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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敏:永恒的傅雷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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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1908—1966),上海人,一代翻译巨匠。幼年丧父,在寡母严教下,养成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性格。1920—1927年在交大学习。早年留学法国,学习艺术理论,得以观摩世界级艺术大师的作品,大大地提高了他的艺术修养。回国后曾任教于上海美专,因不愿从流俗而闭门译书,几乎译遍法国重要作家如伏尔泰、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的重要作品。数百万言的译作成了中国译界备受推崇的范文,形成了“傅雷体华文语言”。他多艺兼通,在绘画、音乐、文学等方面,均显示出独特的高超的艺术鉴赏力。“文革”中因不堪忍受污辱,与夫人朱梅馥双双含冤自尽,实现了文格与人格的统一。

“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

“所以你要战胜外来的敌人之前,先得战胜你内在的敌人,你不必害怕沉沦堕落,只消你能不断的自拔与更新。

“战士啊,当你知道世界上受苦的不止你一个时,你定会减少痛楚,而你的希望也将永远在绝望中再生了吧!”

—-傅雷:《约翰.克利斯朵夫》“译者献辞”

(二〇〇八年父亲百年诞辰期间,我随同巡展多次以此提纲讲演,此为最后之整理稿——二〇〇九年五月十五日)

简述多灾多难的家史

今天先讲一下我父亲的家史。从最新的研究来看,我们祖上有一个叫傅友德的,那是明代开国功臣之一,是一个大将,祖籍安徽宿县,为朱元璋南征北战,战功卓著。明太祖在南京建立明朝,掌权以后,把一批功臣都杀了。傅友德受诬陷要谋反,最后到一三九四年,大约在朱元璋死前四年把他赐死,死前傅友德有预感,故让他的三个儿子纷纷出逃,最小一个儿子逃到了浙江海盐一带,在海盐繁衍生息成傅氏大族。据记载:到明代永乐年间[1403-1424]傅庆公为迁居南汇的始祖。传到第四代,也就是明嘉庆年间,傅端生有一子,叫傅日蕃,病逝于北上赶考途中,留下幼子傅彭年,由祖父傅端抚养。傅彭年周岁时体弱多病,祖父只有此独苗一根,生怕孙子命不长,所以整日抱着孙子长吁短叹,由于长期悲伤,不久去世。当时,本族有一无赖,想侵吞留下的殷厚家业,设机谋害傅家独苗傅彭年。一天夜晚,无赖持刀进入傅家。老家丁奚六事先得知此事,把自己的幼子替换下傅彭年,这样幼仆遇难,傅彭年免遭此难。之后,衍生至傅庆公那一代,傅庆公为避倭寇,从浙江海盐移居到海角四灶(今盐仓镇),其子傅显公认为:虽然靠海,是渔盐地富利饶,但俗且杂,不是子孙发展的地方,于是又移到沈庄之东。四灶之北的现在地方。所以傅显公是这个家族迁移到南汇后的第一代,传到傅雷已是第十八代了。我祖父后来遭土豪地痞陷害入监狱,得肺痨,出狱不久就去世,才二十四岁。从家史来看,我们家有这么多灾难!几次几乎夭折,夭折了就没有傅雷这个人了,今天我也不会坐在这里做什么报告了!是不是!所以从傅家几代来看,一直到我父亲,确实不是一帆风顺。

傅雷一生的五个时期

一、童年时期——1908-1919 / 1-11岁 (11年)

二、少年时期——1920-1924 / 12-16岁 (5年)

三、青年时期——1925-1936 / 17-28岁 (12年)

1、1925-1927年底——17-19岁

2、1928年初-1931年秋——20-23岁

3、1931年秋-1936——23-28岁

四、壮年时期 (22年)——1937-1958.5 / 29-50岁

1、1937-1945年8月——29-37岁

2、1945.9月-1950年初——37-42岁

3、1950年初-1958年5月——42-50岁

A、1950-1954——42-46岁

B、1555-1957年夏——47-49岁

C、1957夏-1958年5月——49-50岁

五、晚年时期(8年)——1958年6月-1966年9月3日凌晨/50-58岁

1、1958年6月-1961年10月——50-53岁

2、1961年11月-1966年9月3日凌晨——53-58岁

傅雷的童年时期

我祖父生前在我祖母李欲振捐资筹办的“杨洁学堂”教书,祖父去世时我父亲才四岁。我祖母是个不识字的家庭妇女,但非常有头脑,非常有见识,在族里威望很高,族里发生纠纷,往往请她公断。我祖父去世后,她觉得原来住的下沙地区(属于现代的南汇航头镇边缘的一个村庄)比较闭塞,于是就举家搬迁至当时比较繁荣有小上海之称的周浦镇。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我祖母很有眼光。我父亲小时候,我祖母就请老先生到家里教他读书写字,在周浦镇一直生活到大概十一岁。我父亲小时后,出奇的调皮,但也非常聪明——这几乎是一个规律,没有一个调皮的孩子是笨蛋的!在座当老师的也许深有体会,越调皮的孩子越有出息。我父亲调皮到什么程度呢?我举两个例子: 老先生在家里教他练字, 老先生拿着书,渡过来渡过去;我父亲似乎是在认认真真的练字,其实不然,他脑子里却在盘算着如何捉弄这位老先生:于是他就在老先生从身旁渡过去的时候,在背上画一笔,再渡过来的时候,又画一笔,最后在老先生的背上画成一个乌龟,他自得其乐。我奶奶知道了就狠狠打了他一顿。还有一次,据说他玩火,差点把房子烧了,奶奶简直气得没辙,把他五花大绑,要拖去扔到河里,她对自己的儿子绝望了,想让他死了自己也去死。幸好我父亲的惨叫声,引来了房东,才把他救了下来。那是我父亲的童年时期。

傅雷的少年时期

十一岁以后父亲到了上海念书,先在南洋中学附小,由于长期在我祖母的严管下,一下子脱离了那个环境,就格外的调皮,拿我父亲自己的话来说是“顽劣”,给学校开除。后来进了徐汇公学,就是现在的徐汇中学。那是个天主教会学校,我父亲从小对宗教很反感,以前在浦东老家祭祖宗、做道场时,常常爬上去拿了贡品就吃,他不信那一套,说这都是假的。到了天主教会学校后更变本加厉,他根本不信什么上帝,认为那都是愚弄人,骗人的,所以念了三年,最后又给开除。

此外,发现我父亲那时候对文艺的爱好,除了写作之外,还演过话剧。在当年徐汇中学学生档案中记载着他当年曾经参加过话剧《言出如山》的演出,演的是一个小头目;档案资料中有剧情介绍,演员表,还有剧照,由于化了装,难以辨认哪个小头目是我父亲;人物表上有我父亲的名字“傅怒安”——这是父亲学生时代用的名字,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抗战胜利。他四十年代给黄宾虹的信,都是署名“傅怒安”。这就是现在所能找到的我父亲在文艺上一点启蒙的东西。

傅雷的壮年时期的第一阶段

八年抗战期间傅雷闭门译书近二百万字

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进入了他的壮年时代。这一段他处在敌伪的沦陷区,主要闭门翻译书,他重译了《贝多芬传》,并撰写了长文《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翻译了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以此来鼓励人的士气,跟日本斗争,好多人在看了《约翰·克利斯朵夫》之后走上了革命道路。前年去世的王元化先生曾经讲过,他自己走上革命道路,就是因为看了《约翰·克利斯朵夫》,对他影响非常之大。但《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本书的命运也很悲惨,讲到五十年代时我再跟大家讲。

一九四三年傅雷自告奋勇为画家黄宾虹先生在上海举办“黄宾虹八秩书画展览会”

在这个时期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一九四三年秋,他自告奋勇在上海给黄宾虹办了“黄宾虹八秩诞辰书画展览会”。当时黄宾虹在北平,为了八十寿辰,日本人想给他办画展,他拒绝了!黄宾虹也是个非常有骨气有民族气节的画家。我父亲在表妹顾默飞家看到黄宾虹的画,使他激动不已,讚不绝口,于是提笔给黄宾虹写信,黄宾虹收到我父亲的信,也同样激动不已,尽管他们年龄相差四十五岁,黄宾虹却认为傅雷确是他“平生一大知己”,自此这对忘年交书信不断。顾默飞是前面提到的我父亲的表兄顾仑布的妹妹,是黄宾虹的女弟子。从一九四三年春开始,我父亲为筹办黄宾虹的书画展,到处奔走。那个时候我还小,才六岁,印象里就是父亲出出进进,忙得很,家里尽来老头,因为黄宾虹这一辈的人那时都已七八十岁;整天听他们讲黄宾虹长黄宾虹短的,后来我记得在上海的宁波同乡会举办了展览,那时黄宾虹不时把画寄来,我父亲亲自登记做账,展会上卖了画,还得设法把钱汇到北平,这些来往的信件,包括他给黄宾虹报的账目,都收集在上海古籍出版社于一九九二年出版的《傅雷书信集》,计有一一九封信。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他是怎么样赤胆忠心的对待朋友,怎么样真诚的对待一个有德有才的艺术家。所以,有人讲,没有傅雷在那个时候为黄宾虹呐喊,黄宾虹不一定有现在这么一个地位!还有人说,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傅雷的那种可贵的策展才能。

我父亲不仅给黄宾虹办书画展,还给他出画册,出展览会刊,亲自写了高度评价黄宾虹绘画的文章《观画答客问》,那是至今公认的第一篇评论黄宾虹绘画很重要的文献。

为了爱护青年作家的成长傅雷写下了评论文章《论张爱玲小说》

一九四四年春,他还写了一篇《论张爱玲的小说》,到现在为止,这是一篇公认的评论张爱玲小说最早最重要的文献,他肯定了张爱玲的《金锁记》,否定了其他的几个短篇。当时的张爱玲并不以为然的。柯灵先生在“文革”后见到我,深情的对我讲起当年在他主编的《万像》发表我父亲的那篇文章的事:“你爸爸就那么直白,他有一颗爱才之心,他为什么

写那篇评论,他觉得张爱玲是一有才能的作家。正是爱护这样的青年作家,才黑白分明的一针见血指出张爱玲的问题症结。”大家可以在《傅雷文集》里找到这篇文章。他在文章最后一部分“结论”里写道,“我们固不能要求一个作家只产生杰作,但也不能坐视她的优点把她引入危险的歧途,更不能听让新的缺陷去填补旧的缺陷。”他就是那么真诚的对待一个真有才气的青年作家。在文章的最后,他用诗一样的语言道出了他写这篇评论的真实目的,“宝石镶嵌的图画被人欣赏,并非为了宝石的彩色。少一些光芒,多一些深度,少了一些词藻,多一些实质:作品会有更完满的收获。多写,少发表,尤其是服侍艺术最忠实的态度。文艺女神的贞洁是最宝贵的,也是最容易被污辱的。爱护她就是爱护自己。”

傅雷壮年时期的第二阶段

从抗战胜利至新中国成立傅雷积极参与了爱国民主运动,写下了大量政论文

我父亲壮年的第二个时期,是从一九四五年九月抗战胜利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建立。这个时期,他积极参加了民主运动,反对腐败的蒋介石政府,他跟马叙伦、陈叔通、许广平等这些老一辈的民主人士,联合发表“反蒋”宣言;此外,他还积极参与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成立。其实,中国民主促进会的真正创办人之一是傅雷,当年筹备民主促进会成立的时候,一共也不到三十人,选理事的时候从三人、五人、七人、九人,一直增加到二十一人,我父亲就不干了!觉得怎么有那么多人想当“官”呢!所以在正式选举前,他就活动,劝许多老朋友不要选他当理事,所以最后他只是一个候补理事。一九四九年后,他就根本不参加活动了。这一段他积极参与民主运动。写下了大量一针见血,观点犀利的有关时局,民生,教育等问题的政论文,关注的领域很广泛,从广岛原子弹到对汉奸的审判,到学生的请愿。总之,视野开阔,目光敏锐,敢于直言,讲真话。这些政论文发表在与周煦良合办的《新语半月刊》以及《民主》、《周报》、《观察》、《文汇报》等刊物上。例如当年他抨击国民党政府而写的《废止出版检查制度》。文章尖锐的指出:“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民意决不能发挥, 政治决不能上轨道。没有图书出版自由的国家,根本谈不上文化。假如没有言论自由,其他自由怎能保持呢?我们又怎能改正错误,反对专制呢?”这段文字显示了我父亲是一个具有独立思考,颇有远见的文人。至今读来,还是很富有现实意义!

一九四六年深秋,傅雷热情洋溢的为画家庞薰琹在上海震旦大学礼堂,举办了规模宏大的庞薰琹个人绘画展览会

一九四六年深秋,还热情洋溢为留法画家庞薰琹办了一个画展,地点选在上海震旦大学大礼堂。一九二四年冬,庞薰琹在上海震旦大学学医,那时正逢寒假,他正在犹豫:究竟继续学医呢,还是干脆改行学绘画!在校门口碰到了比国神父泰叶,就把自己想法说了;谁知平时看来很和蔼的神父,却突然脸色由白变红,由红变紫,大声吼道:“老实告诉你,你们中国人,成不了大艺术家!”在这情景下,本来犹犹豫豫的庞薰琹毅然下了决心:放弃学医,改行学绘画。于是很有礼貌的对泰叶神父说:“先生,你等着瞧吧!”我父亲知道庞薰琹弃医学画的故事,所以抗战胜利后,庞薰琹从内地回到上海,父亲看了他在湘黔川滇,深入苗彝地区,采集画材的大量绘画作品,就自告奋勇的在上海震旦大学大礼堂,举办了庞薰琹绘画展览会,还专门写了篇序,称其“融合东西艺术之成功,决非杂揉中西画技之皮表,以近代透视法欺人耳目者可比。”且盛赞他的白描古代舞像“用笔凝练,意态生动,不徒当世无两,抑可追逼晋唐。”总之,给庞薰琹办画展,就是让瞧不起我们中国人的比国神父看看,我们“中国人,成不了大艺术家”吗?这又是一个例子说明我父亲对朋友的真诚与坦荡!

一九四七年傅雷翻译了一本使他受累一辈子的书——埃德加·斯诺的《美苏关系检讨》

在这个时期,还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可以说使他受累一辈子。一九四七年他翻译了埃德加·斯诺三篇文章,合集出了一本名为《美苏关系检讨》的书,还专门写了一篇代序《我们对美苏关系的态度》。我父亲在代序中指出:“美苏关系的是非,斯诺的文章分析得很详尽,暂可不提。战后美国对中国的政策,犯了很多很大的错误,不但有目共睹,而且大家已经交相指摘。但是苏俄对我们的行为也不见得全部友好,完全平等。红军在东三省搬走日本人的工厂,进步刊物噤若寒蝉,不置一辞。”我父亲主张建立“独立的人格”,“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用自己的头脑思想。”他不能赞同“中国只能有两种人:不是亲苏,便是亲美;反苏的必亲美,必近乎反动,甚至就是国民党的尾巴。”他认为正确的做法是跳出这样的二元思维模式,“抱住自己的良心,不问对方是谁,只问客观的事实,既不亲苏也不亲美,既不反苏也不反美,但谁损害了他们的国家利益就反对。”文章发表后,就遭到左翼人士周建人等的围攻,说他的观点离“法西斯蒂”不远了,并扣上了“亲帝反苏”的帽子。于是傅雷在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杂志上撰文《所谓反帝亲苏》,予以反驳。傅雷在文章中质问:“实质上与《中俄条约》并无二致的《中苏条约》,红军搬走东三省的工厂,全是我深文周纳,或向壁虚造,或轻信流言吗?从而我的抗议也变成了“反苏”,变成了与法西斯蒂距离不远的证据?”他接着指出:“左派论客认为红军在东三省作战两星期,牺牲红军若干万,理应获得赔偿;仿佛东三省的人民大众在日本铁蹄下做十四年奴隶倒是活该!…… 凡是有自由良心,没有政治偏见,希望民族挣扎图存的人,都知道此刻中国的自由独立是一个大讽刺。”他认为:“中国人民既没有义务把世界政情用美国人的眼光去看,也没有义务用苏联政府的眼光去看。”斯诺的文章是根据客观事实写的,百分之九十是批评美国,只有百分之十是批评苏联的,当时那些左派论客,对苏联是一点都不能批评,谁批评谁就是“反苏亲美”,甚至对文章中批评苏联全部掠走日本人在中国东北所建的公厂的事实,说是“不见得是真的”。现在历史已经证明真理不在那些左派手里,尤其在苏联解体后,那时的档案都已解密。我父亲当时,一是没有偏见,有的是满腔热情的爱国正义感,二是他从国外的外文资料中获得了大量真实信息:很清楚斯大林的独裁是怎么回事,斯大林为了巩固自己的独裁权力,如何排除异己,三十年代的惨无人道的杀戮了一大批革命有功之士;当年苏联如何全部掠走日本在我国东北建的工厂,霸占了旅顺大连,迟迟不归还我们,现在看来,这些都是铁的事实。当时那些所谓的左派,究竟是无知呢,还是有意颠倒黑白的一边倒呢,我看两者皆有吧!父亲针对周建人等左派的论调,有几段极其精彩的驳斥,至今读来颇令人深思。他这样写道:“武断往往并非恶意,而由于天真。惟其天真,才会有宗教热情,才会盲目,才会褊狭。不把人类先定了原始罪恶而后宽恕,怎显得上帝的慈悲与宗教的伟大?不来一次十字军与异教裁判所,怎显得神的威严与真理的神圣不可侵犯?近代思想界自以为摆脱了宗教,却另创一个新宗教。其迷人处与可怕处正与一切宗教无异。与任何虔诚的教徒辩论宇宙问题人生问题都是白费,对他们都是大不敬。可是受任何教徒诅咒亦未必真入地狱。” 大家细细琢磨琢磨,这些话是不是很富有现实意义!

文章的最后,他还写道,“话又得说回来,内战决不会永久打下去,现状迟早要改变。比破坏更重要更艰苦的事业还在后面,以周先生这种作风对付未来的局面,中国是付不起代价的。左派也罢,右派也罢,死抱住正统也罢,死抱住主义与教条也罢,不容忍决不会带来和平,天下苍生也不见得沾光。一个民族到了思想统一,异端邪说诛尽灭绝的时候,即是它的文化枯萎以死的时候,或者是把人当做物,叫他到世界上去闯大祸的时候。”试想十年的“文革”灾难,不就给他言中了吗?这不能不说我父亲这个人是富有预见性的。

到了一九五七年反右时期,我父亲的这笔账又给翻了出来,给他扣上了“走中间路线”、“反苏”的帽子。当年几乎所有的右派都有“反苏”这条罪状,然而历史的事实证明,那些所谓的“右派”,才是真正善于独立思考,具有真正独立人格的爱国者,真理在他们手中。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傅雷为什么携全家奔赴云南昆明?

当时我父亲一边受到周建人等左派的围攻,替他出这本书的“生活书店”也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我觉得这件事导致了我父亲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携全家奔赴昆明,表面上看,是受他的挚友宋奇委托,去昆明筹办进出口公司,其实我觉得真正的原因是当年周建人等左派非黑即白的话语方式,以及他们那种不实事求是,死不承认客观事实的态度,使他难以接受,再加上“生活书店”为此挨批,影响了父亲对共产党的看法:中国是否会像斯大林领导的独裁苏联那样。他实在没有把握!

父亲毕竟是个书生,是个学者,他那会办进出口公司,结果必然是无功而返。于是在昆明的旅馆里待了七个月,无所事事,决定经香港返回上海。在香港待了六个月,才坐船抵达天津,转乘火车返回上海。在香港时,多少朋友劝他别回来,可是父亲是个民族情结特别深厚的人,他不止一次的说过,“我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国土上!”就这样,他毅然决然的返回上海,进入他壮年时代的第三个时期。

傅雷壮年时期第三时期的第一阶段

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八年,八年的时间。这八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四年,也就是在四十二岁至四十六岁之间。

1950-1954年傅雷翻译了法国文学名著十三部,近三百万字

那个时期他的肺病复发,于是一边养病,一边翻译,那是他译作的多产时期,除了重译《高老头》和《约翰·克利斯朵夫》外,还翻译了巴尔扎克的《贝姨》、《邦斯舅舅》、《夏倍上校》、《奥诺丽纳》、《禁治产》、《于絮尔·弥罗埃》;梅里美的《嘉尔曼》、《高龙巴》;服尔德的《老实人》、《天真汉》、《查第格》等。共翻译了近三百万字。

那个时候他闭门译书的另一个原因,我想在于一九四七年那些所谓左派笔战围攻的阴影始终围绕在他心头,他对共产党政府是将信将疑,他需要时间来观察分析。

傅雷在《高老头》重译本序上首次提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翻译理论“神似论”

他在《高老头》重译本上写了一篇很重要的序,头一次提出了他的翻译理论“神似论”,他提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不在形似而在神似。”唯有他这样有深厚美术理论底蕴的人,才能提出这个“神似论”。

《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史诗般的长篇小说有与傅雷相同坎坷的命运

一九五二年,他用了近一年时间,重译了这部一百三十余万字,史诗般的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小说的的命运真有点像我父亲的命运,罗曼·罗兰从一九〇二年起花了十年时间,于一九一二年写成了这部小说。罗曼·罗兰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写过不少剧本,但并不出名;倒是后来写的一系列传记,颇受称颂。一九〇三年写了《贝多芬传》后,又写了诸如《米开朗琪罗传》、《韩德尔传》以及《托尔斯泰传》等一系列名人传记,而最著名的还是《贝多芬传》。我觉得正因为他成功的写了《贝多芬传》,才写出了《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样史诗般的长篇小说,小说的主人翁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童年,就是以贝多芬的童年为蓝本。

一九一六年十一月,瑞典皇家学院正式通过罗曼·罗兰为一九一五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曼·罗兰此殊荣本应在一九一五年度获得,然而罗曼·罗兰于一九一四年九月,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发表了一篇题为《超乎混战之上》的反对战争的政论文。这篇文章触犯了法国民族主义情绪,受到了舆论不公平的谴责,那时要颁诺贝尔文学奖给罗曼·罗兰就遭到了法国政府的强烈反对。所以瑞典皇家学院迟至一九一六年将近年终的时候,才正式通过并予公布。而这个奖项直到一九一七年六月才到罗曼·罗兰手中。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无疑是罗曼·罗兰最杰出的文学成就。这部长篇小说具有丰厚的现实内容,高远脱俗的灵性,高昂的人道主义精神力量,鲜明的人物形象,动人的艺术魅力。父亲初译这部小说是在上世纪的四十年代,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当时多少青年受这部小说的影响,走上了抗日革命的道路。一九五二年重译后,更受读者的欢迎。然而,自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以后,这部小说是最受虐待的一部世界名著,历次政治运动,这部小说一次又一次受到冲击,说:“是资产阶级右派反动思想的根源”,“是一部宣扬个人主义的小说”。总之,这部小说屡屡成为整肃清除的对象、批判的靶子,就是因为在读者,尤其在青年读者中有着巨大广泛的影响,相当大一部份读者还是这部作品的赞美者和崇拜者。一九三七年他在《约翰·克利斯朵夫》初译本上写下了诗一般的“译者献辞”,这段献辞在重译本出版时删掉了,因为它不符合“阶级斗争”的口味!

然而,这段献辞至今读来令人振奋,当时许多读者都能倒背如流!

“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

“所以你要战胜外来的敌人之前,先得战胜你内在的敌人,你不必害怕沉沦堕落,只消你能不断的自拔与更新。

“《约翰·克利斯朵夫》不是一部小说——应当说:不止是一部小说,而是人类一部伟大的史诗。它所描绘歌咏的不是人类在物质方面而是在精神方面所经历的艰险,不是征服外界而是征服内界的战迹。它是千万生灵的一面镜子,是古今中外英雄圣哲的一部历险记,是贝多芬式的一阕大交响乐。愿读者以虔敬的心情来打开这部宝典吧!

“战士啊,当你知道世界上受苦的不止你一个时,你定会减少痛楚,而你的希望也将永远在绝望中再生了吧!”

所以,罗曼·罗兰倡导的“英雄”,不过是“人类的忠仆”,只是具有伟大的品格,这些英雄的伟大,是因为他们能倾心为大众服务。是鼓舞人们为理想、为国家、为人类、去战斗去奋斗!这部小说禁锢了二十余年后,于一九八〇年再版时,一下子就发行了三十余万册,可见这部巨著的魅力!可是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时,还是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没有恢复这段脍炙人口的“献辞”,当时我还在英国留学,我在一九七九年出国前,曾经叮嘱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有关编辑,因为我估计这部小说会很快再版,我说,“如果再版,序言一定请钱锺书或者杨绛来写”。结果出版时的序言,却出自于那位紧跟极左思潮,批判罗曼·罗兰的所谓专家之手!直到我回国,提出强烈抗议后,才在一九八六年重版时,删去了罗大纲写的序,恢复了我父亲初版本的“译者献辞”和“译者弁言”,自此这部伟大的小说一版再版,至今畅销不衰!可惜这部巨著的译者,未能看到这部小说的重见天日,没有看到这部小说迎来的灿烂光辉!

傅雷壮年时期的第二阶段

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七年夏是他壮年时代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四十七至四十九岁。新中国成立六年来,他目睹整个国家蒸蒸日上,社会日益进步,社会风气不断好转,与国民党腐败政府时期是天壤之别;同时他受到真正“左派”朋友的影响,阅读了大量的革命小说,潜移默化的对他起到了教育作用,人心是肉长的,他不可能不受感动。同时上海政协吸收他为政协委员。

傅雷赤胆忠心为政府提了涉及文艺各个领域的建设性意见达十八万字

我父亲是这么一个人,他要么不干,要干就非常认真。他当了政协委员,从五四年到五七年反右运动前,他写的总结、意见书达十八万字,涉及的到文学、音乐、美术、国画、儿童读物、出版事业、高级知识分子问题等极其广泛的领域;他写这些东西,还做很多调查。他就生活在高级知识分子当中,在这个文化圈子里,他最了解他们。我爸爸有个老朋友,是个历史学家,北大的教授张芝联,九十岁了,几个月前刚过世。二〇〇六年他在上海南汇纪念我父亲去世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发言说:“你们讲傅雷这个家、那个家,都对!但他还是个研究知识分子的心理学家。”我觉得他说的一点不错,那个时候我在上中学,亲眼天天看到他怎么找人谈话,他的朋友大多是高级知识分子,有工程师、有教授、有医生、有律师、当然还有作家。他自己一颗心变了,他就满腔热情为国家做这个工作。所以张芝联教授还说他“做一个统战部长都绰绰有余”,我看他肯定是个非常出色的统战部长,可惜没给他这个机会。我觉得他称得上模范政协委员,他可不是去当花瓶的,他写意见书,是建设性的意见书,不光是提意见,还提出如何解决问题的方案;而且他有一个思想,从小就听他讲,他跟朋友谈:“中国那么大一个国家,那么多人口,我们不能要求共产党一下子就解决问题,得一步一步来。”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在给儿子傅聪的信中说,“什么整风运动,什么开展民主,都需要党内外一步一步的学习。现在大家有些急躁,其实是不对的。一切事情都不可能一蹴即成。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由来已久,要改也非一朝一夕之事。我们尽管揭发矛盾,提意见,可是心里不能急,要耐心等待,要常常督促,也要设身处地代政府想想。问题千千万万,必须分清缓急轻重,分批解决;有些是为客观条件所限,更不是一二年内所能改善。总之,我们不能忘了样样要从六亿人口出发,要从农业落后、工业落后、文化落后的具体形势出发;要求太高太急没有用的。”他就是这么一个能设身处地为党为政府着想的人,实在难能可贵!政协发言有时间规定,五分钟或十分钟,他在家里给我妈妈念稿子,我妈妈给他掐时间,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才行,他就是这么一个既不浪费自己也不浪费他人时间的绝对认真的人。另外他写发言稿,也是极端认真,往往有一稿、二稿甚至三稿,跟他搞翻译一样的认真。他认真到什么程度?他把李苹请来,就是李德伦的妹妹,给他纠正发音,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上海人,讲得普通话南腔北调的影响效果。可是恰恰这么一个满腔热情、认认真真、一丝不苟的在为政府为党做工作的人,最后却打成“右派”,谁能想得通呢?

傅雷婉谢进入民进中央,他认为“让党派以外留一些肯说话的傻子,对人民对国家不一定没有好处”

一九五六年正直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期,对民主党派讲“互相监督,长期共存”,民主党派处于大发展时期,于是,当年反蒋的民主斗士民主促进会的主席马叙伦、还有主管统战工作的徐伯昕等纷纷来信,敦促我父亲回民进,回民进中央委员会。我父亲急得要命,又去电报又去信婉言谢绝。他给民进中央委员周煦良教授的信中说:“我缺少涵养,精神上受不了负担,有了名义不能空敷衍,妨碍日常工作,那对我是个经常不断的折磨。假如敷衍,又时时刻刻存着犯罪感,觉得对不起人,对不起团体,你想想这种生活叫我怎么过呢?”同日在给徐伯昕的信中说:“我的长处短处,与兄十年交往,一定知道得很清楚;党派工作必须内方外圆的人才能胜任;像我这种脾气急躁、责备求全、处处绝对、毫无涵养功夫的人,加入任何党派都不能起什么好作用;还不如简简单单做个“人民”,有时倒反能发挥一些力量。”“再说,艺术上需要百花齐放丰富多彩;我以为整个社会亦未始不需要丰富多彩。让党派以外留一些肯说话的傻子,对人民对国家不一定没有好处。殊途同归,无法彼此;一个人的积极性只要能尽量发挥。党与非党、民主党派与非民主党派都没有大关系。”从这儿我们也可看出我父亲的为人,是那么的真诚,他的心是那么透亮。真是一颗赤子之心啊!

总之,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七年夏这个壮年时代的第二阶段,是他一生中最高兴,心情最舒畅的时期,儿子傅聪1955年在波兰萧邦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大奖,自己受到政府的重视,不仅吸收为政协委员,而且进入了上海作协书记处任书记。他自己也就本着一颗赤子之心,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涉及文化艺术的各个领域的意见书达十八万字之多。然而,这却蕴育着灾难的来临!

傅雷壮年时期的第三阶段

从一九五七年夏到一九五八年四月是他壮年时代的第三个阶段。那时他五十岁,这是他给打成“右派”的阶段。

傅雷打成右派的内幕

他为什么会打成“右派”?来龙去脉是当年上海作协党组书记周而复告诉我的,周而复在去世前叁年,在一次光华校友会上(他毕业于光华大学,我毕业于光华大学附中,在北京有个“光华校友会”),他对我说:“我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就讲到这个问题,但是不彻底,要彻底了,我这个文章就发表不了!”他说:“当时到了一九五八年初的时候,对你父亲的批判会已经开了九次,那时候我一个,还有上海作协的其他党组成员,还有当年上海市委的宣传部长石西民,在一起商量保护傅雷过关,因为我们太了解你爸爸了,看着他一步一步进步的,认为他不是“右派”;而且和柯庆施也讲通了,柯庆施也同意了。于是石西民对你爸爸讲:‘就写个检查,哪怕说实质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也行!’傅雷斩钉截铁回答说:‘那不行,没有廉价的检讨,人格比什么都重要!’这怎么办呢?最后请柯灵出面做你爸爸的工作,因为柯灵跟你爸爸关系特别好。那个时候柯灵在苏州写作,柯灵放下工作到上海,做你爸爸的工作。”柯灵在“文革”后跟我讲到这件事,他说:“周而复、石西民让我做你爸爸的工作,让他怎么也得写个检查!开始你爸爸一口回绝,我想那怎么办呢?做成夹生饭了!于是不得已把底牌端了出来,明确告诉你爸爸:是为了保护他过关。”柯灵还对我讲:“你爸爸这个人真是个硬骨头,固执得简直没办法,那个检查其实等于是我替他写的。这样我想任务完成了,就心安理得回苏州继续写作,谁知第十次批判会后,就给你爸爸戴上了‘右派’帽子,不知道什么原因。弄得我很尴尬,好像是我骗你爸爸上了圈套!我真是有口难言啊!”突然变化的真正原因,柯灵至死

也没弄清楚!这回周而复揭开了这个谜,他说:“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开批论会的前夕,具体主持反右工作的某个中央领导人到了上海,说上海右派太少了!这样柯庆施就把傅雷的名字加了上去。”

周而复讲的《新文学史料》上他的文章写得不彻底就在此。有一种说法:说什么反右只是“扩大化”。什么“反右扩大化”,我坚决反对,有这么大百分比的扩大化吗?这科学吗?合乎逻辑吗?这真是欲盖弥彰!我想历史必将作出公正的结论!

父亲打成“右派”后,可以想象他内心的苦闷,可最初他还是很天真,有很多朋友跟他讲,这是放长线钓大鱼,你上当了。他还跟人辩论!后来大量的事实教育了他,不得不承认自己上了当。

傅雷的晚年时期的第一阶段

然而就进入他最后八年的晚年时代,从一九五八年四月三十日戴上“右派”帽子后,一直到一九六一年十月摘掉“右派”帽子,这是我父亲晚年时代的第一阶段。本来一九六〇年十月就要给他摘掉“右派”帽子,那个时候我放暑假在上海,记得当时是上海作家协会的叶以群,也是一个作家,去看我父亲,跟他谈这个问题,我爸爸是个死硬派,他说当时戴帽子是你们要戴,现在摘帽子也是你们要摘,都与他无关。更别说要他写个检查呢!就这么顶了回去。到一九六一年十月,他是随着一大批右派一起摘了“右派”帽子。

所以我父亲是在人祸面前能够顶得住的人,这次汶川灾难有作家就讲,在天灾面前不少人能表现英雄主义, 不少人能顶住,人祸面前能吗? 有多少人能顶得住?这是一个大问号!

我父亲戴上“右派”帽子后,不像吴祖光那样的“右派”发配到北大荒去了,那时多少“右派”发配到边远艰苦地区,妻离子散的冤死在那儿的不知有多少啊!他还算幸运,还能在书房里继续搞他的翻译工作。他没有单位,一九四九年以后,全国就巴金和他靠稿费生活,不属于那个单位,也不拿工资,所以没人管他,另外,上海市委中宣部石西民以及上海作协党组,对我父亲很了解,把他打成“右派”,他们也是无可奈何啊!

傅雷在划为右派后苦难的三年中仍然笔耕不断,翻译了法国文学经典作品八十余万字

他从一九五八年六月到一九五九年五月翻译了法国丹纳三十余万字的《艺术哲学》;一九五九年七月到年底,翻译了巴尔扎克近二十五万字的小说《搅水女人》;一九六〇年五月到十一月又翻译了巴尔扎克小说近二十万字的《都尔的本堂神甫》和《比哀兰德》。三年内翻译了法国文学经典作品八十余万字。从这些翻译成果来看,在他冤戴上“右派”帽子的三年多时间里,他虽然拒绝了用笔名出版他翻译的书,仍然笔耕不断。我自己退休后从一九九八年开始,给父亲翻译的《艺术哲学》编撰了含有五百余幅插图的珍藏本,这是圆我父亲生前的梦,当年限于条件,《艺术哲学》出版时,仅选用了一百〇四幅黑白插图。他当时就曾跟我讲,“这本书一定要配上大量的彩色插图,否则看这部书只能是隔靴搔痒,不得要领,将来有了条件,一定要出带有大量彩图的版本。”为什么当年在最苦闷的时候首选这本书翻译呢?当然,他特别喜爱这本书,一九二九年,二十一岁时就在法国翻译了这本书的第一编第一章,计二万余字;还写下了颇有创见的二千余字的“译者弁言”。上世纪末我在利用旅欧带回来资料的基础上,为完成父亲生前未能完成的心愿——编一本有丰富彩图的版本的过程中,深切的体会到在那个时期他首选翻译这本书的真正原因——他可以在这么一部艺术史中,使自己的心灵整个融入艺术世界里面神游,摆脱难以排解的内心无比的苦闷。想到这些我的内心激动不已,心情无比沉重。

一九六一年九月底,他的“右派”帽子摘掉了。亲友纷纷来道贺,他却面无笑容,轻描淡写的说:“当初给我戴帽,本来就是错的!”从那时起一直到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他离开人世,是他晚年时代的最后五年。 这年秋天开始,一直到一九六四年的八月,翻译了巴尔扎克五十万字的长篇小说

《幻灭》三部曲。其实这不是他的最后一部译作,最后一部译作应该是巴尔扎克的中篇小说《猫儿打球号》,这部书稿完成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而且经过四次修改并誊清,寄交出版社,可惜失散于“文革”,迄今未能找到。

傅雷戴着“右派”帽子时,无可奈何,一旦得到解脱,念念不忘迅速妥善处理好英年早逝的亡友著名作曲家谭小麟的遗作。

我父亲在摘掉“右派”帽子后,还办了一件颇令人感动的事。我国有一位英年早逝的著名作曲家谭小麟。他生于一九一二年,一九三九年去美国留学前,在国内曾毕业于国立上海音乐学院,研究中国乐器和作曲。一九四六年回国前受教于现代第一流著名作曲家兴德米特,为该作曲家的得意弟子,谭小麟那时创作的《弦乐二重奏》曾获得杰克森奖,誉为“室内乐中的一首杰出作品”,这是我国第一位在国外获得室内乐奖项的作曲家。他回国后曾任上海音专理论作曲系主任,为培养我国作曲人才呕心沥血。不幸于一九四八年六月病逝于上海,终年才三十七岁。谭小麟病逝后,沈知白、杨嘉仁、裘复生、陈又新、傅雷等生前好友,组织了“谭小麟遗作保管委员会”。一九五六年五七年间,傅雷多次上书陈毅副总理和周扬部长,要求把谭小麟的作品作为五四以来的优秀作品,予以出版和演奏。后来他自己打成了“右派”,这事就搁下了。一九六一年国庆节,他刚摘掉“右派”帽子,马上于十月二十八日上书文化部夏衍副部长,后经夏衍认可,直接将保存的全部谭小麟遗作手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于当年的十一月二十六日双挂号寄交北京图书馆妥善保管,现这些资料完好的保存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我父亲对待朋友,对待珍贵的文化遗产,一贯那么热心,那么真诚。他在戴着“右派”帽子时,无可奈何,一旦得到解脱,他念念不忘这件事,从而迅速妥善处理好这件事。

六四六五年时期,国内整个文艺界形势严峻,文艺处于禁锢时代,傅雷无奈给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石西民发出了“求救信”。

在我父亲最后的八年里,健康是每况愈下,“腰椎骨质增生不时发作,又长期失眠,不断的忧虑,导致三叉神经痛等疾病。”五十万字的《幻灭》就是在这种健康状况下,跌跌撞撞的勉强完成,《幻灭》这部长篇小说的翻译,真是蕴含着他多少不眠之夜,多少心血啊!

我父亲在译毕《幻灭》之后,由于当时国内整个文艺界形势严峻,文艺处于禁锢时代,于该年十月和十一月两次致函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提出鉴于“甚难选出适合目前国内读者需要之巴尔扎克其他作品;故拟暂停翻译小说,先译一部巴尔扎克传记”,并在信中谈了他选择传记版本的看法,及其翻译计划;同时他分析了“法国近二十年来有关巴尔扎克之专题论著”达“二千种以上”的情况,计划在“译完传记后”,逐步翻译有关研究巴尔扎克作品的“极有价值的文献”,“连同传记一律作为内部资料,供国内专门研究文艺之人参考。”然而,始终未获任何实质性的答复。现在看来,在那时的严峻的文艺禁锢时代,当时出版社的领导已是无所适从!

一九六五年春夏之间,父亲健康愈来愈恶化,到秋天已无法再工作,“眼睛忽然大花”,医生说这是由于“目力使用过度,如不长期休养有失明之虞。”他内心的苦闷忧虑,日渐郁积。无奈于十月二十六日给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石西民写了由父亲口述,母亲执笔的信。信中谈了给人文领导信函中涉及他翻译工作的设想与计划,以及迟迟未得任何确切答复的实情;并谈了忧心忡忡的内心苦闷,他说:“按停止翻译作品,仅仅从事巴尔扎克研究,亦可作为终身事业;所恨一旦翻译停止,生计即无着落。即使撇开选题问题不谈,贱躯未老先衰,脑力迟钝,日甚一日,不仅工作质量日感不满,进度亦只及十年前三分之一。”信中也谈及他忧虑的生活问题,他说:“雷不比在大学任教之人,长期病假,即有折扣,仍有薪给可支。万一日后残废,也不能如教授一般,可获退休待遇。故虽停止工作,终日为前途渺茫,忧心忡忡,焦灼不堪,甚难安心静养。……因念吾公历年关怀,爱护备至,故敢据实上达。私衷期望,无非能早日恢复目力,以后即或半日工作,亦尚可为西洋文学研究略尽绵薄。目前如何渡过难关,想吾公及各方领导必有妥善办法赐予协助。”

以我父亲的性格,给上级领导写出这样苦苦哀告的信件,实在是他走投无路了!由于他知道石西民当年反右时期在上海是如何想方设法, 要保护他过关,尽管事情后来夭折,但父亲一直铭记在心,所以那时候他才会给石西民敞开心扉,写出那样催人泪下的求救信!据我所知,后来石西民会同人文领导商量,每月汇给父亲二百元,作为预支稿费,所以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父亲遗译《幻灭》和《赛查·皮罗多盛衰记》出版时,一分稿酬都没有。“文革”起来后,这些就成了打倒石西民的一条罪状!

由此,我觉得父亲最后的自杀,不是偶然的。早在上世纪一九四九年从香港回国时,他就对朋友说:“我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国土上!”一九五八年四月三十日第十次批判会给他戴上“右派”帽子后,他直到次日凌晨才回家,当时他就想走不归路;但考虑到我“还在念书”,才走回了家。而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中,他觉得自己要为“西洋文学研究略尽绵薄”之力,都已无可能,他就觉得人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一九六六年九月上海音乐学院去抄家批斗,看来仅仅是个导火线!九月四日我收到舅舅朱人秀电报,告知“父母亡故,速归!”我一点没有觉得突然,早在一九六六年文革一起来,我就说:“这次运动如果一碰我爸爸,他肯定就走了!”但是我当时没有想到他们会双双自尽!我心想至少得把妈妈留下啊!事后,上海的一些父母最亲近的朋友告诉我,在他们离开两周前,曾聚会研究过一次,他们说,“我们知道要劝你爸爸别走,是没有用的。唯一是劝他把你妈妈梅馥留下!”后来我想通了,如果我妈妈留下,那以后的苦难全落在她一个人身上,尽管我妈妈人家叫她“菩萨”,那么善良,大慈大悲的一个人,后来的苦难她怎么能扛过来啊!她怎么能忍受、怎么承受得起啊!苦难太深重了!对她来说,也太残忍了!所以我觉得她还是跟父亲一起走为好,解脱了!此外,从他们的遗书来看,走得是那么的安详、从容,把身后之事交待的一清二楚,好比在平时出远门那样!父母两人几十年来相依为命,形成了一种无可言传的默契,我想他们之间在走不归路前,根本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对他们俩来说,同走不归路是一种共识,一种震撼人心的默契!这就是人的心灵伟大之处,值得后人为他们讴歌!

这是他最后的八年,所以他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这个悲剧不是他个人的悲剧,是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是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悲剧,是中国文化事业的悲剧。我们活着的这一代人,一定要一代人一代人的讲“文化大革命”这个惨无人道的悲剧。这样才能使悲剧不再重演,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责无旁贷,我们不能回避。有些人就想把这一笔抹杀,这是没有人性的表现。就像日本的右翼势力,力图篡改历史,想从日本年轻人的脑海中,把侵略中国那段残忍的历史抹掉,可能吗?绝对不可能。道理是一样的。

最后讲几个问题

什么是傅雷精神?

现在回过头来讲傅雷精神,我觉得傅雷精神就是三条,第一条就是对祖国无限的热爱与忠诚;第二条对文化事业的认真和执著;第三条对朋友的忠诚与坦荡。核心就是赤子之心。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一个“真”字!在他一生的五个时期里,都可以看到他的这颗“真”心;无论对国家、对事业、对朋友,都是那么透明,那么认真、那么坦荡,没有一点杂质,比象牙还要白。回过头来我们看《家书》的时候,就会觉得他说的许多话,许多道理,是那么真诚,完全出自内心,出自那颗赤子之心,是那么的自然,没有一点虚情假意,没有一点矫揉造作。所以每看一次家书,都会有新的感受。比如最近在准备讲座时,看到了一九六一年七月七日他给傅聪的信里谈到《梅纽因传记》,梅纽因是已故世界著名提琴家,音乐教育家,他是个犹太人,他父母对他的教育也非常严厉,花了不少心血,他对梅纽因父母对子女的全面教育,“可敬可佩”,可是归根结蒂,他认为梅纽因的母亲“始终没有弄清楚教育的目的,只笼笼统统说要儿女做一个好人,……她从未认识人的伟大在于帮助别人,人受要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和积聚更大能力量去帮助别人,而不绝对不是盲目的自我扩张。”这次再读到这段话时,我觉得讲的太深刻了,最近汶川地震,我终算到一个正面的例子,唐山地震时有一个叫张祥青的孤儿,现在长大了,是个钢铁大王,有了钱了,汶川地震一开始,他就捐了一千万,他跟他的会计说:“八级地震意味着什么,你们不清楚,我清楚!”后来在大会上一共捐了一亿一千万!我觉得这么一个人,他就懂得人的伟大在什么地方。这是正面的例子。反面的例子多极了:你看有多少贪官,多少大款,成了阶下囚。为什么?他们就是不懂得人的伟大在哪里!他们就是那么自私,唯利是图,就看到鼻子底下那点钱,对不对?

如今我们不是要创导一个和谐社会吗!怎么才能真正实现和谐社会?不是空喊口号行的,必须用傅雷这样的精神教育下一代,让每个人都有这么一颗赤子之心,和谐社会才有可能实现,否则就是空话!

最后想谈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我父亲给我哥哥的最后一封信,另一个是关于我父亲的教育观。

关于父亲给傅聪的最后一封家信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留英期间,整理了我哥哥所保存的家信,后来带回了复印件,一九八一年《傅雷家书》出版后,我哥哥就跟我讲“怎么没有最后一封信呢!记得那封信里已经预示了他将不久于人世,他快走了!”这对我来说,一直是个悬念,我知道我哥哥这个人记忆力极好,他是不会记错的。可是那封信究竟哪儿去了呢!二〇〇一年华东师范大学陈子善教授从香港出版的旧《明报月刊》上发现了林山木的文章,介绍了我父亲生前给傅聪的最后一封信,我得到这封信后,才解开了多年的悬念。大概在一九六七年,林山木到伦敦采访傅聪时,获得了这封信,而我哥哥却忘了自己把这封信给了林山木。发表在香港《明报月刊》的这封信,是当年我父亲写给儿子和儿媳的,是封英文信,但刊登的不是信的全文,也没有日期,然而从内容可以推断出这封信写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离开傅聪儿子傅凌霄的两岁生日才两天,离开他们走上不归路也不过三周左右的时间。这就是我哥哥讲的“最后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

“……有关凌霄的点点滴滴都叫我们兴奋不已,尤其是妈妈,她自从七月初就不停数日子。‘一个月后凌霄就过生日了;三星期后凌霄就过生日了’;昨晚她说:‘现在只剩下三天了。’那语气。简直像小宝宝就跟她在身边似的。

你们眼看着自己的孩子一天天成长,真是赏心乐事!想象我们的孙儿在你们的客厅及厨房里望着我们的照片,从而认识了远方的爷爷奶奶,这情景,又是多么叫人感动!

尽管如此,对于能否有一天亲眼看见他,拥抱他,把他搂在怀里,我可一点都不饱希望……妈妈相信有这种可能,我可不信。

收到毛线衣可别道谢,妈妈这么爱你们及宝宝,但只能藉此聊表心意,她常常因此而耿耿于怀……

我们在等凌霄两周岁的照片,假如能寄一张他的正面照片,我们一定会很高兴。”

这封信读来令人无比心酸的信确实预示着我父亲将不久于人世,他对“能否有一天亲眼看见”孙儿,“拥抱他,把他搂在怀里”,“可一点不抱希望。”他们致死都未能看到孙儿凌霄的“正面照片”。据哥哥讲,凌霄的两岁照片是寄出了,可那张照片去了哪儿呢?思之怆然!

下面是这段英文信的原文:

Eerything about Lin Siao excites us greatly, especially Mamma, who since last July had never ceased counting the days.

“One month later, it will be Lin Siao’s birthday; Three weeks later it will be lin Siao’s birthday.……” last night she said: “It remains now three days only.” Absolutely as though the baby is living with her.

What delight for you to observe your child growing up from day to day! What a touching scene to imagine our grandson looking at our photos in your living-room and kitchen and knowing thus his remote grandparents!

Nevertheless, I see no hope at all to meet him one day, to embrace him, taking him in my arms……Mamma does believe in this possibility, but not I.

Don’t thank us for the knittings,……Mamma always regrets that she can do so little to express her great love for the baby and for you……We are waiting for Lin Sian’s pictures of his second birthday party. If we can have a copy of his photo in full face, we will be so happy!

这最后一封家信,首先刊登在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傅雷家书》的照片版中,以后的各版家书均收录了此信。

傅雷为什么还是一位教育家呢?

现在我想谈谈为什么很多人都认为傅雷也是一位教育家呢!这不仅是因为他培养出了两个好儿子,更重要的是他有许多至今看来,颇有深刻意义的教育观。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傅雷应《中国青年》杂志之请写了《傅聪的成长》,然而当年却遭到了封杀,理由是文章“没有突出党的领导”。这真是奇谈怪论,当年约稿的记者盛禹九先生在去年为纪念先父百年诞辰发表在《书屋》第十期的文章中回忆道:“傅聪1955年得奖以前已脱颖而出;在他童年到青少年成才的道路上,主要靠的是家庭的精心培育、个人的天赋和努力、以及名师指导有方,与‘党的领导’并没有多少直接联系。不顾客观事实,硬要按照‘宣传八股’行事——‘突出党的领导’,这不是我组稿的初衷,也违背了新闻写作的基本准则。” 于是文章就退了回去。结果于一九五七年四月发表于《新观察》第八期,以后各书刊引用的均是这个版本。我直到二〇〇二年编辑《傅雷全集》,偶尔对照手稿时,发现删去了一大段我父亲有关教育的几个基本观念。现抄录于后:

……现在先谈谈我对教育的几个基本观念:

第一,把人格教育看做主要,把知识与技术的传授当做次要。童年时代与少年时代的教育重点,应当在伦理与道德方面,不能允许任何一桩生活琐事违反理性和最广泛的做人之道;一切都以明辨是非,坚持真理,拥护正义,爱憎分明,守公德,守纪律,诚实不欺,质朴无华,勤劳耐苦为原则。

第二,把艺术教育只当做全面教育的一部份。让孩子学艺术,并不一定要他成为艺术家。尽管傅聪很早学钢琴,我却始终准备他改弦易辙,按照发展情况而随时改行的。

第三,即以音乐教育而论,也决不能仅仅培养音乐一门,正如学画的不能单注意绘画,学雕塑学戏剧的不能只注意雕塑与戏剧一样,需要以全面的文学艺术修养为基础。

以上几项原则可用具体事例来说明。

由此,可看出教育以“人格”为主,是我父亲贯穿始终的教育思想,实际上就是今天创导的“素质教育”。

另外,我们可以从他给友人成家榴就子女教育问题所谈的观点可以得到印证。

“教育当以人格为主,知识其次。孩子品德高尚,为人正直;学问欠缺一些没有关系。”

(一九六五年月九月八日函)

“ 民族观念是立身处世的根本,只有真正的民族主义者才是真有骨气的人,而不是狭隘的国家主义者或沙文主义者,也不会变做盲目崇外主义者。只有真正懂得,而且能欣赏,热爱本国传统的道德、人生观、文化、艺术的特点,才能真正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而弃其糟粕。”

(一九六五年月九月八日函)

“ 求学的目的应该是“化”,而不是死吞知识,变成字典或书架。我最讨厌有些专家,除了他本身学科以外,一窍不通,更谈不到阔大的胸襟,高远的理想。也有科学家在实际生活中毫不科学;也有文学家艺术家骨子里俗不可耐。这都是读书不化,知识是知识,我是我,两不相关之故。”

(一九六五年月九月八日函)

“估量一个人,我从来不用名利做标尺的。名利是副产品,清清白白

做人才是主要目标舍本逐末,结果恐怕反而两头落空。”

(一九六五年月七月十六日函)

“ 求知主要是认识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客观世界包括上下古今的历史和千百年人类累积下来的经验,以及物质的空间;主观世界是指自我的精神领域和内心活动。这两种认识的基础在于养成一个客观冷静的头脑、严密的逻辑、敏锐的感觉和正确的判断。”

(一九六五年月九月八日函)

我想在《傅雷家书》中整个就贯穿了我父亲这些教育的理念。

最后我想以这么几句话来结束这次谈话:

傅雷是什么样一个人?

傅雷是一个具有一颗高尚赤子之心的绝对纯真的人。文学家在他身上可以感受到纯真的情怀;艺术家可以在他身上汲取音乐和美术的养料;教育家可以在他身上得到深刻教育理念的启示;哲学家可以在他身上获取深邃的哲理和思想;历史学家可以在他身上认识一代知识分子震撼人心的灵魂。而他“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愁“,最终悲壮的走完了五十八个春秋的人生。这就是傅雷。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