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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寒:“因为我看不上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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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寒。

在大部分国家,艺术家就是扮演着对公共事务参与和发言的角色。但由于我们特殊的国情,导致你如果对此发言了,是左右不讨好的。向着官方,你就成了五毛党和御用文人,不向着官方,你又往往会变得有些敏感,很多事情会遇到很多阻力。所以大部分国内的作家选择避而远之。参与公共事务不是不务正业,而是大部分男性艺术家的天性使然,这也会帮助他写得更好。

财新:刚刚读完了你最近出版的小说《1988—我想与世界谈谈》,这让我一下子联想起了美国作家克鲁亚克的《在路上》。你怎么看待这两本书在写作背景、内容、人物等方面的区别与关联?

韩寒:我有一本《在路上》,但我没有读过。其实我不愿意过多地去说自己的新作,让一个作家去解析自己的小说总是特别傻。它应该是空白的,让读者任意评说的。我不能告诉读者你该怎么读,哪里有个什么伏笔,哪里是什么寓意。

财新:你的小说主要还是年轻人读,但你的博客的关注者更为广泛。有一个学者说,“一千个教授抵不过一个韩寒。”这句话你听说过吗?你个人是什么感受?

韩寒:呵呵,这只是一个玩笑话。教授中也有非常不错的,就像大学生虽然软弱,但也有猛的,无论如何洗脑都无法改变人类的多样性。你要说开赛车,那自然一万个教授都抵不过我,要说写文章,他们可能未必写得有我好看,但很多教授的书给了我很多启发,无论是正面启发还是反面启发。

财新:人们经常会拿你和郭敬明相比,你曾说,你对郭敬明没意见,而是对“郭粉”不满,而“韩粉”的素质要好许多。

韩寒:哈哈哈,我对他和他的读者其实根本无所谓的,他就像隔壁的一个傻孩子。当然,他其实要比我精明很多,我每次回家,看见他站在家门口打弹子,我自然调戏一下。

财新:大约十年前,你曾被某些媒体称做“叛逆青年”,这些年你又被称做“意见领袖”。你认同这个定义吗?这个转变过程的轨迹是怎样的?

韩寒:哪有什么意见领袖,我其实希望自己是一个纯粹的作家,甚至艺术家。这么说可能挺装逼,但事实上,在大部分国家,艺术家就是扮演着对公共事务参与和发言的角色。但由于我们特殊的国情,导致你如果对此发言了,是左右不讨好的。向着官方,你就成了五毛党和御用文人,不向着官方,你又往往会变得有些敏感,很多事情会遇到很多阻力。所以大部分国内的作家选择避而远之。参与公共事务不是不务正业,而是大部分男性艺术家的天性使然,这也会帮助他写得更好。

财新:我注意到,以前你参与几次动静很大的网络争斗,但是近两三年以来,你几乎不再回应更不会挑起纷争,比如前不久围绕李戡(李敖的儿子)的问题,你以“女性全年龄段、70岁以上的老人、20岁以下的孩子”为理由不做正面的回应。为什么?

韩寒:因为我看不上眼。

财新:在“我爸是李刚”事件中,有网友失望地说,“韩寒为什么还没出来说话呀?”这种时候你会介意吗?

韩寒:这件事情已经有了足够的说法,我再多说几句无非让人解解恨而已,大家观点统一,我就无需重复阐述。

财新:从你的谈话中看到,你对现代派诗歌似乎不感兴趣。现代派诗歌是与七八十年代的社会生活紧密相连的,比如食指的《相信未来》,比如北岛的著名诗句“我不相信”。你理解的80年代是怎样的?

韩寒:我不感兴趣,但现在未必反感。事实上,所有有韵律的文字一分行都可以叫现代诗,我不喜欢这种门槛很低、但可以获得与之不对应荣誉的事物,就好比越野赛一样。但是要写好文章,有诗感是特别重要的,你的句号和逗号都是有生命的,你的长句和短句都是有灵魂的,现在的小说家和杂文家就是没有诗感,最没有诗感的可能是不少诗人。

财新: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说起自己思想启蒙的经历,大多会谈到读书对自己的影响,比如,政论—德尔拉斯的《新阶级》;哲学—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俄罗斯和前苏联。对你影响最大的启蒙读物是什么(可以是正面影响,也可以是负面影响)?

韩寒:对我影响最大的启蒙读物是学校的政治书。当然,是负面影响。可以说,随着时代的进步,如果想糊弄人,政治书也要与时俱进,说谎的艺术也应更加高级,用几十年前的论调来洗当今的脑袋,那不是把学生当傻逼嘛!结果洗脑不成,让人徒生反感。这也是我站在当权者的立场上给他们的一个善意的建议。

财新:你一直批评中国的教育制度。如果你有了孩子,将来你会把你的孩子送到国外读书吗?如果不送,你怎么让你的孩子逃避现行的教育体制?

韩寒:不会送到国外。因为孩子需要磨砺,需要困境,需要知道生活的艰难,生来的不公,世道的虚伪,人心的险恶。学校显然是个符合以上要求的好地方。不经过中国的学校,怎么能够经得起中国社会的磨练啊。

(徐晓/财新传媒/中国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