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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的路走了60年–潜伏台湾红色女特工被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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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跨越60年的寻找:南京的女儿寻找母亲、江苏的作家寻找英雄、台湾的记者寻找历史。而终究,2010年12月9日,他们共同寻找的1950年“轰动台湾间谍案四要角”之一的朱枫,跨过了那湾浅浅的海水“回家”了。

2010年12月9日,北京天空晴朗,天气出奇的好。

当日中午12时40分,从台北起飞的长荣航空公司BR716航班正点抵达北京。台湾中国生命集团董事长刘添财先生神色凝重走进机场的贵宾厅,胸前捧着一个白色圆桶状旅行袋,背带在身后交叉,他小心呵护的是袋内朱枫烈士的骨灰坛,“我们来把老奶奶安置好。”刘添财说。

在场的朱枫后人和几位民政官员、学者朋友,大家都站起来,悄无声息。朱枫的外孙女徐云初眼圈红了,用几乎耳语似的声音说“外婆,回家了”。这一趟回家之路,朱枫“走了”60年。

因为年岁已高,朱晓枫没去北京,接受母亲骨灰坛全权由在北京工作的女儿、女婿办理,但当天老人的心都在北京,她和母亲已经整整分别64年。朱晓枫最不能忘怀的是母亲就义时的场景:朱枫被几名军警押着奔赴刑场,双手反扣,脖颈、肩头都有绳索绑捆,但一身旗袍的朱枫挺着头,目光坚定,脸上毫无畏惧之色……

这个场景被照片定格。2000年12月,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老照片》丛书第十六辑上发表署名秦风的文章《战争后的战争》,在叙述“吴石、朱枫案”的经过时,配发了朱枫临刑前那张历史照片。在写给《老照片》的回应中,朱晓枫表示:“这是我50年后第一次看到当时的情景,一时间感慨万分,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我的心情。”

秦风所谓的“吴石、朱枫案”即1950年轰动台湾的“间谍案”。1950年6月10日16点30分,中共华东局特派员朱枫在台北马场町被处死刑,身中6枪而亡。和她一起被害的还有国民党3位将领,其中有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此事,当时被港台媒体冠以“吴石、朱谌之(朱枫别名)间谍案”和“轰动台湾间谍案四要角”等名称,朱枫是四人中唯一的女性。

吴石是北伐先驱,保定军校高材生;他是白崇禧同窗,蒋介石校友;他是参谋奇才,曾任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官拜陆军中将;他是中共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最高级别情报官,1949年8月,吴石被蒋介石任命为“国防部参谋次长”。他抵台后便展开了情报搜集工作。为尽快取回情报,华东局领导决定派长期在香港活动并有子女在台的女情报员朱谌之(化名朱枫)潜入台湾。后因叛徒出卖两人被捕,英勇就义。

“母亲牺牲的消息对我来说并不意外”,从9岁就被母亲送到全国最著名的儿童抗日团体之一台湾少年团的朱晓枫,深知母亲工作的危险性,因此当1950年春节过后,原本告知要回家的母亲迟迟未归时,朱晓枫就预感到母亲出事了。

朱晓枫今年已80高龄,记者赴其家采访时,这位端坐在客厅的老人如同母亲一样,虽然年岁已高但气质甚佳。她还记得和母亲生前的最后一次见面。那是1946年,当年2月台少团解散,朱晓枫回到上海家中跟母亲团聚了三个月,这成了她一生中最幸福的3个月。那时,朱枫在中共所办的一家纱布公司主管财务,每天中午,朱晓枫都去这家公司与母亲一起吃饭。

3个月后,朱枫把刚刚团聚的女儿又送往苏北解放区,在上海吴淞口一个渡船码头,朱枫对女儿多有嘱托,“还给了我一块金锁片,因为国民党发行的钞票在解放区不能用”,那时朱晓枫还叫朱倬,为防止路上国民党盘查,朱枫将女儿的名字改成朱明珍。其后,朱晓枫来到淮阴解放区,后成为一名军医大学生。

1951年,毕业分配到南京军区卫生部的她接到母亲遇难台北的确切消息,自此改名朱晓枫,作为对母亲的纪念。“我年岁已大了,让母亲”回家”是我最后的心愿”。自从看到那张母亲就义前的照片后,朱晓枫朝思暮想盼着能将母亲“接回家”。

获知朱晓枫的心愿后,因撰写《朱枫传》与朱晓枫相熟的江苏作家冯亦同找到了山东《老照片》的主编,得知笔名“秦风”的台湾作家、新闻和文史工作者徐宗懋将来大陆。时值2003年新春,朱晓枫夫妇在冯亦同的陪同下专程从南京赶到上海,拜会已结束大陆之行即将返台的徐宗懋先生。

“徐先生是位热心人,他了解到古稀之年的朱晓枫女士一直在为寻找母亲遗骸作多方努力仍未有进展,很爽快地表示愿意帮忙。”冯亦同介绍说。

朱晓枫给徐宗懋留下了委托书,自此徐宗懋在海峡对岸开始了艰辛曲折的寻找。

偌大的台湾,因特殊身份就义后朱枫究竟安放何处,后人手中有价值的线索并不多,况且时光已经过去了60年。朱晓枫告知徐宗懋:有消息说当年为母亲收尸的,是住在台北的姐夫王朴(又名王昌诚)和姐姐陈志毅(小名“阿菊”),朱枫正是以去台北看望女儿阿菊和襁褓中的小外孙为由向台湾当局申请并获得批准的。阿菊是朱枫已故丈夫陈绶卿前妻所生四个子女中的老么。

回到台北后,徐宗懋马不停蹄开始寻找阿菊,最后在曾任台北市民政局长林正修的帮助下,找到了阿菊!

朱枫当年正是在阿菊家里从事共产党的秘密工作,她被捕后,阿菊夫妇也被逮捕,60年能让阿菊消融往事吗?

当徐宗懋向阿菊提及朱谌之时,刚才还面容和蔼的阿菊突然变脸:“朱谌之是共匪,跟我没关系,我们一家都是国民党。”徐宗懋立刻找出朱晓枫的委托书,老太太若有所思,神色趋缓,她说,朱枫被枪决后,他们夫妇二人“被关了几月”、“尸体是政府处理的”。

阿菊的“朱谌之是共匪”让徐宗懋感慨万千,寻找路上的曲折和情感撞击让这位热心人士身心俱疲:“我发觉自己真正追寻的并非朱谌之的遗骸,而是试图回答许多中国人心中都有的疑问——海峡的风、海峡的雨让它更显沉重,但这个问题绝不只是关于这道海峡,而是所有愿意付出自己生命让下一代活得更好的中国人都曾问过自己的。”

转机出现在2009年12月,现住上海的宜兴籍人士潘蓁在台湾参加“2009秋祭”,潘的父亲也是在解放前赴台,以教师身份做地下工作,至今下落不明。他本是为寻找失踪的父亲而去,意外地在辛亥第二殡仪馆提供的一份名册中,发现了“朱湛文”的名字——名册上编号77的无主骨灰坛署名为“朱湛文”。潘蓁认为“湛文”有可能是“谌之”二字之误。

接到潘蓁的电话后,徐宗懋托请他的大学同窗、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朱浤源教授帮忙寻找。出自人道善良和对这段历史的探究心,朱浤源教授以研究近代史的名义,进入了一般人难以进入的领域。

朱教授在台北墓葬管理处查询资 料后获悉,确有一个疑似朱谌之的名字“朱湛文”登记在第二殡仪馆提供的政治受难者名册上,原编号233,后改为77。根据资料,此骨灰坛现安置在台北市南郊的富德公墓。

朱教授和朋友数度前往富德公墓,在那里“一个个骨灰坛都由白色编织袋包裹,必须在角落里拿出来看,大约300多个无主的骨灰坛,都乱七八糟地堆放在一起”。然而,当大家好不容易找出“77”号编织袋时,却发现里面并不是“朱谌之”的骨灰坛,“骨灰坛上的名字和袋子上红油漆写的名字,对不上。”一时,海峡两岸关注此事进展的亲友皆心情压抑,“我们都祈祷,朱枫烈士在天有灵,让我们找到她。”好在公墓管理处对此非常重视,下令一个月的扫墓期过后,展开全面彻底清查与整理所有数百个错置骨灰坛的工作。

5月6日,朱浤源终于发来了消息,经过公墓工作人员和自己数小时的翻检,终于在角落里找到了刻着“朱谌之”名字的骨灰坛。原来骨灰坛上的朱谌之几个字,‘谌’和‘之’都是连笔,所以才会被登记人员误写成“湛文”。

时隔六十年后,终于获悉母亲骨灰下落的消息,朱晓枫一家人的欣喜自不待言。

多年来,夫妇俩也曾准备赴台,但因种种原因,几次赴台的计划都搁浅。因为年岁已高、领回母亲骨灰的工作,朱晓枫全权委托在北京的大女婿李扬处理。

“因为两岸之间处理此类‘历史遗留问题’尚无先例,无论是家属身份和死者关系的认定,还是‘骨罐’的领取和出入境,都有相当复杂的手续要办。多亏两岸来往的最高层级‘两会’(海基会和海协会)直接过问了此事,有关方面对李扬说:海基会和海协会为此事合作,可以称得上是一次‘破冰之旅’。”冯亦同对本报记者介绍说。

其后,朱晓枫一家开始了冗长的办理手续的过程,“我的身份需要公证,我和母亲的关系需要确认和公证”,朱晓枫对本报记者介绍,她找到了读书时的档案,在这份档案里,母亲一栏填的正是“朱谌之”。直到11月底,一切手续才全部办妥。

12月9日,由台湾中国生命集团董事长刘添财先生亲自护送的朱枫烈士骨灰坛飞抵北京。国家民政部在机场贵宾厅临时设了一个灵堂,看到刘添财先生亲手捧着骨灰坛,小心翼翼地走进贵宾厅,在场的朱晓枫女儿、女婿非常感动,“完全没有陌生感,仿佛一家人”,李扬说。

交接现场,刘添财讲述了一个小插曲。他说:“我们公司和快递公司合作几十年,从未有丢失文件的状况,没想到上飞机前一天,证明文件却丢了。当时台北正下雨,我们担心至极时,接到一个大楼管理员的电话,说在一个角落捡到了老奶奶的证明文件,我想,这都是老奶奶在天保佑我们的缘故。”一席话下来,在座者无不动容。

目前,朱枫的骨灰暂存在北京八宝山。朱晓枫一家人正在商议如何安葬朱枫烈士。除了北京、南京外,朱枫的故乡浙江宁波也热切盼望能够迎接英雄回家。朱晓枫对本报记者表示:今年清明时,母亲朱枫将入土为安。

和朱晓枫同城的江苏作家冯亦同是《朱枫传》的作者,一位文学工作者的使命感,让他觉得这么多年过去后,社会有完整认识朱枫烈士的必要。从2001年底开始,冯亦同开始奔走于南京、浙江、上海、北京多地之间,寻访朱枫生前的同事、知情者,查阅当年的档案、材料,写下20万字的《镇海的女儿——朱枫传》。这是迄今为止关于朱枫最完整、最客观的一本传记,“写这本书时,我都是实事求是,未敢有一点夸张和虚构。”冯亦同对本报记者说。

彼时,朱枫还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富家小姐:“不仅字写得清秀,还能画画,绣花、做女红,更是一把好手,”“她和同学一起弹琴、唱歌、背诵唐诗宋词,也读郭沫若、郁达夫的白话诗文。”

冯亦同造访了浙江镇海的朱家大院,那里是朱枫小时的成长地,1905年朱枫出生在这里。“(朱枫的)闺房是一幢粉墙黛瓦、红漆雕栏的两层小楼。”这时冯亦同才发现,朱枫竟然是一个富贵人家的千金小姐,父亲朱云水是镇海、舟山一带渔业界名人,管船队、开渔行,有万贯家财。

彼时,朱枫还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富家小姐:“不仅字写得清秀,还能画画,绣花、做女红,更是一把好手,”“她和同学一起弹琴、唱歌、背诵唐诗宋词,也读从上海、杭州等地输入的郭沫若、郁达夫的白话诗文,”冯亦同介绍。

对朱枫后来人生产生较大影响的是她在宁波女子师范学堂的同学陈修良,陈修良后来曾任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在这位进步同学的带领之下,朱枫走出闺房,在“五卅运动”所引发的学潮中第一次走上街头,兴奋地参与各种示威活动,爱国的火种和革命的热情已蛰伏在这位热血青年的心头。

真正让朱枫走上革命道路的是卢沟桥事变,此前朱枫有一段曲折的婚姻,她当了大他十余岁的同乡陈绶卿的继室,未料数年后丈夫因病去世,留她一人照看丈夫和前妻所生的四个孩子,以及自己亲生的两个小孩。1937年,卢沟桥事变激起全国上下的抗日热情,在外侄朱晓光的“鼓动”之下,朱枫再次走上街头,“同一帮年轻人活跃在大庭广众之中,刷标语、散传单等。”

其后,在新知书店的掩护之下,朱枫、朱晓光一起辗转上海、武汉、广西、重庆、浙江等地进行革命活动,从1937年到1948年间,两人出生入死,分别几度入狱,但都机智、坚强地度过。这期间,这位从旧式大家庭中走出的富家千金再迈勇敢一步,和小她十余岁的朱晓光结成革命伴侣。

1948年,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迅猛发展和国民党统治的加速崩溃,香港成为双方角力的重要战场。当年深秋,朱枫被中共华东局派赴香港,表面是香港合众贸易股份有限公司的职员,实则继续从事财经和秘密交通工作。

1945年春,朱枫在上海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8年,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迅猛发展和国民党统治的加速崩溃,香港成为双方角力的重要战场。当年深秋,朱枫被中共华东局派赴香港,表面是香港合众贸易股份有限公司的职员,实则继续从事财经和秘密交通工作。

1949年9月24日,在写给朱晓光的信中,朱枫明确表达了对六天后就要举行开国大典的红色首都的向往:“多么有趣的地方啊!我也遥想着,只是不能去,想想而已。”

11月4日,朱枫又在给晓光的信中吐露自己的心情:“今日有许多信从上海邮来,可是没有寄给我的,毫不怅怅。我知道你一定以为我也许走了。就不必再写了。好吧,就在心里想念着,想念着,想念着,一直想到再见的时候,会更增加愉快的!”

朱枫以两月为期,乐观地估计自己在旧历新年前能够与家人团聚。这段时期,在香港的朱枫除了积极为赴台完成任务准备、熟记未来通讯联络中使用的隐语外,心思已经飞往北方。

1949年11月25日清晨,在维多利亚港的天星码头,合众公司的几个同事一起为朱枫送行。“临别之际,她微笑着,有点激动,我只以为她怀着回沪与家人团聚的喜悦,却没有理解这是一个深入虎穴,冒死出征的战士的壮烈情怀。”友人林如云在怀念文章中记载。

1949年11月27日,朱枫抵达基隆港,阿菊(阿菊为她前夫的女儿)和丈夫一起来迎接这位妈妈,虽然不是亲生,但阿菊和朱枫母女俩关系很要好。朱枫对阿菊说:“这次来主要是看你们和小宝宝,也有一点生意上的事情需要联络。因为上海那边的公司急着调我回去,过大年前是一定要走的。”

“而此时岛内形势已相当严峻,”冯亦同介绍:国民党派出大批特务、军警和情治人员,加紧了对全社会的监控和管制,四处侦查和搜捕地下党人和异己分子。

很快,朱枫和中国共产党台湾地下工作委员会最高领导人蔡孝乾(化名“老郑”)联系上,并经其安排最终和吴石将军接上头。

从此,每逢星期六下午4点钟,朱枫都到吴公馆去,将吴石准备好的文件、图表等密件取回。

到了第二天,周日上午10时,朱枫准时在建昌行跟“老郑”接头,把书面材料交到蔡孝乾手中,同时将吴石口述的一些重要信息告诉他,同时也听取这位“台工委”负责人通报最近的情况。一切都进行得相当顺利,那些绝密的军事情报通过地下党安排的交通渠道送回香港和大陆。

法庭上,朱枫万分放松地依靠在法庭的栏杆上,神情自若、态度从容,好像周围的一切跟她毫无关系。

朱枫甚至都作了离台返回的准备,在她写给上海同乡好友的一封信中,她说将在月内返家,“望顺告小女及晓妹,多年不见想念弥殷,得此可增快慰也”,值得强调的是,在这封信中,朱枫留下的签名是正气十足、从未使用过的“威凤”二字。转眼间元旦已过,就在朱枫即将完成特派员的任务,喜悦而又渴盼地计算着归期的时候,最令人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因为蔡孝乾的被捕和变节,被出卖的朱枫很快被国民党抓获。之前已闻知风声的朱枫虽经吴石将军安排,已经逃到了老家镇海对面的舟山群岛上,但因为无船渡海,朱枫还是没能逃过抓捕。“阔别十多年的故乡就在烟波迷茫的对岸,你可以想象她被捕前每天望眼欲穿和夜夜梦回的煎熬。”冯亦同介绍。

被捕后,朱枫决意寻死。1950年2月26日,在看守所内,朱把贴身的金锁片和自己穿的海勃龙大衣肩衬里的金手镯咬碎,二两多重的金子,这位刚强的烈女子分四次混热水吞下。吞金之痛人们可以想象,次日被看守发现时朱枫已经痛得昏迷,如此重要的人物寻死,国民党不敢怠慢,直接派飞机把她送往台北医院。

4件金饰残片在朱枫胃里留了两天,最后被医生们以泻药排出,这份吞金的X光片至今还保留着。审理此案的国民党少将谷正文后来曾留下一篇《吴石等叛乱案》,称朱枫“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并赞其“党性坚强、学能优良”。

1950年6月10日,国民党最高当局授命组织的“特别军事法庭”最后宣判,除了吴石、朱枫外,还有陈宝仓中将和吴石的副官聂曦上校,这就是当年轰动台湾的所谓“间谍案四要角”。

法庭上的新闻摄影官拍下的照片记录下当时的情形。法庭上站满了全副武装的法警,肃穆、恐惧的气氛逼人,朱枫身穿一件淡绿色碎花旗袍出庭,外罩深蓝色毛线上衣,只见她双手揣在一起、万分放松地依靠在法庭的栏杆上,神情自若、态度从容,好像周围的一切跟她毫无关系。

牺牲一年后,1951年7月,上海市政府追认朱枫为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