘”他人。她出国前有函致我,希望为其新作作序,我自问不够资格,但也义不容辞。当时尚不知其行将远渡,如今只有祈望:她在暂获免于恐惧的自由之后,仍能保有回家的权利。

“医者仁者心”,展读高医生的书,不仅会为其揭示的内容震撼,同时也将洞悉一位医者高洁的精神世界,分享灵魂的救赎与升华。过去我习惯于尊称她为“高老师”,本文则多处用了“高医生”一词,盖因我一直将“医生”视为“生命的保卫者”。高医生担当得起这种高尚的称号——她是一位肯定会被写进历史的医生。

当个人驱除心中的恐惧,才会去争取言论和表达的自由;当众人一齐说出真话,才能争取到免于恐惧的自由。

2009年11月23日北京风雨读书楼

(章立凡/财新网—作者博客。本文是为高耀洁《揭开中国爱滋病疫情真面目》台湾博大国际文化公司2010年9月出版一书所写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