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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伦:党式外交语言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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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势日强,某些外交官、外交发言人水平日下,简直有些让人不解。曾与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学者论及当今中国的某外交发言人,先生只以三字作评“红卫兵”。

中国的外交语言给人的印象不佳

语言表现思维,反映体制,中国外交语言的贫乏和机械表现着体制和观念的僵滞,其更新有待相关制度、理念和政策的变革以及外交人员素质的提升、官方整体吸纳民间活力的能力。

党式外交宣传语言

“……会议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

这是近年民间流传的讽刺官方语言的一段,我们不妨也照此来看看中国的外交语言:

来自外国的批评:一定是粗暴干涉内政、出于政客之口、别有用心的,说三道四、颠倒黑白、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中国人绝对是享有言论自由的,遮蔽外台、控制网络都是合法的,符合国际惯例的,揭露中国某些黑暗的评论报道都是带有偏见、罔顾事实的,中国的人权状况之好是举世公认的,中国政府绝对是爱好和平、从不干涉他人内政的,对中国的抗议都属闹剧的、徒劳的、打错算盘、不能得逞的,中国政府的立场都是中国人民的 ……

领导人出访或外国首脑到访:意义都是重大的,富有成果的,外电评价都是积极的,友谊皆是悠久的,合作都是顺利的、良好的,进入了新阶段的,仪式没有不隆重的,会谈一定是热烈、友好的,外国首脑对中国的发展都是高度赞扬的,钦佩都是由衷的,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都是兄弟的,中国所做之事绝没有不负责的,外援都是真诚的、不附任何条件的 ……

外交辞令,既是一个褒义词,也是贬义词,端看以什么方式表达。但公认是需要极高的技巧,对言辞的巧妙运用,言有尽而意无穷,即使锋利无比,也不失优雅体面风趣。中国的外交语言给人的印象恰恰相反,机械、干瘪、甚至霸道蛮横、强词夺理且自吹自擂,具典型的党式宣传语言特点,离良好的外交语言实在是相去甚远。

亟待提升的外交人员素质

姑且不提对外策略正确与否,仅就风度、学养、机敏和外交语言的运用来讲,今日的外交人员与中共以往的一些外事领导人周恩来、陈毅,乔冠华等人相比,其差距就不是可以道里计。当被人询问中国如何把美国的高空无人驾驶机打下的,陈毅那一句笑谈“是用烧火棍捅下来的”,堪称典型的陈毅外交语言。一种好的外交语言当能很好地体现一个民族文化、一个时代甚至一位外交家自身的特质与风采,鹦鹉学舌、邯郸学步,毫无个性,内中空虚,靠以势压人断造就不出出色的外交家。国势日强,某些外交官、外交发言人水平日下,简直有些让人不解。曾与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学者论及当今中国的某外交发言人,先生只以三字作评“红卫兵”。所言是否确当,读者可自行定论,但中国外交官整体素质亟待提升,也是不争的事实。

借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国外记者有关刘晓波获诺奖的相关问题所言“不是什么人自认为掌握着舆论工具,跳得高,叫得欢,谁就掌握世界的公理!”其实,道理是一样,对中国何尝不是如此?

语言体现思维、反映体制

语言是思维的载体,有什么样的思维就有什么样的语言;反之,习惯于某种语言,也就习惯于用某种方式思维;中国官方的外交语言表述机械干瘪僵化至此,从一个侧面反映着中国体制和观念的沉滞僵固,与这个时代及中国的国际地位大不相称。

中国语言历数千年而不衰,典雅而富文采,简洁且语义丰富,构词精炼,多暗喻、会意,其文学性尚不论,实乃天生的外交语言。二十世纪,中国语言经历了一场重大的转型,对中国文化影响至深至巨。随白话而起的语言意识形态化趋势,后因各种政治原因尤其是中共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运动愈演愈烈,至文革而登峰造极。语言中充斥各种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术语,生命力几被扼杀。那时代始习中文的法国汉学家潘明啸曾跟笔者形容过他学那种文革语言的痛苦:几如上刑。而如果你看到今日媒体里官员、普通人尤其是那些孩子是如何在按某种语言机械地回答问题时,你就会觉得那桎梏至今尚未全然解除,虽然改革开放已届三十年矣。

三十而立。但中国的转型还远未完成。旧有的体制和意识形态依然占据重要的位子,在政治生活中故我,同时因缺乏制度及观念的创新,每每出现危机、意外事件,官员们就本能地向后倒转,在固有的意识形态和体制中寻找资源来应对抗拒。体现在语言上,就是重拾文革式那最能代表体制本质、按体制标准又绝对是“政治正确”的语言和表述;有的时候或更换些术语,有的时候甚至术语都如旧。 在外交上,就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阴谋论大行其道,民粹式排外斗争语言喧嚣登场,从领导人相关讲话,到外交发言人的发言,一些所谓的学者的表述,比比皆是。八九后如此,近来又有复归的迹象。

从历史上看,什么时候中共的官方语言鲜活生动,什么时候就是中共最具有活力的时期。邓时代的务实、灵活和创新也充分体现在那个时代的语言上。而今日官方语言的贫乏、机械和沉滞显然是与体制改革进入瓶颈有关,也与这一代领导人及官员所受教育和成长的时代密不可分。他们是毛的学生,是苏式教育体制的产物、是毛式语言的实践者和承载者。此外,自由的表述是需要自信和根基的,这种语言状况,也与中国体制和领导层面临的合法性危机有关。用美国研究中国语言与文化的著名学者林培瑞的话说,官员们普遍都是“话很多,内容很少”。

开放体制、吸纳民间,再造生机

客观说,这些年中国外交也不是完全没有新提法,但由于体制惯性和这些外交宣传语言的影响,很快就流于机械的说辞,其效果大打折扣,令人怀疑.

与官方语言的陈腐僵滞相对照,是中国民间语言创造力的空前活跃。侧耳倾听,上网查看,那各种民间笑话、讽刺、顺口溜、表述、简直令人目不暇接,赞叹称绝。人们娴熟地运用着中文的多义、同音、会意,或幽默、或愤怒地冲击和颠覆着已失去生命的官方语言表述。这个伟大语言的生命力一如这个民族的生命力,在那里恣意汪洋,生机蓬勃,令人充满希望。显然,中国的外交语言到乃至整体的官方语言都到了要做大的调整、更革体制、吐故纳新,再造生命的时候了。

党式外交语言可以休矣!

(点评中国/英国广播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