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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被精神病”六年半 徐林东获赔3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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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后回到家的徐林东,看到家已荒芜,门前的荒草已漫过了膝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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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着精神病院服的徐林东,还记得自己一共被捆绑48次,过电54次。

被强行送至精神病院关了六年半的徐林东近日与政府达成调解协议,12月22日,他拿到了30万元的补偿款。

据《法制日报》报道,徐林东是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大刘镇东王村农民。他的邻居张桂枝一家三口都是残疾人,1997年,张桂枝发现儿子的土地使用证宅基面积被人改小,多次交涉无果后,张桂枝将大刘乡政府告上法庭。

因同情邻居的遭遇,徐林东主动充当起张桂枝的诉讼代理人,并不断向各级部门反映问题。2003年10月30日,大刘乡政府强制把他送进了精神病院,直到今年4月25日,经媒体披露后,徐林东才脱离精神病院回到家中。

《财经》杂志的一篇报道(观看需注册)称,2003年10月,“被精神病”的徐林东被乡政府关押了十天后,转去一家屠宰场关押,四天后被送往河南省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住院时,乡政府的工作人员直接与医生进行沟通,徐林东并未在场。乡政府的工作人员走后,医院让徐林东自己更换病号服,之后并未问他其他问题,也未进行任何检查。从诊断到入院,乡政府自动扮演了他的监护人角色。

徐林东在被关进精神病院之后,多次向医院提出回家,医院总是不受理。在与护士闲聊的过程中,护士告诉徐林东,他是乡政府和医院的协议病号,乡政府说他没病他才能走。之后,徐林东就放弃了继续申请回家的努力。徐认为,协助收治的精神病院,在中间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徐林东回家后,源汇区官员到其家中慰问。民政部门送去了500元生活费及1000元救济金,并帮助徐林东添置了部分生活用品。

4月27日,源汇区区委常委会作出决定:对涉及“徐林东事件”的4名责任人予以免职,纪检监察机关还分别对4人的违纪问题立案,组织进一步调查。

12月9日,徐林东和大刘镇人民政府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协议约定,该协议是双方之间解决以前问题的最终协议。大刘镇人民政府承诺一次性给徐林东人民币30万元作为对其的各项补偿,并在15日内付清。在协议中,徐林东还对大刘镇人民政府为其解决低保和生活救助的举措表示感谢。

徐林东代理律师常伯阳向财经网记者介绍,双方在达成协议之前,协商了七个月,除围绕赔偿的具体数额之外,镇政府还要求徐林东放弃后续对精神病院起诉的权利。常律师说:“镇政府是担心问责精神病院的同时再涉及政府。但我们认为政府和精神病医院应承担的责任不同,政府是在于没有权利强行送治徐林东,而精神病院则不应违规收治。”

据悉,元旦过后,徐林东会同时起诉曾经收治过他的河南驻马店市精神病院,以及漯河市精神病院。

“虽然这次赔偿没能经过司法程序,而且政府也拒绝给予徐林东书面的正式致歉,但就赔偿数额来讲,还是可以的。而且,政府也口头上承认了错误,表示了姿态,这在类似案件中算是开了先河。”常伯阳说。

此前据本网报道,2010年10月10日,第十六个世界精神卫生日,内地两家民间公益组织发布一份4万余字的《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下称报告),该报告揭示了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现存缺陷,并提出了改革建议。

报告援引多方数据指出,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重性精神病患人数已超过1600万。精神病发病率已占我国所有疾病发病率总数的20%,未来20年将增至25%,远远高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10%。

与国内精神病人庞大的人数、高发病率相对的,是被概括为“该收治不收治、不该收治被收治”精神病收治乱相。

报告通过刘亚林杀童案、陈建安弑兄案、江苏朱金红案、广州何锦荣案、深圳邹宜均案等大量个案及众多新闻报道的分析发现:由于医疗资源配置错位,大批患者因经济困难而得不到治疗,而一些正常人却被与之有利益冲突的人强行送往精神病院——这一混乱现状使得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制度的受害者,面临来自未收治患者和精神病院的双重威胁。

据该报告的牵头执笔人、深圳律师黄雪涛表示,希望籍此保证当事人的诉权得以完全实现,免受精神病医生权利滥用之苦。

在2001年接受世界卫生组织(WHO)调查的160个成员国中,已有四分之三的国家和地区有了精神卫生法,中国所在的西太平洋地区国家中,有72%有了精神卫生法。日本、韩国、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都有自己的精神卫生法。

而中国的精神卫生立法始于1985年,至2010年已历时25年,但仍难以出台。其起草由卫生部主导,起草小组的名单是保密的,草案也不向外界公布。

河南农民进京上访 “被精神病”六年半

没有做精神病鉴定,没有监护人的签字,医院却强行收治了病人,理由只有一个,政府送进来的。在徐的病历上,联系人一栏注明的是“干群关系”。

河南农民徐林东,这个进京上访的正常人,被关进精神病医院,整整六年半。没有监护人的签字,医院却强行收治了病人,理由只有一个,政府送进来的。在徐的病历上,联系人一栏注明的是“干群关系”。六年多来没有一个人追问:究竟是谁真的病了?究竟是怎样一种“干群关系”?

回家

暮春的伏牛山东麓平原到处是碧绿的麦田,白杨树的叶子已经褪去了鹅黄的底子,小河两岸的油菜花向远处铺开。59岁的徐林东,把脸紧紧贴向车窗,窗外是日想夜想家乡的气息。

4月25日下午,在驻马店市、漯河市精神病院被关了六年半的徐林东,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

“4天前是谷雨,这两天直到半夜都没睡踏实,我闻到了油菜花的香味,还听到了小麦抽穗的声音。”徐林东望着车窗外,满眼都是诗情画意。

车上,大哥徐林甫动情地对二弟徐林东说,我做了一辈子的老师,从来没有像你今天这么风光过:村书记掏钱给理了发刮了胡子,镇政府出钱给添了身新衣裳,还免费给做了个全身体检,最后从精神病院出来,还有源汇区、大刘镇、大王村的大大小小领导专车护送回家。

下午5点,车子终于到达大王村。

徐林东,一个箭步,第一个从车上跳了下来,挨个握住在场村民的手。他给在场的每一个男人发烟,如一个衣锦还乡的游子。即使新买的裤子的裤腿被踩在脚下,裤子的标牌还没有来得及撕下来,在髋部晃悠着,他丝毫未加理睬。村民越聚越多,烟不够发,徐林东赶紧拿着大哥给的100元钱,跑到了旁边小卖部,又买了两条香烟。

眼前的徐林东,让乡邻们感到些许陌生:徐林东皮肤白了,穿着咖啡色夹克和灰色的西裤,像个城里退休的老干部。在握手间,他们感慨,徐林东老了,走时黑发现在已经花白,眼睛也已经浑浊。最让他们可惜的是,徐林东的口才,8年前说起话来像决堤的洪水,现在已经木讷迟钝。

自从8年前徐林东离开家乡到北京上访后,这是大王村的乡亲们第一次见到他。听说徐林东被关进了精神病院,大家都摇头唏嘘。

在人群里,徐林东有些激动,围着身边看热闹的许多娃娃,他都不认识了。这不打紧,他现在最想看到是,自家的小院。

大门紧锁,门前杂芜的荒草已漫过了膝盖。人群潮动中,被惊起的大片蠓虫在人们头顶飞舞。大门钥匙已不知所处,表弟张得旺把锁砸开,却见多年前被风刮断的树干已经腐朽,横亘在门内。

家已经破败不堪。徐林东探身走进左厢房,8年前离家时,这里是他70多岁老父亲经营的面条铺儿,如今只剩墙角的一堆烂草。门楣上,当年郾城县政府发放的星级文明户的牌子上“五星级文明家庭”的几个字依然熠熠闪光。走进正房,发黑的玉米秆儿堆在客厅。卧室里,蜘蛛网布满墙角,只有墙上还有当年他张贴的几张人物画,画中的周润发,还是像8年前一样,年轻,帅气,拥着位姑娘,眯着眼微笑地望着他。

徐林东说,自己最像父亲,遇事耿直敢言,看不过不平的事。在兄弟们反对徐林东帮张桂枝状告乡政府,甚至不惜反目时,只有老父亲一直默默地支持他。然而大哥徐林甫对徐林东说,在你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2005年,老父亲选择了自杀。

听了这话,徐林东默默地走出屋子,双手抚胸,站在门口,良久。他抬头看了看前面邻居的两层小楼,半天挤出了一句话:“这几年付出的代价太沉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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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出院的徐林东。

邻居的官司

因为邻居张桂枝的一场官司,徐林东的人生轨迹从此发生改变。

张桂枝的五口之家,原本生活波澜不惊。在这个家里,张桂枝自己小时候患小儿麻痹症落下坡脚的毛病,丈夫耳聋,大儿子是脑瘫患者,只有女儿和二儿子是健全人。

1991年分宅基地时,张桂枝的长子王占杰分得一份,但土地使用证被村里莫名扣押。1997年2月,张桂枝开始考虑大儿子的婚事,打算拆掉老房建新房。当年的申诉状中称,张桂芝拿到使用证后,她发现宽度少了7尺半,觉得自己土地使用证有篡改的痕迹,而邻居医生王永安的宅基地却比当初分的多了,她认为是王家占用了这7尺半宽的田地。

因为这处宅基地,张桂枝和邻居王永安开始了十多年的不对称“战争”。“对方老找机会趁我丈夫不在家时打我,我就是不服气。”张桂芝回忆道,“后来,一位村干部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到乡里帮我悄悄复印了当年分宅基地的规划底单,证明我的宅基地面积确实少了,但他们就是不给我纠正。”

张桂枝坚持认为,大刘乡政府土管所在自己的土地使用证上做了手脚。为此,她甚至和大刘乡土管所所长陈永和发生了肢体冲突。

“看到一个腿脚不灵的女人,在村里常常被打,我实在不忍心了,才决定帮她去告乡政府。”徐林东说起自己的初衷。

徐林东不顾家人反对,当即让张桂枝一家人在一个全权委托书上按了手印,帮助张桂枝状告乡政府。他曾经拿着证据找乡长,去了不下50次,但乡长一次面也不给见。

郾城县人民法院(郾城县后改为漯河市源汇区)最后判乡政府处理,乡政府又以张桂枝家宅基地超过2.5分地的理由,让张再割去一部分宅基地。在乡村,宅基地是农民最大的保障,张遂上诉至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1998年6月,在两审皆输的情况下,徐林东带着张桂枝开始到北京“越级上访”。 宅基地纠纷,让两个笃信通过法律途径可以找回公平与正义的农民,没料到有一天会陷入了令他们无法自拔的泥沼。

对于徐林东的执着,侄女徐聪敏认为,这跟他的性格有关。在她眼里,二叔虽然只读到小学四年级,却写得一手好字,“飘逸、瘦、硬”,从中可以看出他性格中的“直”,另外二叔喜欢看法律方面的书,没事就扎堆和人辩论,“一圈子人都说不过他”。

和徐林东一起长大的邻居说,徐林东为人热心,就是太直了,“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不知道拐弯儿”。

徐林东的“善举”,在徐家兄弟中,引起了极大的不满。徐家大哥说,他们都不同意,一是双方都是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二是徐家在大王村也是孤户,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但是,“他倔脾气犯了,我们也劝不住,看他挨打也帮不了,我和老三家被扣上老上访户帽子,不停地受到政府的警告。”

“失踪”的人

2003年8月10号,徐林东和张桂枝又一起坐火车去了北京,他们记不起这究竟是多少次北京之旅了。

最初,他们白天去国土资源部、国家信访局等机关排号递材料;晚上,回到丰台区的城乡结合部分别找河南的上访老乡凑合着住一块,有时候也得临时窝在桥洞下或者街角。

后来,张桂枝拾破烂换钱,几十块买了辆三轮车,配上炉子、锅碗瓢勺,将就着做饭吃。拾破烂卖钱多了,张桂枝还租了间简易的房子。然而不久,许多老乡被当地驻京办带走,再也没有回来。

“我再也不敢跟老乡们在一起了,害怕被他们带走,可是我的河南口音就是改不了,有一天,我在一个郊区的大垃圾场正在捡垃圾,被驻京办听出来了,他们通知了乡里,我被带回了大刘。”张桂枝回忆说,“他们反被着我的胳膊,掐我胳膊,钻心地疼,嘴里还不停地说,‘让你还告乡政府!’”

回来后,大刘乡政府几个工作人员轮流看着桂芝,把她关进大刘南王庄的一家敬老院,一关就是32天。张桂枝说:“一名叫李会戈(音)的工作人员坐在我肚子上抽我的脸,一位工作人员用皮鞋踢我的头。”

张桂枝开始绝食,4天滴水不进。后来,工作人员放松了看管,张桂枝翻墙逃了出来,趟过齐腰深的小河,躲到了亲戚的家里。秋收后的阴历十月下旬,张桂枝再次踏上了最后一次的北京之旅。

张桂枝逃出敬老院后,乡里工作人员赶到北京,开始搜寻徐林东。2003年10月14日,徐林东被大刘乡政府派人从北京“抓”了回来。

三弟徐桂林说,2003年冬天,知道二哥徐林东被乡政府接回来后,大哥徐林甫和姑父赵改正曾去乡政府送过衣服,但当时徐林东已不在那里,打听下落也没人告知。

徐林东失去音讯,张桂枝打听不到任何有用的信息,但她仍坚守在北京,期待着命运的垂青。

2003年12月22日,张桂枝接到了漯河市残联一内部人士的电话,告诉说,徐林东正被以精神病患者的名义,控制在河南驻马店的精神病院里。但是,忐忑中的张桂枝没想到,第二年五一劳动节前,自己也被大刘乡政府接回了漯河。而这一次,她也同样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直到第二年收罢小麦,才被家人给营救出来。

逃出精神病院的张桂枝,把徐林东的消息告诉徐家。但是,对张抱着敌意的徐家上下,并没有把这个消息当一回事。一直到2007年7月,在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呆了三年多的徐林东,通过一个漯河老乡,才将消息传递给了家人。大哥徐林甫和姑父赵改正赶去探望,这是徐林东“失踪”4年来第一次看到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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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上访户每家都发有一本学习小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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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林东从病房里传递出来的求救信。

精神病院

张桂枝被关进源汇区孟庙精神病院后,被电疗了5次。

“一开始,我喊疼,叫,骂,护士就往你嘴唇上电,后来我学聪明了,咬紧牙关忍着,只是全身不停地哆嗦。”张桂枝回忆道,“他们让我往东我往东,让我往西我往西,还主动帮他们干活儿,他们就不电我了。”

“这样我就可以少受罪,找机会让病人家属给我带信儿出去。”张桂枝说,像徐林东这么倔强的人,估计没少受罪。

2003年10月,正在北京帮张桂枝上访的徐林东,被大刘乡政府从北京抓回来,先在当时的郾城县拘留所关了10天,后被送到空冢郭乡一个皮革厂里关了4天。“在乡政府里,几个干部不停地打我,打断了我的肋骨,我拍的片子至今还让张桂芝保存着。”

当年10月30日,大刘乡政府把徐林东转移到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没有监护人的签字,在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徐林东被诊断为偏执性精神障碍,被强制进行各种“治疗”。“他们鉴定精神病没有问其它问题,只问了我姓名、年龄和住址,就把我关进了病房。”

病历上关于徐林东的语言、行为以及逻辑均为正常,病史如是描述:10年前与他人打官司败诉后,对社会不满,经常到县里、市里上访告状,后来到北京上访告状达3年之久,被当地政府接回后,仍要到北京上访告状,“思想偏执”。

徐林东说,几乎每天医生都给他打“伏晨”针(音),打完针之后,他的血压升高到180,第二天再打“伏晨”,血压升高到200多,“最近这5年之中,我的脑袋一直昏昏沉沉的,视力急剧下降。”

除了打针,在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6年多里,徐林东数了一下,自己被他们共捆绑过48次,过电过了54次。“那滋味真不好受,有一次过电把我额头两边都烤焦了,过电过了1个小时多。”

驻马店精神病院一位医生介绍称,其实徐林东所称的“伏晨针”叫“氟哌啶醇”注射液,为抗精神病药,起镇静作用。长期使用“氟哌啶醇”,将会出现许多副作用,比如明显的扭转痉挛,吞咽困难等,并伴有口干、视物模糊、乏力、便秘、出汗等症状。

因为不堪忍受被强制治疗,徐林东两次尝试逃跑。有一次,洗澡时他下楼偷跑,刚出医院,地形不熟,被医院的人骑着摩托车追上。逃跑不成,徐林东还几度尝试自杀。“有一次我把吊扇上的开关盒弄开触电,没死成。后来在厕所我用头使劲撞墙,也没死成。”

在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期间,徐林东的身体不断恶化,生疮、生癣。“但他们又不给我治疗,一直在里边关着,也不让我出去”。 “乡政府说你有精神病,你就有,说你没有就没有。”医院的护士好心劝徐林东配合治疗精神上的病,“如果你再上访,再找事儿,乡政府当官的就会就地免职。”

2009年12月7日,徐林东被大刘镇政府(2004年,郾城县撤销,大刘乡改为大刘镇)转移到了漯河市精神病医院。其原因是,徐家得知了消息,并请来律师让徐林东签代理协议,同时有报社记者开始关注,驻马店精神病医院担心此事被曝光,所以才通知大刘镇政府把人接走。

“驻马店精神病院只打针不打人,而漯河市精神病院不打针但是打人。”徐林东回忆两家医院的区别。“医生给我打了‘伏晨’针,头晕,眼花,脚步不灵,嘴流口水,不停地呕吐,有时候药量重了,躺在床上几天起不来,医生还亲自给我喂饭。”徐林东对驻马店的医生还心存感激,“有时候,护士不想值班了,就让我帮忙值班,干比如给其它挂吊水的病人拔针头的活儿,护士拿酒给我喝表示感谢。”

“漯河精神病院的医生比较厉害,今年除夕吃饺子,病人碗里的饺子多的不过十个,少的五个,我实在看不下去,找医生反映情况,两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医生,不由分说”扑通“一声把我撂倒在地,一顿揍,我躺在床上好几天没有爬起来。”

“拉锯战”

为了营救二哥徐林东,徐桂林和王凤珍夫妇在忐忑与希冀中煎熬了5天4夜。“一切都跟电影里一样,你根本不知道镇政府下一步会做出什么。”徐桂林说,“最担心的是他们把二哥‘弄’成精神病,或者转移出去”。

4月21日上午,徐桂林和亲戚以及村干部赶到大刘镇政府,要求镇政府放人。镇里的干部先给他们上了一堂“缠访”与“闹访”将产生哪些严重后果的课,并问家属能不能24小时看住徐林东。未进院子,想到二哥多年的委屈,憋着一肚子火要向镇政府发飙的徐桂林,瞬间蔫了,开始低声下气地哀求他们。

次日,徐桂林他们来到了漯河市精神病院,该院副院长丁红运说:“你们家属没这个权利把他接走。他是通过乡政府送过来的,你跟乡政府协商,只有乡政府才有这个权力。” “因为徐林东反复去北京告状,影响到了乡政府,影响到了社会治安,所以才被送到了精神病院,这个事情只有通过政府协商。”丁红运补充道。

随行的常伯阳律师质问院方,徐林东没攻击他人,也没造成其它社会危害,院方不能非法强行收治。一句话激怒了丁红运:“这个事情你找政府,医生没有权利解释,乡政府送来了可多(方言,很多的意思)人,你找乡政府的书记就可以了。他的行为上可能没危害,但是他的认识上偏执,偏执本身就是个精神问题。”

4月24日,在媒体披露“徐林东被送精神病院事件”的第二天,徐桂林获知消息:大刘镇领导准备和家属协商,同意家属接人。

当天下午2时许,大刘镇党委书记李启龙、副书记孟庆春等人,在三里桥村委会约见了徐桂林夫妇,大约半个小时后,徐桂林告诉记者,大刘镇政府已同意家属去医院接徐林东回家。

大刘镇领导提出,要由镇政府先带徐林东去郑州做精神鉴定,以确定其是否真的有偏执性精神障碍。而徐桂林夫妇则认为,要先将二哥接回家休养几天再做鉴定,在场的大刘镇领导均表示同意。

半个小时后,在漯河市精神病医院大门口,副书记孟庆春见到有记者在场后突然反悔,矢口否认几十分钟前和家属达成的协议,并快速离开现场。

徐桂林一行紧拽着孟庆春衣袖不放,孟庆春无奈,称打电话向领导请示。孟握着电话,不停地在街上打转。一个小时后,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必须由镇政府将徐林东送郑州做精神鉴定,如果确定徐林东没病,家属向镇政府签署保证书,保证尽到监护责任,不让他乱跑。如果有病,要在精神病院继续治疗。”

面对镇领导的出尔反尔,一向老实巴交的徐桂林,突然变得出离的暴怒:“即便二哥真有病,监护人应该是家属而不是镇政府,家属有权利将徐林东接出来。”

医院外,孟庆春握着电话做电话请示状,直到晚上六点。病房内,徐林东已经将自己的衣服整理好放在洗脸盆里,随时准备着出院。他同病房的病人,甚至向他打出一个“V”字手势。

这天夜里十二点,疲惫不堪的徐桂林夫妇骑着电动车才从二十里外的城里回到了家。一辆神秘的黑色轿车停在了他家的隔壁,两口子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4月25日凌晨两点,徐桂林突然接到村干部电话,说镇政府的人要去医院,把徐林东接走做精神鉴定。电话刚挂,他们听到了家门外有汽车发动的声音。

徐桂林夫妇当即给孟庆春打电话称,如果镇政府半夜将人从医院拉走做鉴定,他们会立即通知已经在漯河采访此事的所有记者。大刘镇党委书记李启龙解释说,车辆出现在徐家门口,是因为镇里工作人员白天找不到他们,现在是来商量事情。李启龙还做出“我们绝对不会干违法的事情”的承诺。

早上7时,大刘镇政府派人从马鞍山接来了徐家大哥徐林甫,一起去了漯河市精神病医院。

在经过长达四五个小时的谈判后,在徐家同意让徐林东接受一次全面体检安排,及徐家签字同意承担徐林东监护责任之后,下午1点,徐林东向四周拱了拱手,终于走出了精神病院的大门。

徐家上下抱成一团,喜极而泣。

“干群关系”

“还有4天,就是我被关精神病院六年半。”徐林东站在病房门口,情绪异常平静,不停地拱手向在场的记者们道谢,“乡政府说要关我一辈子,没想到这么快就出来了”。据驻马店精神病院的病历记载,徐林东2003年10月30日被送来该院,2009年12月7日出院,随即被转移到漯河。

2003年11月21日,驻马店鉴定徐为“偏执性精神障碍”。这份病案号为“090459”的病历上还记载,徐林东是被乡政府送来该院的,联系人一栏的名字为“赵振”,与病人关系一栏注明为“干群”(干部与群众的意思)。而将徐林东送进精神病院的“赵振”即是大刘镇分管政法工作的副镇长赵廷耀。

在2009年2月2日因为年终结算另行办理的住院证上,登记徐林东的住址为“郾城县信访局”,联系人一栏的名字是“杨耀勤”,与病人关系同样注明亦是“干群”关系。另外,孟庙镇精神病医院原负责人姬建国也证实,当年将送张桂枝送入院的,“肯定是乡里的人,最少是两个或者三个”。

徐林东在该院治疗期间,费用一直由大刘镇政府承担,其中驻马店精神病医院一份交费记录上显示,2009年2月2日至12月7日的账单为12941.2元。护士曾经向徐林东证实, “是大刘乡政府交的钱,一开始一个月1300元,后来一个月1500元。”

2010年4月23日,“徐林东事件”被媒体披露后,漯河市源汇区成立“徐林东事件领导小组”。当地区委区政府要求调查人员本着“如果徐林东是你的家属应该怎么办”的态度,尽快查清事实,给群众一个交代。

果然在翌日,河南漯河市源汇区给了群众一个初步的交代,“因将状告乡政府的村民徐林东送入精神病院,大刘镇副镇长赵廷耀已被停职。”27日又作出决定,免去4名 “徐林东事件”相关责任人职务。领导小组现已初步查明:其中3人涉嫌滥用职权、弄虚作假,伪造徐林东入住精神病院所需的有关证明。

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张赞宁认为,精神病收治有严格程序,镇政府一级机构无权将公民送往精神病院。他说,只有在4种情形下患者可被送到精神病院接受治疗:一是患者本人有意愿;二是监护人及近亲属要求;三是流浪人员可经救助站等政府援助机构提出要求;四是公安机关要求但仅限紧急情况。

“显然,镇政府不属于这四种情况之一,如果确系擅自送治,并限制其人身自由达6年半,则涉嫌构成非法拘禁罪。”张赞宁说。

为了接二哥出来,徐桂林和妻子已经十来天没有去建筑工地干活儿了。

沿着漯舞路每天奔波于市区与大王村之间,他总是会忍不住多瞅几眼公路两边墙上的“非法上访,一次拘留,二次劳教,三次判刑”的大红标语。但是看了,心里又发毛。受二哥的拖累,其他二女结扎户的养老保险本都已经发下来,就他们家的没有。

在徐桂林家,和每个上访户家属一样,他手头也有一本手掌大的粉红色的小册子–《依法处置非正常上访宣传手册》,由河南省公安厅、司法厅、信访局联合下发。“有了这本小册子的上访户,子女结婚办证、上学入伍开证明,村里都会刁难你。”一位当地的上访户说。

“自从老伴儿去世后,我就不再去北京上访,得看着36岁的大儿子,他生活不能自理。”张桂芝去年当着村干部的面扔了那本粉红色的“小册子”,但天依然是村干部紧盯的对象。

“我搬到任何一个地方,村干部都能找到我,今天中午书记打来电话,叫我不要再掺搅徐林东的事情,否则对我没有任何好处,吓得我下面条多放了一份儿盐,面咸得不能吃。”24日下午,张桂枝在漯河市南郊两公里外的后谢乡一所民居里接受南都周刊记者采访时说。

这是张桂枝临时栖居的地方。逼仄的院子里,满地鸡粪,几无处下脚。几只老母鸡在柴堆里悠闲地觅食。她帮主人带孩子得以住在这儿,其智障的儿子跟着卖煤球的小贩搬运煤球,可以获得免费的三餐。小儿子08年入赘兰州,次年老伴儿去世后,她和大儿子相依为命。

张桂枝焦急而忐忑地等待徐林东的消息。“健健康康出来就好,可别被转移到其它地方。”张桂芝说,“无论是打官司,在上访路上,在孟庙精神病院都是好心的人在帮我。”

6年多来,徐林东视力越来越差,现在写字都得拿放大镜。不久前,在漯河市精神病院,徐林东托人向张桂枝要过笔和本,在几页写得密密麻麻的黄色稿纸上,他所写的仍是与张桂枝案件有关的申诉,关于自己的遭遇,则只字未提。

这个只读过三年半书,却喜欢研究法律,并且爱看《水浒传》、《三国》、《红楼梦》以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等书的豫南农民,仍坚持“为自己失去六年半的自由讨回公道”。他说,在精神病院,还有跟他一样的上访者被关押着。

这几天,乡政府组织的人在帮他铲除院子里的杂草。徐林东喜欢到院子里转转。院子里墙角里,是父亲当年亲手种植的一株泡桐树。八年前这棵树还不及一把粗,现在一个人都合抱不过来。树上正盛开的粉色的喇叭状的花,铺满了这个曾经死寂的院落一角的天空。

(南都周刊)

评论

  • 匿名 说:

    TMD!真是吃人的社会!!才30万?那些把他关进精神医院的,有刑事责任,该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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