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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光洲:一名记者眼中的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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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光洲为《东方早报》记者,曾于2008年最早揭露三鹿奶粉事件。

当我们对于事不关己的问题仍缺乏足够的行动力,当我们仍过多地考虑个人的利益而忽视对公平公正正义的追求时,说“公民意识的觉醒”仍为时尚远。

执政者如何在制度设计上,尽量保障所有年轻人通过公平公正的渠道进入主流社会,成为社会是否能稳定的关键问题之一。

如果中国无法保持持续的高速经济发展,所有被隐藏在经济发展背后的社会问题都会迅速地浮出水面。这一天迟早会出现,甚至不用等很久。

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虽然在各方都明白,信访与“血拆”已成为威胁稳定的社会问题时,有关方面还宁愿放任甚至是纵容各地政府的肆无忌惮。

这种用时间换空间、用发展换稳定的短视思维很快就会受到挑战。

中国哪个行业最安全,那就是知识分子。因为面对诱惑与风险,中国的知识分子早已没有了良心,所以也就安全了。不过,幸好有还敢说真话的于建嵘先生在,这个国家还是有希望的。

在改革开放30年及建国60年,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人们对言论自由度的追求正在日益被提上了日程。而“推特”及微博等网络新媒体出现,给执政者对于言论自由的管理水平带来了更多的挑战。

用官员的思维看是“拆出一个新中国”,而在我看来,网络也同样会“织出一个新中国”。

12月25日,浙江省乐清市的原村长钱云会离奇地被大卡车撞死。有网友爆料称,钱云会生前曾多次举报或上访关于当地一些工程的违法征地情况,而钱云会是被一个电话骗出家门后,紧接着就发生了这起“事故”。随后,当地官方发布了一则关于此事的短消息,称这起“事故”只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

截稿时,关于钱云会之死真相到底如何,仍未有最终结论。网友继续在微博上大给力以求真相。

经过这一年的纠结,原以为自己终于明白了“神马都是浮云”。然而,在最后几天,钱云会之死再次在我们原本如湖宁静的心头击起了层层波澜。我们发现,号称要淡定的我们,对于这个国家每个大小事件,都无法做到真正的淡定与置身事外。请原谅我们的年轻与冲动吧!

关键词:越控越涨 温总理战房价

今年老百姓反映最多的一个问题便是物价上涨,但因为很少进菜场和商场,对于这物价的上涨感受不太明显。

有一天,偶然进了次菜场,高昂的菜价确实吓了我一大跳。青菜类的每斤都在三元以上,三元以下的菜很少能见到。难怪老百姓的意见这么大!

作为居家的老百姓,多关心的是柴米油盐菜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作为新上海人,我最敏感的是房价。

房价是个老问题,中央政府的一系列调控措施似乎并不见效。以至于12月26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重返灾区——中国之声温暖行动》的直播节目中,也“跑题”谈到了房价问题。

温家宝说:“在我的任期内,一定要使房价能够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我还要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绝不会退缩。今年我们采取十条措施和五条措施,现在看落实的还不够好。”

随后,上海的市长韩正也表态说,一定要坚决遏制上海房价的上涨。正是这位市长,早年着力地向外籍人士推销并保证说,买上海的房子绝对增值。事实证明了他预言的准确性,因为自他这话之后,上海的房价至少增长了三倍甚至更多。

我2006年在上海市中心买了一套60多平米的小房,包括贷款花了60多万,三年后当我欣喜地卖出时,卖了135万。当我重新购置一套大一点的房子时,却发现这点钱根本不够用,在接近外环的地段买一套三居室的房子,居然要花200多万。为此,我负债过百万,成为名副其实的百万“负翁”。

真的很难想象,世界上还有比中国房产增值更快的投资!但在房产暴涨的同时,很多人如我一样地越来越穷。

在调控政策出台之初,房产大腕任志强亲自撰写了万字长文,差不多是指着鼻子骂调控政策的愚蠢与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

这样的言论在深得利益集团的欢呼同时,也遭到了众多网友的猛烈炮轰。不过,现实却一再证明任总的伟大与英明。因为一年之后,人们发现,调控的高调中,房价仍在继续“不听话”地上涨。

在房地产的调控的问题上,充分显示了各方利益博弈的纠结心态。众多有钱者有房者是希望上涨的,最根本的是政府希望上涨,这样土地就能卖出更多的钱了。但是,政府有时又不得不俯身听听众多无房者的声音。

任总的话一向不太好听,但我觉得基本上还是正确的。只是熟悉并强调“市场经济”的他,忘记了前面还有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定语。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定语才是中心词,“市场经济”才是修饰词。

关键词:“两会”“有点乱” 院外公关

每年的“两会”都是全国各族人民参政议政的大事。尽管不少网民称并不知道自己所在地的人大代表到底是谁以及是如何选出来的,但这并不影响到人民日报一如继往地赞扬“两会”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盛会。

不过,2010年的“两会”在媒体报道方面似乎“有点乱”。先是在“两会”仍未正式开始的3月3日,我首先报出了“政协委员发电脑”的新闻,会未开始,已在网上吵成了一团。

此后在会中,又出现了湖北省长李鸿忠抢《京华时报》记者录音笔事件。不过,还好有关方面用人不拘小节,李省长最近被提升为省委书记了。

“两会”过程中,记者们接到通知说,要注意报道的方向与基调,因为今年的“两会”报道显得“有点乱”,因为记者过分关心类似于“抢录音笔”这些的花边新闻。

在我看来,“两会”的“娱乐化”是“两会”报道进步的一个表现,这样的“两会”才是有血有肉更加真实。如同我就很喜欢看台湾国会开会时,议员抢桌子抢板凳的,我总盼望着哪一天,我们也能这样身体力行地为自己或自己代表的阶层谋利,这才是真正的“代表”。

在今年的“两会”中,我注意到了另外一个新现象,那就是如同国外的“院外公关”,北京的“两会”中也出现了一类似的公关活动。

很多身为政协委员的企业老总不是仅一人到会,而是兴师动众,出动精兵强将,利用这样难得的机会,频繁地进行活动,比如说寻找机会会见高官,利用媒体增加曝光率,提高知名度。我至少被动地接受到了多次这样的公关活动邀请。

接着重庆的政协委员、陶然居老总严崎提了个议案,就是关闭社会网吧。此论一出,马上引发网友群殴。我在网上声援了严委员,并不是觉得她的主张有多正确,而是我认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就应该代表自己所在选区或所在阶层说话,哪怕这些话刺痛了其他人的神经。

在目前来看,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是如何选出来的,不是我等所能改变,我倒是希望这些人能真正在代表自己所在选区及人群说话,这样的话,每年“两会”的巨额公帑也不至于完全白白浪费。

关键词:世博与“11.15”火灾 公民意识

2010年11月15日下午,上海胶州路大火夺去了58人生命。此时,离上海世博会结束只有15天,上海市委书记考察新疆回沪的飞机仍未落地。此时,上海公安消防的庆功会正在精心准备之中,仍未来得及开。

一场大火将成功举办了精彩难忘世博会的上海置于非常尴尬的境地。让有关部门悬着的心落地的,是被外界赞扬的“公民意识”,因为在遇难者的“头七”之日,十万之众的上海市民手捧白花,自发前往事故现场祭悼,场面是那么的有序与安静。

我觉得,上海市民的祭悼是出于对人性与生命的尊重,与所谓的“公民意识”觉醒似乎并无多大关系。

公民意识不仅体现为对逝者的追悼与尊重,更应该体现为,公民用自己的行动让有关部门对事故责任进行追查,担负责任。

事故至今,我们仍只看到静安区建交委负责人因此被拘,而其他的官员仍平安无事。

而当有真正的公民想用自己的笔为每个火灾遇难者写讣闻时,却因为家属的诸多顾虑而困难重重。

当我们对于事不关己的问题仍缺乏足够的行动力,当我们仍过多地考虑个人的利益而忽视对公平公正正义的追求时,说“公民意识的觉醒”仍为时尚远。

关键词:“恨爹不成刚” 围攻“官二代”

因为岁末媒体的新闻盘点,以及律师张凯被数辆车围攻的微博,本已平息的“李刚门”再次成为舆论热点。

2010年10月16日晚,一辆黑色轿车在河北大学校区内撞倒两名女生,致一死一伤,司机不但没有停车,反而继续去校内宿舍楼接女友。

返回途中,肇事司机被学生和保安拦下,但该肇事者不但没有关心伤者,甚至态度冷漠嚣张,高喊“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是李刚!”

后经查明,肇事者名为李启铭,父亲李刚是保定市一公安分局的副局长。此事一出,迅速成为网友和媒体热议的焦点,“我爸是李刚”也迅速成为网络最火的流行语。

11月23日,由于在网上披露宁夏吴忠市一“官二代”考公务员作弊,甘肃省图书馆助理馆员王鹏,遭到了吴忠市公安局警员的跨省刑拘。

于是很快有人醒悟到,王鹏之所以会被“跨省”,是因为“我爸不是李刚”。于是不久后,“恨爹不成刚”开始在微博、论坛等大量传播,并称之为2010年年度最给力语句。

按级别算,李刚只不过是一个处级干部,连高干的级别都算不上。但李启铭在“危难”之时,很快地意识到最有用的方法不是道歉,而是“拼爹”。

在网络的强大攻势下,李刚在中央电视台上痛哭流涕。然而,在幕后,另一场大戏正在上演。据受害者陈晓凤的代理律师张凯介绍,迫于各方压力,陈家不得不接受了李刚的46万元民事赔偿。

老实的陈广谦(陈晓凤父亲)并不是不想知道女儿死亡的内幕,他之所以接受赔偿的原因在于,“我只知道他(李刚)是有权的人”。

在如今,“拼爹”从某种程度上说,已成为一些年轻人挤入主流社会最重要的手段。年底,媒体再次爆出湖南省冷水江市人事局局长曹长清以“为党工作了几十年”的名义,将尚在读大三的儿子安排到了当地财政局工作。曹长清同样遭到了众多网友的“围攻”,曹家儿子的工作自然也泡了汤。

在今年,网友在网上“围攻”“官二代”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应该正视的问题是,经过几十年的奋斗,我们发誓要消灭的“阶级”与“贫富”差别问题不但没有被消灭,且有越来越分化生长之势。

在今年年初,有学者对数百万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大学生们进行了调查,这群被称为“蚁族”的年轻人正处在被抛弃的边缘。

我眼前总是浮现出一幕场景: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让美国的退伍军人和学生走上了街头。

因此,执政者如何在制度设计上,尽量保障所有年轻人通过公平公正的渠道进入主流社会,成为社会是否能稳定的关键问题之一。

如果中国无法保持持续的高速经济发展,所有被隐藏在经济发展背后的社会问题都会迅速地浮出水面。这一天迟早会出现,甚至不用等很久。

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虽然在各方都明白,信访与“血拆”已成为威胁稳定的社会问题时,有关方面还宁愿放任甚至是纵容各地政府的肆无忌惮。

这种用时间换空间、用发展换稳定的短视思维很快就会受到挑战。

关键词 拆迁养活知识分子 底层的情绪

2009年12月19日晚,杭州凯悦大酒店,《新周刊》年度颁奖盛典正在召开,今年最后一个大奖——年度新锐人物,颁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研究员于建嵘。

上台前,于建嵘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说,“我以为不是一个小聚会,于是穿得很随便,没想到大家都穿正装”。

于建嵘的获奖是因为他长期致力于研究中国的信访问题,并执着地以知识分子的良心替小老百姓说话,而从知识分子变身“新锐”,在某种程度上是缘于他的一则微博。

11月初,于在江西万载县讲课时,号召大家不要去拆老百姓房子,该县县委书记就拆迁问题与其发生观念之争。

于建嵘:假如拆的是你家的房子,你怎么办?

万载县委书记陈晓平:发展就要强拆,不然你们吃什么?

正在接受书记宴请的于建嵘愤而离席,此后又把此事发在自己的新浪微博上,于是迅速地引发了一场关于“知识分子吃谁的”的严肃讨论。

知识分子吃谁的?自孔老夫子之后的几千年来,似乎从未有人把这事当作个问题提出来。

陈晓平书记的“拆迁养活知识分子”新答案,确实雷人不轻,这引得一向说话幽默辛辣的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在颁奖晚会上认真地费了半天口舌,进行辩驳。

相比于陈晓平书记的拆迁言论,此前10月份,同在江西的宜黄县有关官员在为“血拆”于网上发长文辩护时,就明确地强调说,“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

两位官员的拆迁新论,真的是一语道破天机:为了新中国,为了GDP和政绩,任何阻碍拆迁的人都只能成为阶下之囚、轮下之鬼。

“血拆”频见、舆情愤慨之后,各种更为离奇的悲情拆迁故事仍在继续上演。两位官员的真实告白,让我终于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在目前,信访和拆迁问题是埋在繁荣表象之下、正在迅速升腾燃烧的地下之火。总有一天,我们会理解并看到,这种有意忽视底层不满情绪的傲慢自大,是多么地愚蠢与可怕。

我总是有种隐隐的担心,拆出“新中国”的同时,我们建起来的是失去民心的沙盘大厦。而忽视了底层对于公正、正义追求的正当性,并轻视了人们对私有财产誓死保护的坚决性,“血拆”出来的城市与国家也正在失去它的执政之基。

“当大家都在对强拆政策口诛笔伐的时候,似乎大家都罔顾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强拆政策的受益者,君不见,当您安住在宽敞舒适房子里、当您行走在宽阔明亮的大街上,当记者住在高级宾馆挥笔写就痛斥强拆政策文章的时候,您是否想过,您脚下的土地可能就是政府用强拆手段征来的?”

无需费力地去反驳宜黄官员这样振振有辞的辩护,我们应该反思的是,在面对一些罪恶的制度时,我们是否也是帮凶?是否因为利益均沾而对问题视而不见?

记得前年的时候,在复旦大学的一场关于“新新中国”的论坛上,面对于建嵘老师对中国问题的过分忧心忡忡,中国前驻法大使吴建民先生劝导说,要多看到中国的光明面。

是的,如同专栏作家小宝所言,中国哪个行业最安全,那就是知识分子。因为面对诱惑与风险,中国的知识分子早已没有了良心,所以也就安全了。不过,幸好有还敢说真话的于建嵘先生在,这个国家还是有希望的。

关键词:独唱团放行与绝唱 言论的尺度

就在我落笔写这年终文章时,忽闻一颇让人意外的消息:韩寒的《独唱团2》难产了。

消息来自于《独唱团》的主编马一木。他于12月27日凌晨在新浪微博中发布了这一消息:“这瓶酒本来是韩寒拿来准备给《独2》上市庆功的,现在要封存几年了。今天不是愚人节,是润之老师诞辰。独唱团团队宣布解散。岁月长,衣衫薄,同学们,就此别过,我爱你们。”

就在此前的一天,我在报摊上看到类似《独唱团》的杂志上市,并问了摊主,是不是《独2》,回答“是的”,于是心存欢喜。为了贪图两元多钱的便宜,我临时决定用打折卡到季风书园去买。

如今铁的事实证明,我当时是看花了眼。发生这样的误会,除了是山寨版模仿极像之故外,还有我盼之心切的因素。

此前几天,每路过报摊,总要问一下,《独2》何时上市,得到的回答总是“明天”或“后天”。没想到这一等便等成了绝唱。

对于《独2》在临出版前的突然夭折,其实“韩粉”们早就有心理准备。因为,毕竟《独1》的上市就经过了反反复复地一波三折。但因为有了《独1》的公开发行,才顺理成章地希望下一期的面市。

其实,《独1》出来后,有些人甚至有些失望:表面上野心勃勃的《独唱团》并没有想象中的可怕。和网络上的言论相比,《独唱团》的尺度应算是相当有度。

我一直认为,让一些人觉得害怕的韩寒是个懂事的孩子,如同最近他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到,“为了自己的孩子和家庭,你会在公共言论上有所收敛吗?”时,他说“我一直很收敛。”

韩寒的“收敛”与克制并非谦虚之词。最典型的事件是,奥巴马访华期间,指定要韩寒参加在上海的见面会时,这个年轻人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样的乖巧估计让不少人松了一口气。

然而,韩寒的杂志还是不幸地“被夭折”了,表面的原因在于刊号问题,在一些喜欢“察言观色”的人士看来,这可能与言论的尺度或自由度有关。

《独唱团》的编辑说,“我不愿相信这是真的,我坚信我们会重新回来”。不过,我总觉得这样的话是一句让人不至于过度悲伤告别的安慰而已。既然可以让你不办,自然希望你干脆别回来。

其实,一本《独唱团》的放与关,不是问题的根本。而韩寒及这本杂志成为万众瞩目的热点话题,则是应当引起我们关注及思考的:在改革开放30年及建国60年,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人们对言论自由度的追求正在日益被提上了日程。而“推特”及微博等网络新媒体出现,给执政者对于言论自由的管理水平带来了更多的挑战。

用官员的思维看是“拆出一个新中国”,而在我看来,网络也同样会“织出一个新中国”。

(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