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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陷网络讨伐——独裁者走向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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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裁政权和其治下的民众达成了隐含的协议:我为你们提供盗版电影、开心视频剪辑和网络色情,但前提是你们得不问政治。

审查机器已经足够先进到在不妨碍经济活动的前提下去屏蔽政治敏感内容,中国在这方面就做得相当到位。

Twitter也可以被有效地用来支持政府的路线,或者至少可以用来混淆视听(中国有一支亲政府的网络大军)。的确,在独裁体制下,人们不会去相信官方媒体,相比之下,不少人觉察到通过网络去传播亲政府的言论就可以更多地取信于人。

当数千名伊朗年轻人在2009年6月走上街头去抗议在总统选举中明显的舞弊行为时,西方媒体上关于此事的大多数报道聚焦于抗议者利用Twitter这样一种微博客服务来向外界传递信息。《华尔街日报》断言:“若没有Twitter,这样的事就不会发生”。知名美国博客作者安德鲁·苏利文(Andrew Sullivan) 也宣告Twitter成为了“伊朗反政府抗议的关键组织工具”。《纽约时报》说示威游行演变成了“恶棍发射子弹”与“示威者发推”的对决。

有种观点认为:互联网当时正在伊朗激起革命和促进民主。其实这只是支撑被人们所广泛持有的有关于通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在本质上是亲民主的这样一种信念的最新例子。在这本旨在打破人们旧有观念的书籍里,耶夫根尼·莫洛佐夫(Evgeny Morozov)对这种“网络乌托邦”的观点持否定立场,认为互联网一样可以有效用来维持独裁政权的运转。他说,假设互联网自始至终都是亲民主的,那么西方决策者就正在操纵一种“自愿智力障碍”,这使得推动民主变得更为棘手而非更容易。

他从伊朗的事件开始谈起,并从微观上对他的论点加以阐明。一项由来自卡塔尔的国际新闻网络机构半岛电视台所开展的调查确认德黑兰仅仅只有60个活跃的Twitter账户。参与了示威活动的伊朗博客作者们已经对“推特革命”的论调泼出了冷水。但是,美国政府对于此种论调的认可,再加上国务院要求Twitter延迟一些预定中的维护,否则在骚乱的高峰期间的关键几个时辰将会导致服务离线,其结果是促发了伊朗当局封杀了各种类型的社交网络。例如,进入该国的伊朗人要被迫到Facebook去查找,看看他们是否还有与任何知名的异议者有联系,因而出现了与美国的决策者所希望看到的相对立的局面。

莫洛佐夫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西方决策者看到了苏联的电台宣传和摄影机所凸显出的整齐划一,电台和摄影机所扮演的角色或许侵蚀了苏联的基础。作为一个白俄罗斯人的莫洛佐夫先生(他只是偶然为《经济学人》写稿)说,这种对历史的过度简化导致了错误的结论,使人们认为在今天推动互联网接入和“互联网自由”将对独裁政权产生相似的效用。

事实上,独裁政权可以像他们掌管诸如电视之类的媒体一样,也可以让互联网为其所用。例如,允许东德居民通过西德电视台收看美国肥皂剧似乎成了一种安抚手段,实际上还弱化了人们对政治的兴趣。调查发现获准收看西德电视台的东德居民可能会更少地表达他们对政权的不满。正如一位东德异议人士哀叹道,“所有人都可以抛开这个国家,每晚八点,人们通过电视一齐奔向西德。”

莫洛佐夫就互联网在今天被用来平定后果罗列了不少相似的例子,独裁政权和其治下的民众达成了隐含的协议:我为你们提供盗版电影、开心视频剪辑和网络色情,但前提是你们得不问政治。莫洛佐夫接着言说道,“互联网为那些在专制主义下生存的人们提供了如此多实惠和简易的娱乐补救品供其享用,以至于要让他们去关心政治会变得相当棘手。”

相较于其他更多的传统监视手法,社交网络提供了一种更为廉价和简易的方法去识别持不同政见者。纵使谈及一个“独裁者的困境”,审查机器已经足够先进到在不妨碍经济活动的前提下去屏蔽政治敏感内容,中国在这方面就做得相当到位。互联网可以被用来开展有效的宣传,这也是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进入Twitter的原因。Twitter也可以被有效地用来支持政府的路线,或者至少可以用来混淆视听(中国有一支亲政府的网络大军)。的确,在独裁体制下,人们不会去相信官方媒体,相比之下,不少人觉察到通过网络去传播亲政府的言论就可以更多地取信于人。

独裁政府被想当然地认为其对互联网所知甚少,但他们往往比他们的西方同行对互联网的政治效用更为熟识,莫洛佐夫如此表明他的观点。他在《互联网幻象》一书中对有关俄罗斯政府的年轻的互联网顾问的简况描述特别富于启发性。他还观察到,以前的技术,包括电报、飞机、收音机和电视,也被寄望于去巩固民主,但期望破灭。频道的增多意味着美国人会比在有线电视之前的年代里更少地观看电视新闻。通过支持将Twitter、Facebook和Google作为推动民主的工具,美国政府已经有损了他们的中立性,而且还在鼓动独裁政权将这些工具当做实施外交政策的手段。

那么莫洛佐夫有什么建设性的建议用来顶替当前的方法呢?他号召用“网络现实主义”取代“网络乌托邦主义”,这就很清楚地显示他认为技术确实可用来促进民主,条件是方法得当。但是,除了强调在施展技术时要考虑到社会和政治背景的重要性外,他在具体方法上并未给出什么建议,而且他也不是像互联网专家那样倾向于去关注技术本身的特点。每个独裁政权是各不相同,他认为,因此同样的方法在各种情况下都将奏效似乎是不合情理的,掌握各地的详细情况并对症下药至关重要。虽然他在驳倒对手的观点上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说理,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就他的想法给出具体的建议。

有章节标题,如《为什么克格勃要你加入Facebook》和《为什么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憎恨懒汉行动主义(slacktivism)》,很清楚地显现了莫洛佐夫过得很快活(确实,一些冷笑话或许显得有点多余)。但这本注重结果的书实在是非常值得一读:它富于激励性和启发性,而且欢迎对这种乌托邦主义的世界观的回击。

(经济学人/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